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将要进行到底吗？
此次“民工荒”的爆发，到底是何性质？笔者认为，尽管其表象展现为地域性(主要是东南沿海数省)、局部性、时段性、结构性，因而被不少人认定仅具有战术性和表层性。但笔者却认为，“民工荒”问题之根源，却具有战略性和根本性，其实质是中国发展长期累积且未能解决的深层次根本性制度机制矛盾的一次集中性危机性爆发，因而极有可能长期化，具体分析如下。
制度根源
首先，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铸就了今日产生“民工荒”的基础和根源。其一、它使农村地区长期陷于缺钱少教的贫困状态，而我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又注定了绝大多数农民在目前条件下仅靠务农收入根本无法发家致富甚至无法生存，于是大批农民被迫出外打工找出路；其二、它使农民缺乏出外打工所必须的知识技能，于是在劳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常常处于绝对劣势，遂不得不从事各种脏苦累险工作并被迫接受超低待遇；其三、它使打工农民不能享有城市市民的各种权利和福利，加之打工收入极低，致使他们陷入两难窘境——工虽在城里打但家却只能仍在农村安，其宏观表现就是全球所仅见的一年一度的“民工潮”，以及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
必须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税制改革后建立起来的财力上收型税制，驱使县以下基层政权出台了一系列收费项目，对广大农民横征暴敛，严重恶化了农村的生存生活生产环境，进一步加重了由制度造成的以上弊端。
表面上看，企业得到了廉价劳力，城市得到了廉价高质服务，农民工也得到了较在家务农为高的打工收入，似乎皆大欢喜。但实际上，这一多赢链条中最重要环节的农民工付出劳动的超低价，其基础是最不稳固的：除前述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以及乡村基层政权横征暴敛导致农村生存环境全面恶化(这是逼使农民们出外打工并被迫接受超低待遇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显然最不合理甚而极其荒谬——表面的合理且多赢竟植根于农村环境的全面恶化)外，打工地生存生活资料(衣食住行医教等)的相对廉价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但以下的进一步分析将表明，后一条件近年来已大为恶化，“民工潮”也就终于随之而演变为“民工荒”。
机制催生
这一机制的最大特点是“政府主导，劳贱资贵”。先谈劳贱。众所周知，不只是农民以及农民工的收入低，城市普通工人乃至一般市民的收入亦低(必须指出，超低价农民工的大量使用已在相当程度上压低了城市国企工人的收入水平)。据测算，构成我国老百姓收入主体的工资性收入不但总量偏低，其占gdp之比重又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准而且还连年下降，而旨在财政卸包袱的福利(住房、医疗、教育等)货币化改革又急速扩展。在这两股大潮的冲击挤压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近年来连番下滑，三大需求中的消费需求随之疲弱不振，于是为扩大总需求不得不极度依赖投资与外销。如此一来，控制了土地和资金的各级政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体(此即所谓政府主导)。而同时，劳贱又使政府投资以及外向引资得到了廉价劳力这一有利条件。于是，在gdp政绩观的强力导引下，政府投资拉动以及引进外资再外销拉动，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以来我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形态，而低价劳力特别是超低价农民工，则构成了这一增长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看资贵。本世纪2001年中国入世后，沿海各地各级政府为加速推进城市化，为抓住机遇吸引跨国制造业资本以加速工业化，遂掀起了新一轮规模空前的投资引资大热潮。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是，为解决投资引资所需之巨额资金，沿海各地(特别是大城市)乃竞相以应对入世、经营城市的理念为指针，其具体表现就是大搞左手廉价送地以吸引外资，右手高价卖地(所谓经营性土地)以获利投资的圈钱投资运作，致规模空前的巨额内外资金汇聚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导致资产(特别是房地产)恶性膨胀、能源空前紧张、物价(特别是与普通民众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教育住房运输以及与企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众多原材料等)全面上扬的严重后果(此即所谓资贵)；而广大民工的超低待遇在内需持久不振市场竞争激烈的态势下又实际上不升反降；以上种种终于促成了“民工荒”的大爆发。
进一步讨论与最后结论
还有几种有关“民工荒”成因的说法经查证分析都站不住脚。如，大批农民返乡务农导致“民工荒”。而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则显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8009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70万人，同比增长4．8％(过去几年的增长稳定在5％)，可见，今年出来打工的农民数量较往年并未减少。又，工资太低导致“民工荒”。这一说法得到大量事实支持，用工企业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上面的相关分析早已表明，面对由于原材料能源运输等等各项费用急升而带来的成本高涨，以及成品市场竞争空前激烈因而不能提价销售(往往还要降价促销)的两面夹攻，企业经营者大多只能在减少人力成本上打主意。最后，据统计，不算已经出来的打工农民，目前尚在农村地区可出而未出的劳工储备总量至少还有1．5亿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正是由于长时期深层次根本性的制度制约和机制催生，才最终导致了今年“民工荒”的爆发。
2、只有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才有望彻底解决“民工荒”问题。否则，“民工荒”至多只会有所缓解或发生变异，而不可能彻底解决。
3、考虑到相关的治本性的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均非易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再考虑到未来可能就此采取具实际操作性的相关应对措施(如建设加强用工信息网、适度提高民工收入水平等)最多仅具有治标意义，其实际效果不会太大。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将会出现劳动力(特别是打工农民)储备长时期、整体性、战略性的供过于求总格局与实际就业民工数量时段性、局部性、战术性的供不应求同时并存的奇特景观。
制度根源
首先，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铸就了今日产生“民工荒”的基础和根源。其一、它使农村地区长期陷于缺钱少教的贫困状态，而我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又注定了绝大多数农民在目前条件下仅靠务农收入根本无法发家致富甚至无法生存，于是大批农民被迫出外打工找出路；其二、它使农民缺乏出外打工所必须的知识技能，于是在劳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常常处于绝对劣势，遂不得不从事各种脏苦累险工作并被迫接受超低待遇；其三、它使打工农民不能享有城市市民的各种权利和福利，加之打工收入极低，致使他们陷入两难窘境——工虽在城里打但家却只能仍在农村安，其宏观表现就是全球所仅见的一年一度的“民工潮”，以及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
必须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税制改革后建立起来的财力上收型税制，驱使县以下基层政权出台了一系列收费项目，对广大农民横征暴敛，严重恶化了农村的生存生活生产环境，进一步加重了由制度造成的以上弊端。
表面上看，企业得到了廉价劳力，城市得到了廉价高质服务，农民工也得到了较在家务农为高的打工收入，似乎皆大欢喜。但实际上，这一多赢链条中最重要环节的农民工付出劳动的超低价，其基础是最不稳固的：除前述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以及乡村基层政权横征暴敛导致农村生存环境全面恶化(这是逼使农民们出外打工并被迫接受超低待遇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显然最不合理甚而极其荒谬——表面的合理且多赢竟植根于农村环境的全面恶化)外，打工地生存生活资料(衣食住行医教等)的相对廉价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但以下的进一步分析将表明，后一条件近年来已大为恶化，“民工潮”也就终于随之而演变为“民工荒”。
机制催生
这一机制的最大特点是“政府主导，劳贱资贵”。先谈劳贱。众所周知，不只是农民以及农民工的收入低，城市普通工人乃至一般市民的收入亦低(必须指出，超低价农民工的大量使用已在相当程度上压低了城市国企工人的收入水平)。据测算，构成我国老百姓收入主体的工资性收入不但总量偏低，其占gdp之比重又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准而且还连年下降，而旨在财政卸包袱的福利(住房、医疗、教育等)货币化改革又急速扩展。在这两股大潮的冲击挤压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近年来连番下滑，三大需求中的消费需求随之疲弱不振，于是为扩大总需求不得不极度依赖投资与外销。如此一来，控制了土地和资金的各级政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体(此即所谓政府主导)。而同时，劳贱又使政府投资以及外向引资得到了廉价劳力这一有利条件。于是，在gdp政绩观的强力导引下，政府投资拉动以及引进外资再外销拉动，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以来我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形态，而低价劳力特别是超低价农民工，则构成了这一增长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看资贵。本世纪2001年中国入世后，沿海各地各级政府为加速推进城市化，为抓住机遇吸引跨国制造业资本以加速工业化，遂掀起了新一轮规模空前的投资引资大热潮。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是，为解决投资引资所需之巨额资金，沿海各地(特别是大城市)乃竞相以应对入世、经营城市的理念为指针，其具体表现就是大搞左手廉价送地以吸引外资，右手高价卖地(所谓经营性土地)以获利投资的圈钱投资运作，致规模空前的巨额内外资金汇聚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导致资产(特别是房地产)恶性膨胀、能源空前紧张、物价(特别是与普通民众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教育住房运输以及与企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众多原材料等)全面上扬的严重后果(此即所谓资贵)；而广大民工的超低待遇在内需持久不振市场竞争激烈的态势下又实际上不升反降；以上种种终于促成了“民工荒”的大爆发。
进一步讨论与最后结论
还有几种有关“民工荒”成因的说法经查证分析都站不住脚。如，大批农民返乡务农导致“民工荒”。而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则显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8009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70万人，同比增长4．8％(过去几年的增长稳定在5％)，可见，今年出来打工的农民数量较往年并未减少。又，工资太低导致“民工荒”。这一说法得到大量事实支持，用工企业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上面的相关分析早已表明，面对由于原材料能源运输等等各项费用急升而带来的成本高涨，以及成品市场竞争空前激烈因而不能提价销售(往往还要降价促销)的两面夹攻，企业经营者大多只能在减少人力成本上打主意。最后，据统计，不算已经出来的打工农民，目前尚在农村地区可出而未出的劳工储备总量至少还有1．5亿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正是由于长时期深层次根本性的制度制约和机制催生，才最终导致了今年“民工荒”的爆发。
2、只有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才有望彻底解决“民工荒”问题。否则，“民工荒”至多只会有所缓解或发生变异，而不可能彻底解决。
3、考虑到相关的治本性的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均非易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再考虑到未来可能就此采取具实际操作性的相关应对措施(如建设加强用工信息网、适度提高民工收入水平等)最多仅具有治标意义，其实际效果不会太大。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将会出现劳动力(特别是打工农民)储备长时期、整体性、战略性的供过于求总格局与实际就业民工数量时段性、局部性、战术性的供不应求同时并存的奇特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