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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相继出现“民工荒”各地出台相应措施缓解

自2004年起,全国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现象。北京建筑业人力资源协会会长刘哲生认为,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工收入过低,二是这种低收入的现状导致农民工无法提升自身职业技能,导致高级技工缺乏。为缓解农民工短缺,一系列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针对农民工就业辅导和技能培训的措施相继出台。
    
     春风行动
    
     2月1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春风行动”。活动通过“开放一批公共职介机构,推荐一批诚信民办职介机构,表彰一批优秀民办职介机构,打击一批非法职业中介机构,净化劳动力市场,改善就业环境”,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服务。
    
     春节过后,不少返城农民工在公共职介机构和车站、码头领到了一张“春风卡”,卡上的内容不仅包括公共职介机构和劳动保障部门授予的“放心职介服务单位”名单、求职指南,还有很多维权的注意事项和举报电话。
    
     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宋丰景介绍,截至今年2月初,北京市公共职介机构已采集适合来京务工人员就业岗位信息13105个,免费提供给来京务工人员。
    
     春节后,北京将组织开展来京务工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咨询周活动,为来京务工人员提供政策法规、权益保障、基本安全常识等引导性培训及咨询服务。
    
     长三角培训计划
    
     据今年1月举行的“长三角国家高技能人才研讨会”透露,长三角地区120多万家制造业企业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技工的缺口已高达70%,仅上海就缺口3万人。
    
     会议同时公布了获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的“长三角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中心”计划。计划投资10亿元在江苏太仓建立培训中心,并在5年内达到3万人/年的培训规模,以满足长三角地区对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
    
     阳光工程
    
     2004年起,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共同组织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下称“阳光工程”),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据农业部介绍,阳光工程是由政府公共财政支持、开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示范项目,按照“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的原则组织实施。
    
     2004年,中央财政在阳光工程上投入2.5亿元专项资金,培训农村劳动力达240万人。据《人民日报》报道,接受过培训的学员转移输出后,月收入平均达到700多元,比未接受技能培训的转移人员普遍高出200元左右。
    
     专家认为,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农民工开始选择性转移,将使农民工与本地劳动力的竞争、地区间雇主的竞争、地方政府提高地区竞争力的竞争均进入良性循环。
    
     实施了近10年的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证卡管理制度”,自2005年开始,在浙江停止执行。此举意味着农民工到浙江务工的门槛已被取消。有分析人士认为,农民工求职门槛的降低,与浙江遭遇“民工荒”有关。而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专家指出,改善外来人口的就业环境对将引发整个中国的“蝴蝶效应”。
    
     从2004年年初开始,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劳动力市场的用工纷纷告急,仅珠三角地区,民工缺口的保守估计就达200万人,而在黑龙江省,自去年秋天起,“民工荒”现象也初现端倪。遭遇“一工难求”窘境的地区纷纷开始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
    
     实际上,早在2002年,中央就提出要降低农民工进城求职的门槛。2004年,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的通知》,明确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各地设立的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一律取消。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王大d认为,地方政府基于对本地人口就业率的考虑,会对外来人口设置就业门槛,而全国的政策方向一直是指向没有门槛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市场,现在地方和中央正在渐渐统一。
    
     上海于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当日,就取消了对外来人口就业证的限制。其他曾对外来公务人员实施就业证门槛限制的地区现已基本全部取消限制。
    
     2005年2月18日,国家劳动保障部发起了全国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的“春风行动”。为期四个月的活动内容也包括了为农村劳动者提供免费就业服务、为农民工推荐可靠的职业中介、为农民工提供信息引导等等。王大d表示,包括“春风行动”在内的各种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措施都有着劳动力市场全国大开放的政策背景。而客观上,它们对眼下的“民工荒”也将起到缓解作用,今后这些措施应当纳入城市的常规机制。
    
     眼下上演的“民工荒”被业内公认为“结构性的不协调”。王大d认为,一方面农民工无法满足城市某些用工企业的简单技术性要求,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和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税减征力度增大,让农民有了更强的选择和议价能力,他们自然向就业环境优越的城市和回家务农两个方向转移。
    
     华东政法学院劳动法律服务中心邱捷表示,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最终将被带入一种良性竞争循环。对雇主来说,外来劳动力的用工成本低于本地劳动力,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外地劳动力就业门槛取消后,将给本地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形下,地方政府对本地劳动力保护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通过强制行政力阻拦外来劳动力冲击,转变为对本地劳动力加大投入,增加培训,提高劳动技能,以增加他们的竞争力。
    
     在这个大变化中,农民工的议价能力和意识都在不断上升,他们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选择性。邱婕分析说,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了,地区间雇主的竞争、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劳动者的竞争都会随之加剧,地方政府为吸引劳动力资源而提高地区竞争力的竞争也会加剧。整个社会竞争加剧了,在此过程中,农民工“工资十几年没变过”的现状可能会改变,而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手中可支配的钱增加后,整个中国农村消费市场也会随之繁荣。而这才是“民工荒”带来的良性“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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