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欠薪”症结在制度滞后
中国的“民工欠薪”指民工被拖欠薪酬。目前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并且日益朝向冲突尖锐化方向发展，非常值得高度关注。
早前一段时期，拖欠民工薪酬的主要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炫耀“政绩”，不惜大兴土木，大搞政府办公大楼之类的楼堂馆所，富丽堂皇，“打肿脸充胖子”。
温家宝总理察访四川农村，受理了农妇所告“御状”之后，中央限期纠正“欠薪风”，各级地方政府拖欠民工薪酬状况有所改善。但是，“民工欠薪”问题这个“空心葫芦”，按下一头又翘起另一头。如今愈演愈烈的“民工欠薪”，欠债人主要是那些缺德的大大小小的企业主和包工头，甚至是政府部门。
如果遇上欠债人良知尚未泯灭，民工尚有一线讨薪希望。到目前为止，中国媒体所披露的最令人“宽慰”的讨薪新闻，恐怕是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报道的新闻﹕山东菏泽巨野县的三十六名民工因为讨不到欠薪的现金，被迫含泪吃了他们平生第一顿“豪华”午餐。一次西式自助餐花去了民工们应得薪金中的两千五百元，每个民工被迫消费约七十元人民币。原因是拖欠着十几万元民工薪酬的欠债人，在躲无可躲之下，只支付了其所属酒店一张价值五千元但不能兑换成现金的消费卡。
不知有多少身为家长的民工，因为吃了这顿饭，无法凑足孩子的学费，导致孩子辍学。因此，这些民工边吃边掉泪，心里在流血。泪水和着饭菜咽，试问可知是甚么滋味﹖
但是，相比之下，有更多民工的遭遇更惨。十月二十四日，一天之内，“天子脚下”的北京市，发生民工讨薪遭人殴打事件，共有二十四名民工被铁管打伤送院﹔辽宁省沈阳市有七名农民工因为长期追讨仍然无法讨回工钱，感到走投无路，竟然寻短见，一起服安眠药自杀。
相对于这些势单力薄的小群体民工，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工厂，庞大民工队伍就日益显示出群体的抗争优势。上月初，深圳一间中港合资电子厂的三千多名员工集体罢工，堵塞深圳交通大动脉，造成轰动的社会反响。
再往前回溯半年，今年四月在东莞一家鞋厂发生火爆的劳资冲突，据报其五个分厂有四个被砸，对厂房、设备造成了重大破坏，此事件发生在号称全球最大的电子生产中心之一的东莞，令人震惊。
东莞市法院日前判处参与暴力抗议工厂拖欠工资的五名民工坐班房，囚期三年半以下不等。这个个案的处理能否充分体现公正原则，且另作别论。换一个角度看，这个判例能否促使当地工厂的劳资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值得深入探究。
工人们的暴力行动造成了破坏，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更应该看到，这次集体的非理性的发泄，是对工厂、对机器、对老板以及对生产流水线劳动折磨的一次报复。这是西方社会工业化初期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这些暴力行动的背后，则是工人们因工资削减而对生存的担忧，是劳资关系的制度性不平等，是劳资矛盾解决渠道的不畅，是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功能性缺位……所有这些，都是促使工人们发生暴力抗议行为的深层社会根源。
当然，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会患上恐资“软骨症”，主要是缘于对“政绩”的畸形追求。他们不愿冒得罪投资方的风险，宁可尽可能地控制低廉和听话的劳动力，以此确保地区gdp的发展。
但值得官员警醒的是，七名农民工服药自杀，已经造成了家庭惨剧﹔东莞鞋厂工人闹事，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工厂生产﹔深圳数千民工占道罢工，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由欠薪引发的频密劳资纠纷，不仅愈来愈严重地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从长远来看，民工群体对雇主、对政府、对社会的积怨不断加深，更将成为危害社会的重大隐患。
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欠薪现象仍然愈演愈烈，社会劳动保障机制中保护弱势群体的机能尚不够完善，国家职能部门的保护力度不足，相关法律的不够健全和执行政策相当不力等等，都集中暴露出国家相关制度滞后的弊端。
当务之急，显然就是要从完善和落实国家法规制度着手，尽快立法，统筹解决民工劳动资质认定、民工劳动合约认定、民工工资管理条例等等实际问题，使民工劳动市场管理迅速走上正轨。
早前一段时期，拖欠民工薪酬的主要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炫耀“政绩”，不惜大兴土木，大搞政府办公大楼之类的楼堂馆所，富丽堂皇，“打肿脸充胖子”。
温家宝总理察访四川农村，受理了农妇所告“御状”之后，中央限期纠正“欠薪风”，各级地方政府拖欠民工薪酬状况有所改善。但是，“民工欠薪”问题这个“空心葫芦”，按下一头又翘起另一头。如今愈演愈烈的“民工欠薪”，欠债人主要是那些缺德的大大小小的企业主和包工头，甚至是政府部门。
如果遇上欠债人良知尚未泯灭，民工尚有一线讨薪希望。到目前为止，中国媒体所披露的最令人“宽慰”的讨薪新闻，恐怕是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报道的新闻﹕山东菏泽巨野县的三十六名民工因为讨不到欠薪的现金，被迫含泪吃了他们平生第一顿“豪华”午餐。一次西式自助餐花去了民工们应得薪金中的两千五百元，每个民工被迫消费约七十元人民币。原因是拖欠着十几万元民工薪酬的欠债人，在躲无可躲之下，只支付了其所属酒店一张价值五千元但不能兑换成现金的消费卡。
不知有多少身为家长的民工，因为吃了这顿饭，无法凑足孩子的学费，导致孩子辍学。因此，这些民工边吃边掉泪，心里在流血。泪水和着饭菜咽，试问可知是甚么滋味﹖
但是，相比之下，有更多民工的遭遇更惨。十月二十四日，一天之内，“天子脚下”的北京市，发生民工讨薪遭人殴打事件，共有二十四名民工被铁管打伤送院﹔辽宁省沈阳市有七名农民工因为长期追讨仍然无法讨回工钱，感到走投无路，竟然寻短见，一起服安眠药自杀。
相对于这些势单力薄的小群体民工，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工厂，庞大民工队伍就日益显示出群体的抗争优势。上月初，深圳一间中港合资电子厂的三千多名员工集体罢工，堵塞深圳交通大动脉，造成轰动的社会反响。
再往前回溯半年，今年四月在东莞一家鞋厂发生火爆的劳资冲突，据报其五个分厂有四个被砸，对厂房、设备造成了重大破坏，此事件发生在号称全球最大的电子生产中心之一的东莞，令人震惊。
东莞市法院日前判处参与暴力抗议工厂拖欠工资的五名民工坐班房，囚期三年半以下不等。这个个案的处理能否充分体现公正原则，且另作别论。换一个角度看，这个判例能否促使当地工厂的劳资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值得深入探究。
工人们的暴力行动造成了破坏，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更应该看到，这次集体的非理性的发泄，是对工厂、对机器、对老板以及对生产流水线劳动折磨的一次报复。这是西方社会工业化初期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这些暴力行动的背后，则是工人们因工资削减而对生存的担忧，是劳资关系的制度性不平等，是劳资矛盾解决渠道的不畅，是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功能性缺位……所有这些，都是促使工人们发生暴力抗议行为的深层社会根源。
当然，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会患上恐资“软骨症”，主要是缘于对“政绩”的畸形追求。他们不愿冒得罪投资方的风险，宁可尽可能地控制低廉和听话的劳动力，以此确保地区gdp的发展。
但值得官员警醒的是，七名农民工服药自杀，已经造成了家庭惨剧﹔东莞鞋厂工人闹事，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工厂生产﹔深圳数千民工占道罢工，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由欠薪引发的频密劳资纠纷，不仅愈来愈严重地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从长远来看，民工群体对雇主、对政府、对社会的积怨不断加深，更将成为危害社会的重大隐患。
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欠薪现象仍然愈演愈烈，社会劳动保障机制中保护弱势群体的机能尚不够完善，国家职能部门的保护力度不足，相关法律的不够健全和执行政策相当不力等等，都集中暴露出国家相关制度滞后的弊端。
当务之急，显然就是要从完善和落实国家法规制度着手，尽快立法，统筹解决民工劳动资质认定、民工劳动合约认定、民工工资管理条例等等实际问题，使民工劳动市场管理迅速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