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工维权艰辛成本高老乡会成“维权工会”
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往往既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人均3000美元的新目标迈进。
在这个大发展、大变动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社会矛盾，劳资矛盾就是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工作环境差，工资被拖欠、克扣，种种现象说明，外来工正成为一个容易受伤的群体。过去几年里，各级政府加大了清欠力度，努力维护广大外来工的合法权益。但在一些企业里，侵犯外来工合法权益的事仍时有发生。
由于维权道路的艰辛和高额的维权成本，使部分外来工选择了运用潜规则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就形成了以“老乡会”形式组成的“民间工会”，出现了用不正当的手段来维权的现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有关人士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外来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其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有效表达和代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通过所谓的“民间工会”维权极易引发极端行为。应该尽快构建员工利益诉求的正规渠道，合法合理地维护外来工的权益。□本期执行：张沼婢王金植
从老乡会到“民间工会”
30多岁的小王（化名），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代言人”。
小王是福建省闽东人，10多年前来泉州当兵。退伍后，曾学过武的小王在泉州开了间小小的武馆，广纳学徒，授武为生。业余时间，为人豪爽大方的小王广泛结交活跃在泉州各行业的昔日战友，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子。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老乡聚会，以及几次成功为人生地不熟的老乡解决一些问题后，小王在老乡中开始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广大老乡的共同推荐下，他成为老家在泉务工人员的代言人。
小王认为，自己之所以能获得老乡的拥护，得益于两个方面：自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武馆生意有人来就做，没人来就休息，“有时间去管闲事”；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关系能“管得了闲事”———小王的战友关系以及师徒关系，都成为他解决一些问题的助力。
“我们的组织类似工会，就是义务帮老乡维权。”小王所在的老乡会是一个不收取任何会员费的组织，大家平时的活动就是集体聚会，费用由“有本事”的老乡支付。但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旦作为“会员”的某个老乡碰到大问题需要有人帮“出面”时，就需要自己掏钱。“所谓的大问题，就是像讨工资，或是触犯刑律需要‘摆平’一类的问题。老乡掏的钱只是作为活动经费，让帮着周旋的人有资本去解决问题。”
如今，小王的老乡会在晋江、南安一带颇有些影响，“会员”不断增多，小王也成为没有正式打出旗号的“工会主席”。
小王的老乡会只是我市数量不少的“民间工会”的一个缩影。调查表明，类似的“民间工会”这两三年来在我市急剧增加。这些通过地缘、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民间工会”，已经成为争取外来工利益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并有取代“老乡会”这种具有民间原始特征自发性组织的趋势。而且，不少即将外出务工的农民的流向也开始受这种组织的影响。在一些劳资矛盾突出的地区，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身影，其成员从十几人到几百人不等，其中，尤以四川、重庆、江西等地的势力最为强大，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民间工会”出现的背后
“民间工会”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这几年来，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外来工的素质也随之提高。这些人员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进城的父辈，打工纯粹是为了贴补家用。新一代的外来工普遍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社会活动参与度较高，更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但与之不相称的是，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矛盾也越积越多。
市总工会蔡金宝副主席认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企业未按规定组建工会，导致外来工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是造成“民间工会”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历了个体寻求利益保护屡遭失败的阶段后，有些外来工开始尝试着独立组建“工会”，开始自己的集体维权之路。这正说明了外来工对组织的渴望。同时，即使企业组建了工会，由于工会主席本身受雇于资方，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也是“民间工会”有生存空间的原因。去年年底，我市劳动部门就曾受理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案件，经双方同意仲裁解决。但令人意外的是，厂方代表的身份是工会主席，这位工会主席在仲裁时“规劝”工人“要求不要太高”，同时希望劳动部门“手下留情”，令仲裁人员哭笑不得。
此外，传统的以地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二元人际关系，也是“民间工会”得以发展的一个基础。“老乡帮老乡”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目前情况来看，将老乡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工厂，对工厂中低层管理人员来说，显然更便于管理；对普通员工来说则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而且，碰到困难的时候，还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因此，在我市的一些企业里，出现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甚至整个厂的员工、管理人员都来自某个地区的现象并不鲜见，车间主任、班组长等管理人员往往“兼任”他们的利益代言人。
“老乡帮老乡，很快结成帮。”市总工会蔡金宝副主席说。
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潜规则
2004年3月初的某个夜晚10时多，石狮某服装厂。
三四辆挂着浙江车牌的温州某服装厂大客车，趁着夜色开到工厂门口，只听一声“全跟我走”，所有的工人立即拥上这几辆大客车。一夜之间，该服装厂的200多名工人全都“不辞而别”，只留下心急如焚的工厂老板周先生。
该事件的“台前主谋”是该厂的车间主任，“幕后主谋”是温州某服装厂。工厂“搞定”车间主任，由车间主任带几百名工人“大转移”。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多家媒体齐赴温州调查采访。但大家关注的仍仅仅局限于闽浙两地用工待遇的差别。
一个小小的车间主任，何以能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将200多名工人同时拉走？事后，记者调查得知，“民间工会”的潜规则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间工会”以其独特的方式向老板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迫使企业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
“他们去找老板讨工资比我们解决容易多了。”晋江市一基层劳动站负责人说，去年以来，该镇讨工资的工作强度减轻了许多。一方面是国务院加大了清欠力度，企业支付意识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这几年逐步壮大的“民间工会”对资方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他们去讨工资，工厂老板很少有不给的”。
这些“例子”在外来工中形成了不好的示范效应。接受采访的企业普遍对潜规则表示无奈。“工人在跟我们谈判时，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来一大群人，而只是派一两个代表来。但我们却比以前更重视他们的利益，因为站在他们身后的是几百名老乡。”陈埭镇一鞋材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而且，他们可以采取他们想采取的任何方式来解决问题。”
“民间工会”虽然至今还没有打出旗号，但所显示出来的力量，甚至影响到某些企业的用工方式。春节过后，老员工带新员工进企业成为今年外来工就业的新亮点。这种以“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招人方式对解决用工难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很容易成为滋生“民间工会”的土壤。一些尝到了“民间工会”苦头的中小企业，只好通过采取人员多样性的办法来平衡招工。
构建员工利益诉求的正规渠道
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往往既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人均3000美元的新目标跨越。而劳资矛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问题。
记者从泉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了解到，目前尚未有以“老乡会”名义申请登记的社团组织。
泉州市总工会的蔡金宝副主席说，“民间工会”目前仍处于“有组织，无纪律”的阶段，虽然他们没有公开打出旗号，但市总工会早有听说。这些所谓的“工会”有的已经具备一定的组织规模，虽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章程和纲领，但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据悉，曾有一些“民间工会”表示愿意组建独立的工会，但被否决了。“按照宪法规定，全国只能有一个工会，他们要组建工会，必须按照《工会法》的程序来审批，否则就是非法组建工会。”为了解决“民间工会”的问题，市总工会已要求全市所有企业必须组建工会，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将工会延伸至乡、镇、村等基层，让有工人的地方就有工会。
“企业组建工会后，工会主席腰杆子要硬，敢为工人说话，才能得到外来工的拥护。”蔡金宝说。
有关人士认为，外来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其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有效表达和代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据了解，全国总工会建议采取“六项措施”来保护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其中之一便是逐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政治地位，各级人大、政协组织、企业职代会和工会委员会都要有一定比例的外来工代表，逐步建立起反映他们意愿、心声的渠道。
在这个大发展、大变动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社会矛盾，劳资矛盾就是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工作环境差，工资被拖欠、克扣，种种现象说明，外来工正成为一个容易受伤的群体。过去几年里，各级政府加大了清欠力度，努力维护广大外来工的合法权益。但在一些企业里，侵犯外来工合法权益的事仍时有发生。
由于维权道路的艰辛和高额的维权成本，使部分外来工选择了运用潜规则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就形成了以“老乡会”形式组成的“民间工会”，出现了用不正当的手段来维权的现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有关人士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外来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其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有效表达和代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通过所谓的“民间工会”维权极易引发极端行为。应该尽快构建员工利益诉求的正规渠道，合法合理地维护外来工的权益。□本期执行：张沼婢王金植
从老乡会到“民间工会”
30多岁的小王（化名），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代言人”。
小王是福建省闽东人，10多年前来泉州当兵。退伍后，曾学过武的小王在泉州开了间小小的武馆，广纳学徒，授武为生。业余时间，为人豪爽大方的小王广泛结交活跃在泉州各行业的昔日战友，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子。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老乡聚会，以及几次成功为人生地不熟的老乡解决一些问题后，小王在老乡中开始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广大老乡的共同推荐下，他成为老家在泉务工人员的代言人。
小王认为，自己之所以能获得老乡的拥护，得益于两个方面：自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武馆生意有人来就做，没人来就休息，“有时间去管闲事”；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关系能“管得了闲事”———小王的战友关系以及师徒关系，都成为他解决一些问题的助力。
“我们的组织类似工会，就是义务帮老乡维权。”小王所在的老乡会是一个不收取任何会员费的组织，大家平时的活动就是集体聚会，费用由“有本事”的老乡支付。但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旦作为“会员”的某个老乡碰到大问题需要有人帮“出面”时，就需要自己掏钱。“所谓的大问题，就是像讨工资，或是触犯刑律需要‘摆平’一类的问题。老乡掏的钱只是作为活动经费，让帮着周旋的人有资本去解决问题。”
如今，小王的老乡会在晋江、南安一带颇有些影响，“会员”不断增多，小王也成为没有正式打出旗号的“工会主席”。
小王的老乡会只是我市数量不少的“民间工会”的一个缩影。调查表明，类似的“民间工会”这两三年来在我市急剧增加。这些通过地缘、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民间工会”，已经成为争取外来工利益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并有取代“老乡会”这种具有民间原始特征自发性组织的趋势。而且，不少即将外出务工的农民的流向也开始受这种组织的影响。在一些劳资矛盾突出的地区，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身影，其成员从十几人到几百人不等，其中，尤以四川、重庆、江西等地的势力最为强大，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民间工会”出现的背后
“民间工会”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这几年来，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外来工的素质也随之提高。这些人员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进城的父辈，打工纯粹是为了贴补家用。新一代的外来工普遍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社会活动参与度较高，更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但与之不相称的是，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矛盾也越积越多。
市总工会蔡金宝副主席认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企业未按规定组建工会，导致外来工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是造成“民间工会”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历了个体寻求利益保护屡遭失败的阶段后，有些外来工开始尝试着独立组建“工会”，开始自己的集体维权之路。这正说明了外来工对组织的渴望。同时，即使企业组建了工会，由于工会主席本身受雇于资方，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也是“民间工会”有生存空间的原因。去年年底，我市劳动部门就曾受理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案件，经双方同意仲裁解决。但令人意外的是，厂方代表的身份是工会主席，这位工会主席在仲裁时“规劝”工人“要求不要太高”，同时希望劳动部门“手下留情”，令仲裁人员哭笑不得。
此外，传统的以地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二元人际关系，也是“民间工会”得以发展的一个基础。“老乡帮老乡”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目前情况来看，将老乡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工厂，对工厂中低层管理人员来说，显然更便于管理；对普通员工来说则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而且，碰到困难的时候，还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因此，在我市的一些企业里，出现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甚至整个厂的员工、管理人员都来自某个地区的现象并不鲜见，车间主任、班组长等管理人员往往“兼任”他们的利益代言人。
“老乡帮老乡，很快结成帮。”市总工会蔡金宝副主席说。
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潜规则
2004年3月初的某个夜晚10时多，石狮某服装厂。
三四辆挂着浙江车牌的温州某服装厂大客车，趁着夜色开到工厂门口，只听一声“全跟我走”，所有的工人立即拥上这几辆大客车。一夜之间，该服装厂的200多名工人全都“不辞而别”，只留下心急如焚的工厂老板周先生。
该事件的“台前主谋”是该厂的车间主任，“幕后主谋”是温州某服装厂。工厂“搞定”车间主任，由车间主任带几百名工人“大转移”。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多家媒体齐赴温州调查采访。但大家关注的仍仅仅局限于闽浙两地用工待遇的差别。
一个小小的车间主任，何以能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将200多名工人同时拉走？事后，记者调查得知，“民间工会”的潜规则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间工会”以其独特的方式向老板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迫使企业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
“他们去找老板讨工资比我们解决容易多了。”晋江市一基层劳动站负责人说，去年以来，该镇讨工资的工作强度减轻了许多。一方面是国务院加大了清欠力度，企业支付意识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这几年逐步壮大的“民间工会”对资方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他们去讨工资，工厂老板很少有不给的”。
这些“例子”在外来工中形成了不好的示范效应。接受采访的企业普遍对潜规则表示无奈。“工人在跟我们谈判时，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来一大群人，而只是派一两个代表来。但我们却比以前更重视他们的利益，因为站在他们身后的是几百名老乡。”陈埭镇一鞋材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而且，他们可以采取他们想采取的任何方式来解决问题。”
“民间工会”虽然至今还没有打出旗号，但所显示出来的力量，甚至影响到某些企业的用工方式。春节过后，老员工带新员工进企业成为今年外来工就业的新亮点。这种以“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招人方式对解决用工难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很容易成为滋生“民间工会”的土壤。一些尝到了“民间工会”苦头的中小企业，只好通过采取人员多样性的办法来平衡招工。
构建员工利益诉求的正规渠道
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往往既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去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人均3000美元的新目标跨越。而劳资矛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问题。
记者从泉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了解到，目前尚未有以“老乡会”名义申请登记的社团组织。
泉州市总工会的蔡金宝副主席说，“民间工会”目前仍处于“有组织，无纪律”的阶段，虽然他们没有公开打出旗号，但市总工会早有听说。这些所谓的“工会”有的已经具备一定的组织规模，虽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章程和纲领，但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据悉，曾有一些“民间工会”表示愿意组建独立的工会，但被否决了。“按照宪法规定，全国只能有一个工会，他们要组建工会，必须按照《工会法》的程序来审批，否则就是非法组建工会。”为了解决“民间工会”的问题，市总工会已要求全市所有企业必须组建工会，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将工会延伸至乡、镇、村等基层，让有工人的地方就有工会。
“企业组建工会后，工会主席腰杆子要硬，敢为工人说话，才能得到外来工的拥护。”蔡金宝说。
有关人士认为，外来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其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有效表达和代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据了解，全国总工会建议采取“六项措施”来保护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其中之一便是逐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政治地位，各级人大、政协组织、企业职代会和工会委员会都要有一定比例的外来工代表，逐步建立起反映他们意愿、心声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