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
一般来说，劳动者谋求提高工资，资方谋求压低工资，是市场社会里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对于这种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欲求，是不能在道义上加以指责的。如果劳动者觉得工资过低，可以另谋高就；资本所有者觉得对方要价过高，自可以另雇他人，这都是正常的市场秩序———只要是基于自愿交换的原则，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并不可怕。但，这只是理想市场里的事情。真实的市场里的情况往往比这要复杂得多。前不久，某市一家电子厂3000多名员工，因不满薪水过低，走上街头阻塞了交通，这是资本与劳动的冲突激化的表现。
工人们说，每个月的底薪是230元，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小时2.1元，且不包吃住。仅就这一事实而言，是非曲直是非常清楚的，我国劳动法规定了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当地有关的规定是最低工资标准是610元，厂方的做法是明明白白地违反了现行的劳动法规，鉴于这一事实，工人们是值得同情的，他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在这起事件中，工人所要求的工资610元正是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在现实的社会秩序里，最低工资标准当可视为工人的权利。但是，即便是厂方满足了工人的要求，提高了工资、减少了劳动时间，问题是不是就真正解决了？
如果撇开厂方违反劳动法规这一点，只要工人是自愿地接受厂方的雇佣，厂方要求工人长时间低工资地工作，就是无可指责的。这一论断或许太过冷酷，但市场的真意就是自愿交易，只要交易者没有实施强制性的手段逼迫对方就范，自愿达成的工资契约无论是“高”或“低”，都是合理的。当然，得出这一论断还需加上一个前提，这就是交易是公正的，然而，实质意义上的“公正”与否在现实社会里很难作出判断，一般来说，只要是自愿的交易就是公正的交易。比如在这起事件中，工人可以走上街头，似乎是可以相信，厂方并没有对工人进行人身限制，也就是说，230元的工资标准可视为当初工人是同意的，否则工人大可拒绝接受这份劳动合同，现在工人觉得工资低了，也可以离开这家企业，在工人拥有这些选择权利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人还要走上街头？
这是因为即便是“自愿”的交易，也会存在潜在的不公正之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和工业化社会，尤其是在现在中国的具体经济现实里，资本是相对稀缺的，由于工人必须依赖资本才能生存，资本相对劳动而言，就事实上拥有了更大的话事权，这就使得资本剥削劳动成为可能。布坎南在《财产与自由》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这种状况。举个极端的例子：比如一位农民生产麻布，希望在市场上换回绵羊。但是许多的交易者都有剩余的麻布，只有一位交易者有剩余的绵羊。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自愿达成的交易，对出让麻布的人来说，也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事实就是，即使是工人与资方自愿签订的劳动契约，由于工人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可以认为，这种自愿的公正性也有可虑之处。现在各地政府都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相信制定这类政策的初衷是为劳动者提供一些保护，使得劳动契约能够更公正一些。但是，最低工资制度并不是根本上解决劳动者弱势地位的最优策略。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深刻地指出，工资的形成还是应该遵循自由市场原则、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背离了充分就业的均衡价格，只会将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劳动者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而名义上的高工资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高于均衡价格的工资水平会推动通货膨胀，长期内劳动者事实上根本拿不到实际的高工资。
在劳资冲突事件中，假如资方没有违背现行的劳动法规，仅仅在道义上指责资方剥削了工人是没有意义的———追逐利润是资本必然的天性，而事实上现在企业不可能垄断劳动力市场，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批判资方理由也不够充分。但是劳动者真切地感受到了自身的利益被侵害，他们也往往投诉无门，除了以上访、上街这种高成本的方式表达不满以外，并没有更好的途径来改变自身的状况。
要使劳动者真正摆脱弱势地位，根本的途径在于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让劳动者拥有与资本同等话事的权利。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国家，工会拥有强大的势力和很高的经济-政治地位，可以不断要求资方提高工资。这些国家的工人大多数都是工会的成员，很多行业的工会甚至是强制工人入会的。在美国规模最大的行业——汽车行业，工会的实力甚至强大到了规定工人只能先加入工会，再由工会安排到哪家汽车厂上班，而特定的企业也只能雇佣某一工会的成员。
当然，过于强大的工会也有其弊端，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工会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增强，需要向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借鉴经验。
惟有劳动者自己才是自身利益永远的守护者，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利益诉求，知道自己愿意接受的工资水平是什么。在单个劳动者并不具备足够的谈判地位的时候，政府应该制定建立工会的组织规则，引导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建立可以自愿加入和自愿退出的工会，让工人成为真正的主人，通过工会来表达工人的声音，才是解决劳资冲突的根本办法。
工人们说，每个月的底薪是230元，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小时2.1元，且不包吃住。仅就这一事实而言，是非曲直是非常清楚的，我国劳动法规定了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当地有关的规定是最低工资标准是610元，厂方的做法是明明白白地违反了现行的劳动法规，鉴于这一事实，工人们是值得同情的，他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在这起事件中，工人所要求的工资610元正是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在现实的社会秩序里，最低工资标准当可视为工人的权利。但是，即便是厂方满足了工人的要求，提高了工资、减少了劳动时间，问题是不是就真正解决了？
如果撇开厂方违反劳动法规这一点，只要工人是自愿地接受厂方的雇佣，厂方要求工人长时间低工资地工作，就是无可指责的。这一论断或许太过冷酷，但市场的真意就是自愿交易，只要交易者没有实施强制性的手段逼迫对方就范，自愿达成的工资契约无论是“高”或“低”，都是合理的。当然，得出这一论断还需加上一个前提，这就是交易是公正的，然而，实质意义上的“公正”与否在现实社会里很难作出判断，一般来说，只要是自愿的交易就是公正的交易。比如在这起事件中，工人可以走上街头，似乎是可以相信，厂方并没有对工人进行人身限制，也就是说，230元的工资标准可视为当初工人是同意的，否则工人大可拒绝接受这份劳动合同，现在工人觉得工资低了，也可以离开这家企业，在工人拥有这些选择权利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人还要走上街头？
这是因为即便是“自愿”的交易，也会存在潜在的不公正之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和工业化社会，尤其是在现在中国的具体经济现实里，资本是相对稀缺的，由于工人必须依赖资本才能生存，资本相对劳动而言，就事实上拥有了更大的话事权，这就使得资本剥削劳动成为可能。布坎南在《财产与自由》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这种状况。举个极端的例子：比如一位农民生产麻布，希望在市场上换回绵羊。但是许多的交易者都有剩余的麻布，只有一位交易者有剩余的绵羊。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自愿达成的交易，对出让麻布的人来说，也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事实就是，即使是工人与资方自愿签订的劳动契约，由于工人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可以认为，这种自愿的公正性也有可虑之处。现在各地政府都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相信制定这类政策的初衷是为劳动者提供一些保护，使得劳动契约能够更公正一些。但是，最低工资制度并不是根本上解决劳动者弱势地位的最优策略。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深刻地指出，工资的形成还是应该遵循自由市场原则、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背离了充分就业的均衡价格，只会将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劳动者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而名义上的高工资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高于均衡价格的工资水平会推动通货膨胀，长期内劳动者事实上根本拿不到实际的高工资。
在劳资冲突事件中，假如资方没有违背现行的劳动法规，仅仅在道义上指责资方剥削了工人是没有意义的———追逐利润是资本必然的天性，而事实上现在企业不可能垄断劳动力市场，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批判资方理由也不够充分。但是劳动者真切地感受到了自身的利益被侵害，他们也往往投诉无门，除了以上访、上街这种高成本的方式表达不满以外，并没有更好的途径来改变自身的状况。
要使劳动者真正摆脱弱势地位，根本的途径在于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让劳动者拥有与资本同等话事的权利。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国家，工会拥有强大的势力和很高的经济-政治地位，可以不断要求资方提高工资。这些国家的工人大多数都是工会的成员，很多行业的工会甚至是强制工人入会的。在美国规模最大的行业——汽车行业，工会的实力甚至强大到了规定工人只能先加入工会，再由工会安排到哪家汽车厂上班，而特定的企业也只能雇佣某一工会的成员。
当然，过于强大的工会也有其弊端，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工会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增强，需要向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借鉴经验。
惟有劳动者自己才是自身利益永远的守护者，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利益诉求，知道自己愿意接受的工资水平是什么。在单个劳动者并不具备足够的谈判地位的时候，政府应该制定建立工会的组织规则，引导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建立可以自愿加入和自愿退出的工会，让工人成为真正的主人，通过工会来表达工人的声音，才是解决劳资冲突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