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待业青年”到“失业人员”
已连续公布20余年的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目前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和重用，另一方面又不断遭遇社会的怀疑和质问。
曾在北京白纸坊街道办事处工作的王大妈回忆，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从事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当时称为“待业登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人的就业都在政府劳动部门的掌控之中：用人单位要招工，必须经过政府劳动部门来招收，无业人员想找工作，也要先到政府劳动部门去登记，再由政府劳动部门安置分配工作。等待被安排工作的年轻人，就被称为“待业青年”。一旦有了工作，关系就转到用人单位，劳动部门立即将其从待业登记名单中撤消。
丁大建认为，在那样的管理模式下，登记失业的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全面而准确的。“因为政府部门有权利也有责任为每一个劳动者安排岗位，一个也不能少。”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曾拥有“固定身份”的国有企业职工中，有些人下岗或再就业，他们的身份和劳动关系不再依靠国家，被推向了市场，需要自谋职业；1.2亿农民离乡离土，进城务工，实际上也是在寻找新的就业岗位；另外，新成长的劳动力进入就业高峰期，对我国就业形势形成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大量增长，就业形式越来越灵活，非国有单位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一个更广阔的背景是，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长期以来统治我国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此带来行业、产业和企业的重组，对于就业结构和劳动关系来说都产生了巨大冲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政府劳动部门逐步放开了对就业的控制，实现了就业“市场化”，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待业青年”这个带有时代特征的名称终于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失业”一词走近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从劳动就业的直接管理者变成间接管理者，他们不再具体为每个求职者安排岗位，也不再管每个企业该用多少人，该发多少工资。因此他们并不直接掌握失业情况。”丁大建说，“显然，他们无法做到一个也不能少了。”
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在相当多的地区，失业登记成了失业保险金发放的基础。问题是，那些没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者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缺乏登记的积极性。事实上，这里面隐含着大量真正的失业者，比如刚毕业尚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户籍在异地的外来务工人员等。
曾在北京白纸坊街道办事处工作的王大妈回忆，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从事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当时称为“待业登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人的就业都在政府劳动部门的掌控之中：用人单位要招工，必须经过政府劳动部门来招收，无业人员想找工作，也要先到政府劳动部门去登记，再由政府劳动部门安置分配工作。等待被安排工作的年轻人，就被称为“待业青年”。一旦有了工作，关系就转到用人单位，劳动部门立即将其从待业登记名单中撤消。
丁大建认为，在那样的管理模式下，登记失业的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全面而准确的。“因为政府部门有权利也有责任为每一个劳动者安排岗位，一个也不能少。”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曾拥有“固定身份”的国有企业职工中，有些人下岗或再就业，他们的身份和劳动关系不再依靠国家，被推向了市场，需要自谋职业；1.2亿农民离乡离土，进城务工，实际上也是在寻找新的就业岗位；另外，新成长的劳动力进入就业高峰期，对我国就业形势形成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大量增长，就业形式越来越灵活，非国有单位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一个更广阔的背景是，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长期以来统治我国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此带来行业、产业和企业的重组，对于就业结构和劳动关系来说都产生了巨大冲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政府劳动部门逐步放开了对就业的控制，实现了就业“市场化”，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待业青年”这个带有时代特征的名称终于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失业”一词走近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从劳动就业的直接管理者变成间接管理者，他们不再具体为每个求职者安排岗位，也不再管每个企业该用多少人，该发多少工资。因此他们并不直接掌握失业情况。”丁大建说，“显然，他们无法做到一个也不能少了。”
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在相当多的地区，失业登记成了失业保险金发放的基础。问题是，那些没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者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缺乏登记的积极性。事实上，这里面隐含着大量真正的失业者，比如刚毕业尚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户籍在异地的外来务工人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