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讨薪：为什么懒得找法律
记者与社工开展的调查显示四成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每到年关，老乡的电话便特别多。七弯八拐的，都是求我去帮那些打工的农民讨钱。
每一次，我都会搪塞一番：打官司吧。我们又不能从人家口袋里抢钱，管什么用啊。但对方不甘心：帮帮忙吧。你把记者证一亮，兴许人家就给钱了。面对这些单纯甚至有些幼稚的请求，我耐心解释：不知亮过多少次了，也没能帮人要到一分钱，唬不住人哦。“那我们先到劳动部门投诉，然后你再帮着敦促一下吧。”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没有任何理由推辞了。
但是，第二天，电话那头的老乡非常沮丧：劳动局说承包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他们管不了。最多是按照北京市的最低标准，每月５００多元。“那你们老乡互相作证，去打官司吧。”“打官司得两三个月，我们都急着回家过年呢，耗不起。而且，我们吃饭都没钱，哪来钱交诉讼费啊。”这一回，轮到我不知所措了：如果我不允许他们“以毒攻毒”的话，我发现在我有限的知识中，所有的法律和智慧都帮不了这些可怜的老乡……
为什么不签合同呢？每一回，我都这样责备他们。但老乡都有自己的苦衷：老板不签啊，说是如果要签合同，他就不要。现在几十个人抢一个饭碗，谁敢对老板提要求啊。这个说法得到了《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的印证：文化程度越高，自我保护意识越强，老板就越觉得你狡猾，就越不敢用你。所以，７８％的民工没有签订合同。
签了合同就管用吗？曾经状告北京大兴区劳动局的农民郭增光为了讨要不到１０００元的工资，先后找过１０个部门，花了６０天的时间，直接支付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材料复印费等２３００余元。如果加上他的误工费每天５０元的话，他的直接成本达到５３００余元……巨额维权成本导致许多农民工要么知难而退，要么采取过激手段。
所以，民工告诉《中国青年报》的社工：我们很少对劳动局和法院（帮忙讨薪）抱有希望。在他们眼里，“这些机构是城市人的机构，不会真心替民工说话”。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直觉，又何尝不是一个让人无法争辩的事实？
而且，即使法院判决了，钱就能到手吗？这些年，讨薪农民为了兑现工钱而将判决书打折拍卖的新闻，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判决了，不执行，对于民工来说仍然是一纸空文。到底是法院不掌握情况无法执行，还是对方没有偿还能力？一位农民兄弟感慨地说：老板有房有车，整天招摇过市，还让我们提供什么银行账号，这不是成心不让我们拿到工钱吗？
民工维权不愿找法律帮忙，固然有执法方面的症结，但更深层的是现行劳动制度、诉讼制度的不合理。比如，解决劳动报酬纠纷，我国劳动法规定了仲裁前置程序，即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提起民事诉讼，否则法院将不予受理。而被称为“准司法”性质的劳动仲裁，虽然有与司法程序类似的庭审、举证等烦琐程序，但其最终结果却没有确定的强制执行力，而且无法申请先予执行等，从而使得这样的前置程序构成了民工们寻求司法救济的巨大障碍。再比如，根据民诉法第九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对追索劳动报酬的可以先予执行，即在判决之前对雇主拖欠的工资先执行。但是先予执行一般要求担保。民工因工资拿不到无法生存，靠什么担保？即使法院同意先予执行，但法官仍然可以拖时间，因为在判决书出来之前执行都不算违法。而一审普通程序期限为六个月。为了讨回一二千元被拖欠的工资，民工值得既费钱，又费时、费精力地上法庭去耗吗？去年１０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允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直接起诉工程的发包人，授权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这能不能实现“为国家实施清理工程拖欠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重大部署提供司法保障”的目的？需要时间来回答，需要民工来回答。
对症下药，笔者建议的治标之策有：在讨薪诉讼中免除或减少作为原告的农民工的诉讼费，更大范围地为农民工提供无偿但优质的法律援助，尽可能使个案的处理更有效率，提高判决的执行力。治本之策在于：给民工一个通畅的诉求渠道——让农民工成立自己的组织开展自我服务，同时对工程款的发放进行制度创新：彻底改变由开发商或者承包商发放民工薪金的现状，而代之以政府发放或者代表民工利益的民间团体发放。
治本之策需要立法保障。为了１亿民工的利益，为了每一位民工年底都能拿到那一张张渗透了他们泪和汗的钞票，还磨蹭什么呢？
每到年关，老乡的电话便特别多。七弯八拐的，都是求我去帮那些打工的农民讨钱。
每一次，我都会搪塞一番：打官司吧。我们又不能从人家口袋里抢钱，管什么用啊。但对方不甘心：帮帮忙吧。你把记者证一亮，兴许人家就给钱了。面对这些单纯甚至有些幼稚的请求，我耐心解释：不知亮过多少次了，也没能帮人要到一分钱，唬不住人哦。“那我们先到劳动部门投诉，然后你再帮着敦促一下吧。”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没有任何理由推辞了。
但是，第二天，电话那头的老乡非常沮丧：劳动局说承包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他们管不了。最多是按照北京市的最低标准，每月５００多元。“那你们老乡互相作证，去打官司吧。”“打官司得两三个月，我们都急着回家过年呢，耗不起。而且，我们吃饭都没钱，哪来钱交诉讼费啊。”这一回，轮到我不知所措了：如果我不允许他们“以毒攻毒”的话，我发现在我有限的知识中，所有的法律和智慧都帮不了这些可怜的老乡……
为什么不签合同呢？每一回，我都这样责备他们。但老乡都有自己的苦衷：老板不签啊，说是如果要签合同，他就不要。现在几十个人抢一个饭碗，谁敢对老板提要求啊。这个说法得到了《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的印证：文化程度越高，自我保护意识越强，老板就越觉得你狡猾，就越不敢用你。所以，７８％的民工没有签订合同。
签了合同就管用吗？曾经状告北京大兴区劳动局的农民郭增光为了讨要不到１０００元的工资，先后找过１０个部门，花了６０天的时间，直接支付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材料复印费等２３００余元。如果加上他的误工费每天５０元的话，他的直接成本达到５３００余元……巨额维权成本导致许多农民工要么知难而退，要么采取过激手段。
所以，民工告诉《中国青年报》的社工：我们很少对劳动局和法院（帮忙讨薪）抱有希望。在他们眼里，“这些机构是城市人的机构，不会真心替民工说话”。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直觉，又何尝不是一个让人无法争辩的事实？
而且，即使法院判决了，钱就能到手吗？这些年，讨薪农民为了兑现工钱而将判决书打折拍卖的新闻，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判决了，不执行，对于民工来说仍然是一纸空文。到底是法院不掌握情况无法执行，还是对方没有偿还能力？一位农民兄弟感慨地说：老板有房有车，整天招摇过市，还让我们提供什么银行账号，这不是成心不让我们拿到工钱吗？
民工维权不愿找法律帮忙，固然有执法方面的症结，但更深层的是现行劳动制度、诉讼制度的不合理。比如，解决劳动报酬纠纷，我国劳动法规定了仲裁前置程序，即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提起民事诉讼，否则法院将不予受理。而被称为“准司法”性质的劳动仲裁，虽然有与司法程序类似的庭审、举证等烦琐程序，但其最终结果却没有确定的强制执行力，而且无法申请先予执行等，从而使得这样的前置程序构成了民工们寻求司法救济的巨大障碍。再比如，根据民诉法第九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对追索劳动报酬的可以先予执行，即在判决之前对雇主拖欠的工资先执行。但是先予执行一般要求担保。民工因工资拿不到无法生存，靠什么担保？即使法院同意先予执行，但法官仍然可以拖时间，因为在判决书出来之前执行都不算违法。而一审普通程序期限为六个月。为了讨回一二千元被拖欠的工资，民工值得既费钱，又费时、费精力地上法庭去耗吗？去年１０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允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直接起诉工程的发包人，授权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这能不能实现“为国家实施清理工程拖欠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重大部署提供司法保障”的目的？需要时间来回答，需要民工来回答。
对症下药，笔者建议的治标之策有：在讨薪诉讼中免除或减少作为原告的农民工的诉讼费，更大范围地为农民工提供无偿但优质的法律援助，尽可能使个案的处理更有效率，提高判决的执行力。治本之策在于：给民工一个通畅的诉求渠道——让农民工成立自己的组织开展自我服务，同时对工程款的发放进行制度创新：彻底改变由开发商或者承包商发放民工薪金的现状，而代之以政府发放或者代表民工利益的民间团体发放。
治本之策需要立法保障。为了１亿民工的利益，为了每一位民工年底都能拿到那一张张渗透了他们泪和汗的钞票，还磨蹭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