建立“走出去”的评价体系
对“走出去”的商业评价，应该超越战略层面的泛泛讨论，进入更细腻更深入的商业分析
“现在‘走出去’，是不是还早了点？代价是否太大了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未果，国内舆论随即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企业近几年不断升温的“走出去”战略。受海外收购业务的拖累，即将公布的TCL年中业绩也可能“很不好看”——坏消息一波接一波，针对“走出去”的反思潮，也可能一浪高过一浪。
现在，是该建立一个关于“走出去”的商业评价体系的时候了。
从2002年中国入世、TCL等领先企业不久大举海外收购算起，中国企业大规模的“走出去”，已经有3年左右了。如果从海尔1999年到美国建厂算起，已有6年了；从首钢1992年收购秘鲁铁矿算起，则快14 年了。这些年来，每当一家中国大企业开始国际并购，每当一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出现问题，针对“走出去”的各种质疑就不绝于耳，但问来问去，不外乎开头那几个基本问题：战略该不该？时机对不对？准备够不够？风险大不大？这些基本问题，张瑞敏在2002年面对过，李东生在2004年面对过，柳传志在2005年初面对过，现在又轮到了傅成玉。每一个有志于跨国发展的中国企业家，在以后的几年内都将面对这些基本问题。难怪张瑞敏当年反问道：我知道“走出去”是有风险，但谁能告诉我不走出去的风险有多大？
如何评价企业“走出去”，从根本上说，其实也是一个如何建立本土商业评价体系的问题。按照什么样的体系来评论和分析本土商业？这一直是一个比商业发展还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在缺乏参照系和样板情况下，取得20多年“中国奇迹”的，所以国人对“中国式商业”模式、对本土企业管理的评价，一直是在计划经济观念与西方企业经验之间摇摆。但是，《中国企业家》相信，探讨“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个性”，是摆在本土企业界与理论界甚至新闻界的一个光荣而艰巨的课题。这些年，我们在提倡一些观念：
一、 提倡和保护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中国式商业评价的根本。
二、 不能套用评价政府和官员的标准，来评价企业和企业家；不能延用计划经济下的体制尺子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行为。
三、 商业评价不能泛道德化、娱乐化。企业要讲社会责任，但通过服务客户为股东取得利润、为社会创造就业和税收，才是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在商业竞争中无法强分“好人”“坏人”。
四、 在国际商业史的背景下分析中国企业，更能“认识自我”。但不能照搬西方经验和标准来评价中国企业。
在评价“走出去”上，更是如此。
首先，区分国家战略与企业操作。“走出去”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战略。但是，企业不能以国家战略代替自己的企业战略，尤其不能以落实国家战略的名义回避自己在商业操作上的失误。公众也不能以个别企业的个别项目的成败，来评价企业战略和国家战略。对“走出去”的商业评价，应该超越战略层面的泛泛讨论，进入更细腻更深入的商业分析。
其次，辨析中国实践与国际经验。“我们不能用西方教我们的MBA教科书来评价自己”， 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的感慨很有代表性。跨国并购是十分复杂的商业行为，它不只是企业之间的事，还和国家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有很大关系。应该看到，欧美资本市场人士掌握着关于跨国并购的主流话语体系，这个体系对中国企业是有偏见的，起码是陌生的。这种体系经服务于国际投资机构的华裔分析师“出口转内销”，也在成为本土舆论的主流。
最后，分清商业评价与公众评价。在全球商业版图基本划定之后作为后来者“走出去”，中国企业必然要经历失败和挫折，在“走出去”的第一个5年甚至10年里，“坏消息”还会有，但我们绝不能用公众评价代替严肃的商业判断。在人人皆可随意发表见解的互联网舆论传播盛行的今天，这一点，尤需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