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提速职工将告别国家干部身份
相当一批事业单位要变成企业，不少职工要告别“国家干部”身份，转变为靠市场吃饭的“社会人”
这是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企改革之后，中国又一次在一个重要领域内打破吃“大锅饭”的做法
2001年以前，阿德还是杭州一家效益很好的园林设计事业单位的职工，尽管做的是司机，却享受着“国家干部”待遇。
他那时已有20多年工龄,是正式“事业单位编制”,每年收入超过6万元,比刚进单位的一些有研究生文凭但没有正式编制的技术员还多一倍。作为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的正式职工,生老病死几乎不用发愁。
但好景不再。2002年，他所在的事业单位改制成股份制企业之后，技术和经营骨干的工资大幅提高，司机、门卫等后勤普通职工的待遇大幅降低。阿德的年收入降到不足3万元。
从国家干部一下子“沦为”企业职工，还要和外地民工竞争一个司机岗位，想不通的阿德找领导大发一通脾气后，一怒之下从单位辞职了。
实际上，在中国，像阿德这样的事业单位编制“国家干部”，在中国总共有近3000万人，分布在130万个事业单位中。
“事业单位”完全是中国特色。不少学者在国外发表论文，为不知怎么翻译此词而犯愁，因为国外没有事业单位。
中国的事业单位情况各异，有的更像是政府机关,有的接近于经营部门,但有着共同的特点:在法律上都叫做“事业法人”,产权都是国家所有,从业人员除了临时工，往往都叫做“国家干部”,他们中许多吃着国家财政饭,而且从住房、看病,到孩子入托、上学,长期享受国家福利。
2004年12月17日,国家人事部部长张柏林在人事厅局长会议上透露,作为事业单位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人事制度改革,已迈出了重要步伐。全国有31个省区市约45万个事业单位推行了聘用制度,有1300万人签订了聘用合同,约占总数的45%。
2004年12月20日,事业单位改革步伐最快的省份之一江苏省传出消息，该省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已实现阶段性目标。
根据国务院有关部委权威人士向媒体透露的消息，2004年下半年，国务院已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事业单位下一步改革问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表示，“应从总体上收缩事业单位的规模。应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
百年老社之变
衢州人徐林是个印学爱好者，2004年12月11日，他第四次来到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参观。他惊奇地发现，西泠印社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以前的印社只开放到山脚下的一些场馆，现在连孤山上的茶楼、碑亭都开放了;以前纪念馆开放的珍品很少，但这次来时，多种多样的珍品让他大开眼界。
西泠印社是百年名社,20世纪60年代以后,印社的格局就没有大的改变。但为什么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变化如此之大呢?答案是事业单位改制。
2002年底，杭州市经委干部钱伯皓接到了一纸公文，他被任命为杭州市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改制工作。钱伯皓当时年仅35岁，经济学科班出身，从来没有从事过文化工作，被任命为百年名社的副当家，他自己也有些意外。
2003年初,钱伯皓走马上任:偌大一个印社,居然没几个人来上班。刚上任,就有一大堆棘手的事务摆在面前。当时,西湖南线正在整合,西泠印社的办公场所也在拆迁之列,但居然没有干部职工对单位新址提出方案，只知道一味将珍贵文物堆放到仓库里。
2002年，印社多年的积困爆发，印社当年亏损150多万，不良资产达300万，许多部门处于半停工状态，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全;印社下属的杭州书画社，曾与朵云轩、荣宝斋齐名，招牌乃郭沫若亲笔题写，2002年却被新闻出版总署停业整顿一年;印社拥有上万件文物，但保藏仓库却年久失修，火灾隐患重重……
困局源于印社的独特体制。尽管印社只有100多名职工干部，改制前却是一身兼五块牌子，这就是所谓的“五位一体”。
首先，西泠印社是一个社团法人;其次，印社秘书处是负责管理的事业单位;第三，印社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履行文物保护职能;第四，印社的出版社，是一个出版事业单位;第五，杭州西泠印社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经营公司。
但这五块牌子一个实体的机构，100多号职工却没有明确分工。一个职工今天可能是经营部的营业员，过一段时间却是秘书处的职工，再过一阵可能在书画社、出版社帮忙。总之，尽管每块牌子包含的职能完全不同，但在改制之前，一个职工可以在不同部门之间连续调动。
另外，像不少事业单位一样，印社在运作时也没什么有效的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现实已很明显。百年老社要恢复生机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改革。
2003年3月,西泠印社开始了改制之旅,到了2004年7月,改制工作基本结束。印社也从以前的“五位一体”改制成“1＋5＋n”的发展格局。
其中的“1”，就是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是一个归口于市委宣传部的正局级事业单位。“5”是指印务委员会下的5个发展实体，包括中国印学博物馆、西泠印社出版社、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杭州书画社有限公司，其中博物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出版社暂属事业单位，但现代企业是其进一步改制的方向，另外三个实体则是经营性的企业。“n”指一系列以印社名义出现的社会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在这种格局下，公益性事业单位与经营性实体的边界终于划分清晰。
改革首难:让职工告别“国家干部”
西泠印社改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职工出路问题。
西泠印社原有职工152名，除去离退休人员，在职人员有90多人，都是享受财政补助的事业编制。而转制后，事业编制只剩30人，这意味着60多人不再享受国家干部待遇。
主持改制事宜的钱伯皓说，“印社职工的成分比较复杂，许多都是夫妻双职工、父子职工甚至是三兄弟同在印社，所以，改制工作中的职工问题比较难，好在印社职工绝大多数已有了心理准备。”
钱伯皓说，他们的做法是，严格按照省市公布的各种政策严格规范办事，做到“规范、公开、透明”，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搞特殊。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印社完成了改制工作，符合提前退休资格的人在自愿条件下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除少数几人辞职之外，绝大多数职工留在了新的印社各个部门和公司。
印社改制最大的困难──职工问题之所以基本得到了解决，在于印社改制之前是一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大多数部门已实行企业化管理，本身的待遇和福利并不是很好，因此，印社职工从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身份转到社会人，心理落差并不太大。但在事业单位改制过程中，并非每家情况都如此。
2004年,杭州第四医院和杭州整形医院被作为杭州医改的试点,进行改制,但遇到的阻力却是空前的,两家医院的职工都曾多次到杭州市政府甚至浙江省政府门前上访。
《瞭望东方周刊》在采访时发现，医护人员最担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对身份转换的不满。整形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告诉记者，“医生一直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我们在医院里拿固定工资、劳保福利，在外面还可以搞兼职，现在要改制成民营医院，国家干部成了打工者，你说我们接受得了吗?”
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除了做职工工作，浙江省和杭州市还制订了优惠政策。根据浙江省和杭州市有关改制的操作意见，对于职工改制后身份置换的补偿和支持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作了规定:劳动关系转换、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医疗保险制度衔接。
以劳动关系转换为例，省直属事业单位给出的补偿方案是工龄乘以12个月前的月平均工资。比如一个高级职称技术人员，如果月均工资是3500元，工龄是20年的话，那他一次性就可以拿到7万元的劳动关系转换补偿款。
事实上,浙江省绝大多数事业单位改制中,单位要缴纳的劳动关系补偿款、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预留款,人均都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正是事业单位改制后职工的待遇得到了保障,所以尽管有一些阻力,浙江的改革还是得以基本顺利的推行。
产业化经营与社会公益
改制之后的西泠印社，很大一部分将开始产业化经营。外界的一个担忧是:西泠印社的百年金招牌会不会因此贬值?印社的各项社会公益职能由谁来承担?
钱伯皓解释说，“改制后，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作为市委直属、归口于市委宣传部的正局级事业单位，其首要职能仍然是组织开展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保护和管理文物藏品、管理中国印学博物馆等，然后才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工作。”
他补充说，关于百年招牌会否贬值的问题，这就需要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严格保护这个品牌。对产业化经营的种类要有严格限制，不是随便哪个文化产品都可以打“西泠印社”这块牌子。另外，这块牌子并非是给产业公司永久使用，社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情况收回。
多年致力于事业单位研究的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事业单位改革绝不能简单套用企业改革的做法，更不能使社会事业过度市场化。
另一个问题是，改制之后，群众性的公益文化产品，由谁来提供呢?
浙江的试验是由政府采购公益文化产品，免费或低价提供给老百姓，这种模式被称作“政府出资买服务”。
2004年的夏夜，杭州许多社区居民，吃了晚饭后便摇着扇子，在社区里欣赏滑稽戏《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杭州市民免费享受到的第一个“政府采购”文化产品。戏剧在各个社区和区县剧院巡演了100场。如此大密度的演出，杭州市只花了20万元。
另一种办法，是“公益文化社会办”。2004年以来，浙江不少地方纷纷举办推荐会，把排定的全年文化活动项目，通过媒体公示，向企业推介。在湖州的首次公益性文化项目签约仪式上，有 12个文化项目，分别由中国电信湖州分公司等8家企业签下，企业共投入137万元。
这是继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企改革之后，中国又一次在一个重要领域内打破吃“大锅饭”的做法
2001年以前，阿德还是杭州一家效益很好的园林设计事业单位的职工，尽管做的是司机，却享受着“国家干部”待遇。
他那时已有20多年工龄,是正式“事业单位编制”,每年收入超过6万元,比刚进单位的一些有研究生文凭但没有正式编制的技术员还多一倍。作为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的正式职工,生老病死几乎不用发愁。
但好景不再。2002年，他所在的事业单位改制成股份制企业之后，技术和经营骨干的工资大幅提高，司机、门卫等后勤普通职工的待遇大幅降低。阿德的年收入降到不足3万元。
从国家干部一下子“沦为”企业职工，还要和外地民工竞争一个司机岗位，想不通的阿德找领导大发一通脾气后，一怒之下从单位辞职了。
实际上，在中国，像阿德这样的事业单位编制“国家干部”，在中国总共有近3000万人，分布在130万个事业单位中。
“事业单位”完全是中国特色。不少学者在国外发表论文，为不知怎么翻译此词而犯愁，因为国外没有事业单位。
中国的事业单位情况各异，有的更像是政府机关,有的接近于经营部门,但有着共同的特点:在法律上都叫做“事业法人”,产权都是国家所有,从业人员除了临时工，往往都叫做“国家干部”,他们中许多吃着国家财政饭,而且从住房、看病,到孩子入托、上学,长期享受国家福利。
2004年12月17日,国家人事部部长张柏林在人事厅局长会议上透露,作为事业单位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人事制度改革,已迈出了重要步伐。全国有31个省区市约45万个事业单位推行了聘用制度,有1300万人签订了聘用合同,约占总数的45%。
2004年12月20日,事业单位改革步伐最快的省份之一江苏省传出消息，该省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已实现阶段性目标。
根据国务院有关部委权威人士向媒体透露的消息，2004年下半年，国务院已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事业单位下一步改革问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表示，“应从总体上收缩事业单位的规模。应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
百年老社之变
衢州人徐林是个印学爱好者，2004年12月11日，他第四次来到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参观。他惊奇地发现，西泠印社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以前的印社只开放到山脚下的一些场馆，现在连孤山上的茶楼、碑亭都开放了;以前纪念馆开放的珍品很少，但这次来时，多种多样的珍品让他大开眼界。
西泠印社是百年名社,20世纪60年代以后,印社的格局就没有大的改变。但为什么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变化如此之大呢?答案是事业单位改制。
2002年底，杭州市经委干部钱伯皓接到了一纸公文，他被任命为杭州市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改制工作。钱伯皓当时年仅35岁，经济学科班出身，从来没有从事过文化工作，被任命为百年名社的副当家，他自己也有些意外。
2003年初,钱伯皓走马上任:偌大一个印社,居然没几个人来上班。刚上任,就有一大堆棘手的事务摆在面前。当时,西湖南线正在整合,西泠印社的办公场所也在拆迁之列,但居然没有干部职工对单位新址提出方案，只知道一味将珍贵文物堆放到仓库里。
2002年，印社多年的积困爆发，印社当年亏损150多万，不良资产达300万，许多部门处于半停工状态，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全;印社下属的杭州书画社，曾与朵云轩、荣宝斋齐名，招牌乃郭沫若亲笔题写，2002年却被新闻出版总署停业整顿一年;印社拥有上万件文物，但保藏仓库却年久失修，火灾隐患重重……
困局源于印社的独特体制。尽管印社只有100多名职工干部，改制前却是一身兼五块牌子，这就是所谓的“五位一体”。
首先，西泠印社是一个社团法人;其次，印社秘书处是负责管理的事业单位;第三，印社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履行文物保护职能;第四，印社的出版社，是一个出版事业单位;第五，杭州西泠印社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经营公司。
但这五块牌子一个实体的机构，100多号职工却没有明确分工。一个职工今天可能是经营部的营业员，过一段时间却是秘书处的职工，再过一阵可能在书画社、出版社帮忙。总之，尽管每块牌子包含的职能完全不同，但在改制之前，一个职工可以在不同部门之间连续调动。
另外，像不少事业单位一样，印社在运作时也没什么有效的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现实已很明显。百年老社要恢复生机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改革。
2003年3月,西泠印社开始了改制之旅,到了2004年7月,改制工作基本结束。印社也从以前的“五位一体”改制成“1＋5＋n”的发展格局。
其中的“1”，就是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是一个归口于市委宣传部的正局级事业单位。“5”是指印务委员会下的5个发展实体，包括中国印学博物馆、西泠印社出版社、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杭州书画社有限公司，其中博物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出版社暂属事业单位，但现代企业是其进一步改制的方向，另外三个实体则是经营性的企业。“n”指一系列以印社名义出现的社会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在这种格局下，公益性事业单位与经营性实体的边界终于划分清晰。
改革首难:让职工告别“国家干部”
西泠印社改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职工出路问题。
西泠印社原有职工152名，除去离退休人员，在职人员有90多人，都是享受财政补助的事业编制。而转制后，事业编制只剩30人，这意味着60多人不再享受国家干部待遇。
主持改制事宜的钱伯皓说，“印社职工的成分比较复杂，许多都是夫妻双职工、父子职工甚至是三兄弟同在印社，所以，改制工作中的职工问题比较难，好在印社职工绝大多数已有了心理准备。”
钱伯皓说，他们的做法是，严格按照省市公布的各种政策严格规范办事，做到“规范、公开、透明”，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搞特殊。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印社完成了改制工作，符合提前退休资格的人在自愿条件下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除少数几人辞职之外，绝大多数职工留在了新的印社各个部门和公司。
印社改制最大的困难──职工问题之所以基本得到了解决，在于印社改制之前是一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大多数部门已实行企业化管理，本身的待遇和福利并不是很好，因此，印社职工从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身份转到社会人，心理落差并不太大。但在事业单位改制过程中，并非每家情况都如此。
2004年,杭州第四医院和杭州整形医院被作为杭州医改的试点,进行改制,但遇到的阻力却是空前的,两家医院的职工都曾多次到杭州市政府甚至浙江省政府门前上访。
《瞭望东方周刊》在采访时发现，医护人员最担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对身份转换的不满。整形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告诉记者，“医生一直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我们在医院里拿固定工资、劳保福利，在外面还可以搞兼职，现在要改制成民营医院，国家干部成了打工者，你说我们接受得了吗?”
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除了做职工工作，浙江省和杭州市还制订了优惠政策。根据浙江省和杭州市有关改制的操作意见，对于职工改制后身份置换的补偿和支持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作了规定:劳动关系转换、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医疗保险制度衔接。
以劳动关系转换为例，省直属事业单位给出的补偿方案是工龄乘以12个月前的月平均工资。比如一个高级职称技术人员，如果月均工资是3500元，工龄是20年的话，那他一次性就可以拿到7万元的劳动关系转换补偿款。
事实上,浙江省绝大多数事业单位改制中,单位要缴纳的劳动关系补偿款、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预留款,人均都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正是事业单位改制后职工的待遇得到了保障,所以尽管有一些阻力,浙江的改革还是得以基本顺利的推行。
产业化经营与社会公益
改制之后的西泠印社，很大一部分将开始产业化经营。外界的一个担忧是:西泠印社的百年金招牌会不会因此贬值?印社的各项社会公益职能由谁来承担?
钱伯皓解释说，“改制后，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作为市委直属、归口于市委宣传部的正局级事业单位，其首要职能仍然是组织开展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保护和管理文物藏品、管理中国印学博物馆等，然后才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工作。”
他补充说，关于百年招牌会否贬值的问题，这就需要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严格保护这个品牌。对产业化经营的种类要有严格限制，不是随便哪个文化产品都可以打“西泠印社”这块牌子。另外，这块牌子并非是给产业公司永久使用，社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情况收回。
多年致力于事业单位研究的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事业单位改革绝不能简单套用企业改革的做法，更不能使社会事业过度市场化。
另一个问题是，改制之后，群众性的公益文化产品，由谁来提供呢?
浙江的试验是由政府采购公益文化产品，免费或低价提供给老百姓，这种模式被称作“政府出资买服务”。
2004年的夏夜，杭州许多社区居民，吃了晚饭后便摇着扇子，在社区里欣赏滑稽戏《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杭州市民免费享受到的第一个“政府采购”文化产品。戏剧在各个社区和区县剧院巡演了100场。如此大密度的演出，杭州市只花了20万元。
另一种办法，是“公益文化社会办”。2004年以来，浙江不少地方纷纷举办推荐会，把排定的全年文化活动项目，通过媒体公示，向企业推介。在湖州的首次公益性文化项目签约仪式上，有 12个文化项目，分别由中国电信湖州分公司等8家企业签下，企业共投入137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