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成本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一、中国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国际产业分工低端
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前提。当前国际分工由传统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向产业内的水平分工转变，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呈现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的趋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体现在所有产业的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上。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往往处于增值能力有限的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往往处于增值能力较大的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中国如果为了保持目前在国际分工领域中的成本优势，而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那么，在国际分工领域就会长期徘徊于低技术和低价值的产业端。在传统国际产业分工领域，发展中国家实现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机电工业的产业升级，目的就是为了其生产活动从增值能力有限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端向增值能力较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端转移；同样，在当代国际产业分工领域，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内分工由技术层次较低的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向技术层次较高的零部件生产、中间产品生产，最后到自主品牌生产的产业环节的递升，目的也是为了提升自身的经济活动在当代的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增值能力。事实上，中国引进的外资大多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项目，主要利用了符合本地市场的适用技术和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依靠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那就只能处在产业低端的弱势地位。
目前，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的产业活动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出口的旅行用品、服装及饰品、玩具与运动用品、鞋类已占世界同类产品的出口份额的１／３—１／４，针织内衣、纺织内衣、针织外套、纺织外套约占世界同类产品的出口份额的近１／５，但随着劳动成本更低的东亚周边国家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劳动密集型的分工活动的市场空间受到限制，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受到削弱。而我国目前参与的那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活动，大多也是在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自１９９５年超过纺织品份额以来，已经连续９年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然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机电产品通过国际贸易仅获利１．１％。显然，中国是以相对丰富的劳动资源生产了产业内的低端产品，以换取相对稀缺的资本和技术生产的产业内的高端产品。即便是在低端产业领域，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也只是体现在技术要求不高、增值潜力有限的加工组装和一般零部件制造这些产业低端环节上，而在技术要求相对较高、增值潜力相对较大的关键零部件和自主品牌制造这些产业高端环节上没有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劳动成本优势。
中国丰富的劳动资源，不仅形成了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而且形成了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是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保证。中国所具有劳动成本和市场潜力的双重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挥了独特的互动作用。显然，数量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大竞争优势。国外的跨国公司一方面利用中国劳动成本优势生产物美价廉的中低端产品，积极扩展中低端产品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又利用该产业的中低端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影响，积极扩大高端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这既利用了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又利用了中国的市场潜力优势。
从产业角度观察，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一方面利用了产业低端对劳动资源的知识技能要求相对较低，通过产业投资，实现对产业低端技术的转移，从而以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打开中国产业的低端产品市场。因而，跨国公司是以产业的低端技术，廉价获取中国市场上的劳动资源，直接享受了中国劳动资源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充分利用了产业高端对劳动资源的知识技能要求相对较高，通过产业贸易，实现对产业高端技术的控制，从而以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左右中国产业的高端产品市场。因而，跨国公司是以产业的高端技术，高价输出本国市场上的劳动资源，间接发挥了该国劳动资源的竞争优势。中国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过程中，跨国公司分别从产业高端和低端存在的商机中，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资源在产业分工形成的巨大的市场潜力。在产业低端，以产业投资形式开拓了中国消费品市场；而在产业高端，以产业贸易形式开拓了中国资本品市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的劳动资源不仅增大了产业的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而且增大了产业的投资需求，形成了庞大的投资品市场。因此，发达国家从中国的消费品市场和资本品市场上获得了双重收益：即产业低端的巨大投资收益和产业高端的巨大贸易收益。而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只是获得了极少一部分劳动附加值。
二、中国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在产业分工不断弱化
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发挥劳动成本优势的前提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优势。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劳动成本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劳动成本的区位比较显示，西部的劳动成本比中部和东部更具比较优势。然而，中国丰富的劳动资源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表明，处在劳动成本高位的东部地区却比处在劳动成本低位的中西部地区更具竞争优势。显然，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成本优势不仅来源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而且来源于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从而成为产业低端产品的低成本优势的来源；而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源的素质，从而成为产业高端产品的高品质优势的来源。一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成本，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价值，而且包括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分工活动对劳动资源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生存资料的价值上，因而，劳动资源参与产业分工主要依靠的是员工的人力劳动。而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分工活动对劳动资源的素质要求相对较高，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上，因而，劳动资源参与产业分工主要依靠的是员工的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成本可以吸引较高素质的劳动资源，从而形成更大潜力的市场容量。东部比中西部具有更高的劳动成本，不仅从人员规模和素质上吸引劳动资源向东部集聚，提高了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使东部比中西部更具市场潜力；而且在更大的规模上和更高的素质上培养了劳动资源的人力资本，提高了劳动资源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知识技能，从而使我国东部比中西部具有更高的产业层次。因此，劳动成本优势不仅来源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而且来源于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
目前中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具有指标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产业分工水平。２００２年全国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为１１１５２元，而位于东部的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相应的劳动报酬分别为２１９５７元、１８１５７元、１４９５８元和１４７８１元，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位于中西部的山西、河南、内蒙古和江西的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分别为７８９２元、７７９５元、８１３５元和８２６１元，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劳动资源参与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劳动资源的成本水平与劳动资源的技能素质呈现相互对应的关系，进而决定了各个区域产业分工的水平。２００２年我国非农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８４．６％和５０．０％，而东部的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相应的比重为９８．４％和８８．７％、９７．０％和９１．５％、９１．２％和６０．４％、９５．９％和７９．８％，东部的产业层次明显高于全国的结构水平；而中西部的河南、内蒙古和江西相应的比重为７９．１％和３８．４％、７８．４％和４４．２％、７８．１％和４８．７％，中西部的产业层次明显低于全国的结构水平。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应是建立在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基础上的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因而，劳动成本水平较高，产业分工水平较高。否则，我们无法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东部地区的劳动成本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劳动资源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比中西部的劳动资源更具有优势，从而清晰的观察到东部地区明显处于产业分工的高端，而中西部地区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劳动成本呈现缓步趋升的态势。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显现，１９９０年为２１４０元、１９９５年为５５００元、２０００年为９３７１元，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职工的平均工资为１０８７０元和１２４２２元。同时，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５年的３４．８７亿美元和３７５．２１亿美元，提高到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年的４０７．１５亿美元和５２７．４３亿美元的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成本虽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上比较优势在逐步弱化，但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上比较优势在不断显现。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劳动成本优势因而体现在以丰富的劳动资源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程度。２００２年外商在我国各地的投资情况清晰地表明，在劳动成本较高且产业层次较高的东部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吸收外商投资占１３．０３％、４．６３％、２４．０７％和３．７２％，而在劳动成本较低且产业层次较低的中西部山西、河南、内蒙古和江西吸收外商投资占０．５９％、１．２０％、０．２５％和１．０１％。近年，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投资主体从８０年代以港商为主，到９０年代初期以台商为主，９０年代中后期转向以欧美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二是投资领域从８０年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到９０年代初中期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行业，９０年代后期转向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显现出的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开始从劳动资源的数量规模方面优势的开发向劳动资源的素养技能方面优势的开发转变。随着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制造环节的规模越来越大，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在产业分工中不能只体现在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业低端环节，还需体现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高端环节。
三、中国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在产业分工亟待提高
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应是劳动资源的成本和效率的综合体现。我国的劳动成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不仅出现了“低成本”＋“低效率”的现象，而且劳动成本还在上升，劳动效率还在下降，劳动资源表现出成本不低、效率不高的趋势。劳动成本优势应来源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和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综合反映。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表现为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是可以用来替代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但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成本优势明显表现为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是无法用来替代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产业分工水平的提升，同样需要劳动资源素质的提升。
劳动资源在产业分工的低端源源不断的供给，是无法替代产业提升过程中分工高端对劳动素质的需求。我国劳动资源的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正是对产业分工低端劳动资源数量过剩和产业分工高端劳动资源数量不足的具体体现。素质程度不等的劳动资源是难于在产业低端显示劳动效率的不同，而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劣不等可以在产业高端明显表现出劳动效率的高低。素质较低的劳动资源在产业低端升级到产业高端的过程中，劳动效率因受制于劳动素质而明显下降，名义人力劳动成本优势在产业升级中受到明显削弱，因而单位产品的实际劳动成本会有所大幅提高。而素质较高的劳动资源在产业低端升级到产业高端的过程中，劳动效率因得益于劳动素质而有所上升，实际人力资本价值在产业升级中有所得到体现，因而单位产品的实际劳动成本反而提升缓慢。因此，产业分工水平提升的过程，同样是劳动效率提升的过程。在产业水平较高的东部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工业全部就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８４３１５元／人年、５５０８２元／人年、６５６４７元／人年和６８６７４元／人年；而在产业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山西、河南、内蒙和江西全部就业人员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３３８７２元／人年、３８４４７元／人年、４８９１６元／人年和３１９４４元／人年。产业分工高端的高工资水平，吸引高素质劳动资源从事高效率的劳动。中国面对提升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水平的需要，劳动成本优势的发挥应该更加需要依靠高效率克服高成本。
产业结构提升的过程，就是产业素质提升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结构升级过程中，不仅仅表现在产业之间，机电工业比重化工业、重化工业比轻纺工业具有更高的知识含量；而且表现在各个产业内部，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知识含量的普遍提高。产业分工活动的知识含量提高，要求产业工人知识素养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产业的总体工人中，从事产业高端脑力型的产业工人的比重上升，而从事产业低端体力型的产业工人的比重下降。观察发达国家的近况，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就业人数的增长率是普通劳动者增长率的２倍，而较高级的脑力劳动者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则是普通劳动者增长率的３倍，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了就业人员的素质。在产业内部的科研、设计、生产、营销各个环节中，利用先进技术手段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型劳动者不断增多。目前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增长最快，从事信息工作的知识型劳动者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产业工人显然在利用先进的生产方式从事现代产业活动。这种先进生产方式体现在其从事产业活动的知识含量上。因而，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将决定从事该项产业活动的劳动生产率高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利用更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附加值。这要求产业升级不仅要扩展劳动资源利用的规模，而且要提升劳动资源利用的素质，从而推动中国从劳动资源大国向劳动资源强国的转变。
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前提。当前国际分工由传统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向产业内的水平分工转变，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呈现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的趋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体现在所有产业的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上。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往往处于增值能力有限的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往往处于增值能力较大的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中国如果为了保持目前在国际分工领域中的成本优势，而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那么，在国际分工领域就会长期徘徊于低技术和低价值的产业端。在传统国际产业分工领域，发展中国家实现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机电工业的产业升级，目的就是为了其生产活动从增值能力有限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端向增值能力较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端转移；同样，在当代国际产业分工领域，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内分工由技术层次较低的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向技术层次较高的零部件生产、中间产品生产，最后到自主品牌生产的产业环节的递升，目的也是为了提升自身的经济活动在当代的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增值能力。事实上，中国引进的外资大多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项目，主要利用了符合本地市场的适用技术和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依靠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那就只能处在产业低端的弱势地位。
目前，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的产业活动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出口的旅行用品、服装及饰品、玩具与运动用品、鞋类已占世界同类产品的出口份额的１／３—１／４，针织内衣、纺织内衣、针织外套、纺织外套约占世界同类产品的出口份额的近１／５，但随着劳动成本更低的东亚周边国家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劳动密集型的分工活动的市场空间受到限制，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受到削弱。而我国目前参与的那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活动，大多也是在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自１９９５年超过纺织品份额以来，已经连续９年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然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机电产品通过国际贸易仅获利１．１％。显然，中国是以相对丰富的劳动资源生产了产业内的低端产品，以换取相对稀缺的资本和技术生产的产业内的高端产品。即便是在低端产业领域，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也只是体现在技术要求不高、增值潜力有限的加工组装和一般零部件制造这些产业低端环节上，而在技术要求相对较高、增值潜力相对较大的关键零部件和自主品牌制造这些产业高端环节上没有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劳动成本优势。
中国丰富的劳动资源，不仅形成了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而且形成了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是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保证。中国所具有劳动成本和市场潜力的双重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挥了独特的互动作用。显然，数量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大竞争优势。国外的跨国公司一方面利用中国劳动成本优势生产物美价廉的中低端产品，积极扩展中低端产品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又利用该产业的中低端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影响，积极扩大高端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这既利用了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又利用了中国的市场潜力优势。
从产业角度观察，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一方面利用了产业低端对劳动资源的知识技能要求相对较低，通过产业投资，实现对产业低端技术的转移，从而以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打开中国产业的低端产品市场。因而，跨国公司是以产业的低端技术，廉价获取中国市场上的劳动资源，直接享受了中国劳动资源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充分利用了产业高端对劳动资源的知识技能要求相对较高，通过产业贸易，实现对产业高端技术的控制，从而以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左右中国产业的高端产品市场。因而，跨国公司是以产业的高端技术，高价输出本国市场上的劳动资源，间接发挥了该国劳动资源的竞争优势。中国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过程中，跨国公司分别从产业高端和低端存在的商机中，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资源在产业分工形成的巨大的市场潜力。在产业低端，以产业投资形式开拓了中国消费品市场；而在产业高端，以产业贸易形式开拓了中国资本品市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的劳动资源不仅增大了产业的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而且增大了产业的投资需求，形成了庞大的投资品市场。因此，发达国家从中国的消费品市场和资本品市场上获得了双重收益：即产业低端的巨大投资收益和产业高端的巨大贸易收益。而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只是获得了极少一部分劳动附加值。
二、中国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在产业分工不断弱化
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发挥劳动成本优势的前提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优势。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劳动成本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劳动成本的区位比较显示，西部的劳动成本比中部和东部更具比较优势。然而，中国丰富的劳动资源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表明，处在劳动成本高位的东部地区却比处在劳动成本低位的中西部地区更具竞争优势。显然，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成本优势不仅来源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而且来源于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从而成为产业低端产品的低成本优势的来源；而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源的素质，从而成为产业高端产品的高品质优势的来源。一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劳动成本，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价值，而且包括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分工活动对劳动资源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生存资料的价值上，因而，劳动资源参与产业分工主要依靠的是员工的人力劳动。而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分工活动对劳动资源的素质要求相对较高，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上，因而，劳动资源参与产业分工主要依靠的是员工的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成本可以吸引较高素质的劳动资源，从而形成更大潜力的市场容量。东部比中西部具有更高的劳动成本，不仅从人员规模和素质上吸引劳动资源向东部集聚，提高了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使东部比中西部更具市场潜力；而且在更大的规模上和更高的素质上培养了劳动资源的人力资本，提高了劳动资源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知识技能，从而使我国东部比中西部具有更高的产业层次。因此，劳动成本优势不仅来源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而且来源于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
目前中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具有指标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产业分工水平。２００２年全国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为１１１５２元，而位于东部的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相应的劳动报酬分别为２１９５７元、１８１５７元、１４９５８元和１４７８１元，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位于中西部的山西、河南、内蒙古和江西的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分别为７８９２元、７７９５元、８１３５元和８２６１元，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劳动资源参与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劳动资源的成本水平与劳动资源的技能素质呈现相互对应的关系，进而决定了各个区域产业分工的水平。２００２年我国非农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８４．６％和５０．０％，而东部的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相应的比重为９８．４％和８８．７％、９７．０％和９１．５％、９１．２％和６０．４％、９５．９％和７９．８％，东部的产业层次明显高于全国的结构水平；而中西部的河南、内蒙古和江西相应的比重为７９．１％和３８．４％、７８．４％和４４．２％、７８．１％和４８．７％，中西部的产业层次明显低于全国的结构水平。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应是建立在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基础上的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因而，劳动成本水平较高，产业分工水平较高。否则，我们无法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东部地区的劳动成本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劳动资源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比中西部的劳动资源更具有优势，从而清晰的观察到东部地区明显处于产业分工的高端，而中西部地区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劳动成本呈现缓步趋升的态势。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显现，１９９０年为２１４０元、１９９５年为５５００元、２０００年为９３７１元，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职工的平均工资为１０８７０元和１２４２２元。同时，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５年的３４．８７亿美元和３７５．２１亿美元，提高到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年的４０７．１５亿美元和５２７．４３亿美元的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成本虽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上比较优势在逐步弱化，但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上比较优势在不断显现。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劳动成本优势因而体现在以丰富的劳动资源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程度。２００２年外商在我国各地的投资情况清晰地表明，在劳动成本较高且产业层次较高的东部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吸收外商投资占１３．０３％、４．６３％、２４．０７％和３．７２％，而在劳动成本较低且产业层次较低的中西部山西、河南、内蒙古和江西吸收外商投资占０．５９％、１．２０％、０．２５％和１．０１％。近年，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投资主体从８０年代以港商为主，到９０年代初期以台商为主，９０年代中后期转向以欧美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二是投资领域从８０年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到９０年代初中期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行业，９０年代后期转向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显现出的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开始从劳动资源的数量规模方面优势的开发向劳动资源的素养技能方面优势的开发转变。随着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制造环节的规模越来越大，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在产业分工中不能只体现在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业低端环节，还需体现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高端环节。
三、中国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在产业分工亟待提高
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应是劳动资源的成本和效率的综合体现。我国的劳动成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不仅出现了“低成本”＋“低效率”的现象，而且劳动成本还在上升，劳动效率还在下降，劳动资源表现出成本不低、效率不高的趋势。劳动成本优势应来源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和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综合反映。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表现为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是可以用来替代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但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成本优势明显表现为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劳动资源的规模优势是无法用来替代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势。产业分工水平的提升，同样需要劳动资源素质的提升。
劳动资源在产业分工的低端源源不断的供给，是无法替代产业提升过程中分工高端对劳动素质的需求。我国劳动资源的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正是对产业分工低端劳动资源数量过剩和产业分工高端劳动资源数量不足的具体体现。素质程度不等的劳动资源是难于在产业低端显示劳动效率的不同，而劳动资源的素质优劣不等可以在产业高端明显表现出劳动效率的高低。素质较低的劳动资源在产业低端升级到产业高端的过程中，劳动效率因受制于劳动素质而明显下降，名义人力劳动成本优势在产业升级中受到明显削弱，因而单位产品的实际劳动成本会有所大幅提高。而素质较高的劳动资源在产业低端升级到产业高端的过程中，劳动效率因得益于劳动素质而有所上升，实际人力资本价值在产业升级中有所得到体现，因而单位产品的实际劳动成本反而提升缓慢。因此，产业分工水平提升的过程，同样是劳动效率提升的过程。在产业水平较高的东部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工业全部就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８４３１５元／人年、５５０８２元／人年、６５６４７元／人年和６８６７４元／人年；而在产业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山西、河南、内蒙和江西全部就业人员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３３８７２元／人年、３８４４７元／人年、４８９１６元／人年和３１９４４元／人年。产业分工高端的高工资水平，吸引高素质劳动资源从事高效率的劳动。中国面对提升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水平的需要，劳动成本优势的发挥应该更加需要依靠高效率克服高成本。
产业结构提升的过程，就是产业素质提升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结构升级过程中，不仅仅表现在产业之间，机电工业比重化工业、重化工业比轻纺工业具有更高的知识含量；而且表现在各个产业内部，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知识含量的普遍提高。产业分工活动的知识含量提高，要求产业工人知识素养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产业的总体工人中，从事产业高端脑力型的产业工人的比重上升，而从事产业低端体力型的产业工人的比重下降。观察发达国家的近况，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就业人数的增长率是普通劳动者增长率的２倍，而较高级的脑力劳动者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则是普通劳动者增长率的３倍，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了就业人员的素质。在产业内部的科研、设计、生产、营销各个环节中，利用先进技术手段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型劳动者不断增多。目前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增长最快，从事信息工作的知识型劳动者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产业工人显然在利用先进的生产方式从事现代产业活动。这种先进生产方式体现在其从事产业活动的知识含量上。因而，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将决定从事该项产业活动的劳动生产率高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利用更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附加值。这要求产业升级不仅要扩展劳动资源利用的规模，而且要提升劳动资源利用的素质，从而推动中国从劳动资源大国向劳动资源强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