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成为血泪工厂 职业病防护拷问国内厂商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权益，就是维护我们的人格和国格”
“一般的尘肺，十几、二十几年才发病，可这家榻榻米厂开了不到1年时间就出了一个‘急进性’尘肺，我们到这家厂子一看，粉尘浓度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伸手连五指都看不到。”
身材瘦小的国医生，已经年过70，她见过的尘肺病人、中毒病人不计其数。榻榻米是日本家庭必备的卧具，但是用蔺草编织榻榻米的过程污染极大，每到需求旺盛的季节，日本商人就在江浙地区的农村开工生产，再销回日本国内。
世界工厂不是世界工地
“当时我也去了这家榻榻米厂，厂里面全是灰。”上海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监督科的张蓓蕾医生说，工人们首先要把草条在滑石粉中浸泡，然后烘干，然后再编，一根根的草条弄得粉尘到处都是，工人们浑身都是灰。
1996年，《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出来的时候，也对青浦的榻榻米厂进行过调查，当时当地政府还有一些不理解，后来总算解决了。
“如果这些厂开到现在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的矽肺爆发出来。”张蓓蕾医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青浦区疾病控制中心蔡金宝医生告诉记者，榻榻米厂的危害太大，在上海加强了职业卫生执法后，现在基本上都关掉了。
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的老站长王耀祖说，很多职业卫生问题，是针对三资企业的，欧美国家的法规比较健全，他们国家不能做的，往往就拿到我们国家来做，比如石棉，暴露于细小的石棉灰尘和纤维中的工人，容易患石棉肺、肺癌和间皮瘤，再怎么投资都无法解决石棉的危害，但是日本人和青浦武装部合作在青浦生产石棉，卫生部门也无法阻止政府的决定。
“以前青浦有一家制鞋厂，根本不让防疫站的人进去，后来我们和其他媒体的记者一起冲了进去。”王耀祖说，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有一年到浦东唐镇制刷厂去调查，这里专门生产外国人刮胡子抹肥皂用的刷子，往刷子把上涂油漆都是用手工，苯严重超标，而很多工人都是16岁到20岁的小姑娘。
“职业卫生的意义，就是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权益，而这，是维护我们人格和国格的问题。”王耀祖说。
职业病防护是加入wto的承诺
每年4、5月是中毒的高峰，博爱医院职业体检科的国医生说，这时候各个企业的生产指标都要提高。5月是“安全月”，在安全检查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出事故。每次发生中毒事故，大多数都是工人不按操作规程进行造成的，工人不懂中毒有多么厉害。
重要的是新工人进厂要培训，特别是农民工，更要加强培训，社区中也要加强宣传。
“发生硫化氢中毒的特别多，硫化氢挥发性强，闪电性地影响人的呼吸中枢，应该先通风，后检测，再下井处理，窨井、造纸厂、污水处理厂、油井都容易产生硫化氢，有一次事故一下子连死了三个人，一个人下去了，不行，下一个不保护好自己就又下去救人，又不行。然后又下去。这样的事其实不能当作英雄事迹来宣传，实际上是无知。”国医生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熊跃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的劳动保护事业的发展，主要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也借鉴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经验（如德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因素，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劳动保护主要是针对国营企业尤其是矿山、制造、加工等一系列行业内的企业职工。
改革开放以后，劳动保护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一些企业进入市场后，企业盲目追求效益而放松了对劳动保护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安全生产条件和环境不到位。同时，一些合资和独资企业，也出于追求利润的考虑，在生产过程中不注重对企业职工保护，违反安全生产条例和《劳动法》的案件时有发生，在一些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里，事故发生比较频繁，严重影响了职工的人身安全和健康。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渐趋全球化，同时与市场经济有关的伦理观念也在不同的经济体系里传播。熊跃根认为，市场产品质量的优胜仅仅是企业成功的一部分，产品背后所隐含的社会责任和人权意义也影响到企业的形象与市场竞争的成功，及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郝凤桐说，职业病的防护，也是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中国的生产成本那么低，就是把劳动者的防护费用变成了利润。”
熊跃根说，“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政府在完善经济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政策，而劳动保护就是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熊跃根认为，政府一方面应强化劳动保护法律和管理规定的实施，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安全网，为有需要的、权利受到侵害的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社会援助。
保护劳动力就是保护国家竞争力
消灭职业病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理想目标，但是在许多专家看来，短期要做到这一点还比较难，同时有些行业也很难避免职业病的发生。熊跃根建议，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尽可能促使和约束企业建立完善的就业安全与劳动保护环境，使企业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做好相应的健康服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企业自我约束力的增强，职业病也将越来越少。
“就业是需要的，但合理的安排非常重要，底线是符合法律的要求。商人追求利润可以，必须有法律法规约束，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护。”周志俊说，比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相对比较高，但他们高收入的背后是长时间的劳动，有的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他们存在精神长期紧张的心理问题、饮食不规则引起消化系统问题，憋小便造成泌尿系统疾患。
周志俊说，普通的司机把所有的成本交给公司以后，可能要工作到8-10个小时以后才开始赚钱，这实际上是劳动的组织不合理造成的。但现在劳动力是买方市场，要就业的人多，需要的人少。这就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
熊跃根教授说，先进工业国家把就业者的劳动保护权利和公民权利结合在一起，这被法律规定为一种应得的权利。福利国家在医疗事业方面的完善政策确保了市场对高素质劳动力的不断需求，也提高了国家公民的整体素质和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国家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
“对职业病来说，只要接触了跟职业相关的危害因素，就有可能发生职业病，这取决于暴露的程度和个体的差异。正因为发病的因素很清楚，只要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只要重视，只要投入，消灭职业病肯定做得到。” 周志俊说。
“一般的尘肺，十几、二十几年才发病，可这家榻榻米厂开了不到1年时间就出了一个‘急进性’尘肺，我们到这家厂子一看，粉尘浓度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伸手连五指都看不到。”
身材瘦小的国医生，已经年过70，她见过的尘肺病人、中毒病人不计其数。榻榻米是日本家庭必备的卧具，但是用蔺草编织榻榻米的过程污染极大，每到需求旺盛的季节，日本商人就在江浙地区的农村开工生产，再销回日本国内。
世界工厂不是世界工地
“当时我也去了这家榻榻米厂，厂里面全是灰。”上海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监督科的张蓓蕾医生说，工人们首先要把草条在滑石粉中浸泡，然后烘干，然后再编，一根根的草条弄得粉尘到处都是，工人们浑身都是灰。
1996年，《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出来的时候，也对青浦的榻榻米厂进行过调查，当时当地政府还有一些不理解，后来总算解决了。
“如果这些厂开到现在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的矽肺爆发出来。”张蓓蕾医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青浦区疾病控制中心蔡金宝医生告诉记者，榻榻米厂的危害太大，在上海加强了职业卫生执法后，现在基本上都关掉了。
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的老站长王耀祖说，很多职业卫生问题，是针对三资企业的，欧美国家的法规比较健全，他们国家不能做的，往往就拿到我们国家来做，比如石棉，暴露于细小的石棉灰尘和纤维中的工人，容易患石棉肺、肺癌和间皮瘤，再怎么投资都无法解决石棉的危害，但是日本人和青浦武装部合作在青浦生产石棉，卫生部门也无法阻止政府的决定。
“以前青浦有一家制鞋厂，根本不让防疫站的人进去，后来我们和其他媒体的记者一起冲了进去。”王耀祖说，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有一年到浦东唐镇制刷厂去调查，这里专门生产外国人刮胡子抹肥皂用的刷子，往刷子把上涂油漆都是用手工，苯严重超标，而很多工人都是16岁到20岁的小姑娘。
“职业卫生的意义，就是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权益，而这，是维护我们人格和国格的问题。”王耀祖说。
职业病防护是加入wto的承诺
每年4、5月是中毒的高峰，博爱医院职业体检科的国医生说，这时候各个企业的生产指标都要提高。5月是“安全月”，在安全检查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出事故。每次发生中毒事故，大多数都是工人不按操作规程进行造成的，工人不懂中毒有多么厉害。
重要的是新工人进厂要培训，特别是农民工，更要加强培训，社区中也要加强宣传。
“发生硫化氢中毒的特别多，硫化氢挥发性强，闪电性地影响人的呼吸中枢，应该先通风，后检测，再下井处理，窨井、造纸厂、污水处理厂、油井都容易产生硫化氢，有一次事故一下子连死了三个人，一个人下去了，不行，下一个不保护好自己就又下去救人，又不行。然后又下去。这样的事其实不能当作英雄事迹来宣传，实际上是无知。”国医生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熊跃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的劳动保护事业的发展，主要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也借鉴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经验（如德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因素，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劳动保护主要是针对国营企业尤其是矿山、制造、加工等一系列行业内的企业职工。
改革开放以后，劳动保护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一些企业进入市场后，企业盲目追求效益而放松了对劳动保护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安全生产条件和环境不到位。同时，一些合资和独资企业，也出于追求利润的考虑，在生产过程中不注重对企业职工保护，违反安全生产条例和《劳动法》的案件时有发生，在一些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里，事故发生比较频繁，严重影响了职工的人身安全和健康。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渐趋全球化，同时与市场经济有关的伦理观念也在不同的经济体系里传播。熊跃根认为，市场产品质量的优胜仅仅是企业成功的一部分，产品背后所隐含的社会责任和人权意义也影响到企业的形象与市场竞争的成功，及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郝凤桐说，职业病的防护，也是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中国的生产成本那么低，就是把劳动者的防护费用变成了利润。”
熊跃根说，“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政府在完善经济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政策，而劳动保护就是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熊跃根认为，政府一方面应强化劳动保护法律和管理规定的实施，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安全网，为有需要的、权利受到侵害的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社会援助。
保护劳动力就是保护国家竞争力
消灭职业病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理想目标，但是在许多专家看来，短期要做到这一点还比较难，同时有些行业也很难避免职业病的发生。熊跃根建议，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尽可能促使和约束企业建立完善的就业安全与劳动保护环境，使企业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做好相应的健康服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企业自我约束力的增强，职业病也将越来越少。
“就业是需要的，但合理的安排非常重要，底线是符合法律的要求。商人追求利润可以，必须有法律法规约束，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护。”周志俊说，比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相对比较高，但他们高收入的背后是长时间的劳动，有的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他们存在精神长期紧张的心理问题、饮食不规则引起消化系统问题，憋小便造成泌尿系统疾患。
周志俊说，普通的司机把所有的成本交给公司以后，可能要工作到8-10个小时以后才开始赚钱，这实际上是劳动的组织不合理造成的。但现在劳动力是买方市场，要就业的人多，需要的人少。这就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
熊跃根教授说，先进工业国家把就业者的劳动保护权利和公民权利结合在一起，这被法律规定为一种应得的权利。福利国家在医疗事业方面的完善政策确保了市场对高素质劳动力的不断需求，也提高了国家公民的整体素质和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国家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
“对职业病来说，只要接触了跟职业相关的危害因素，就有可能发生职业病，这取决于暴露的程度和个体的差异。正因为发病的因素很清楚，只要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只要重视，只要投入，消灭职业病肯定做得到。” 周志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