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打工族：谁来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
工人薪资福利过低 需要低档次“工业文化”吗？
又值岁尾，又到民工返乡季节，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缺工问题再次凸现。在珠三角地区，数百万外来工返乡，令一些缺工企业雪上加霜。为应对民工荒，很多工厂采取种种措施：暂扣工资、去别的工厂挖墙脚、将工厂外迁……1月31日《中国青年报》对此所作的调查报道，其中有两处内容颇耐人寻味。
其一，为了应对缺工，有些工厂在江西赣州投资新厂，为的是招聘当地农民做工更方便。但是，有鞋厂老板抱怨，“他们(当地农民)看起来非常懒散，经常不打招呼就迟到早退，晚上加班也不能超过9时。”“让他们改变固有的生产生活习惯以适应工业文化的要求仍然需要时间。”我并不确切知道后一句中的所谓“工业文化”到底是老板说的还是记者的发挥。但是，是谁说的其实已经不太重要，因为这位老板的抱怨本身，就已经很能说明其所理解的“工业文化”是什么样子：“工业文化”就是要求工人必须无限制地加班加点。
联系报道中提及的一位22岁打工妹的经历，我们可以对这个所谓的“工业文化”有更深的理解：那位打工妹，虽然老板为了让其按时返厂而暂扣了她一个月工资，但“她决定不回去年打工的那家制衣厂了，那家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的工厂天天加班到夜里零时，但工人们1个月下来只能拿到700多元钱”。
且不追究“天天加班到夜里零时”是否违反《劳动法》，也不必计算天天如此加班却只拿到700多元钱，到底遵照的是什么样的工资标准，只说如此榨取工人的“工业文化”，难道称不上“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其二，“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守在工厂门口。他们往往以高出10元或20元的月薪挖我们的工人，每挖走一个人，他们能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得到几百元的奖励。”一些老板认为，缺工引发了工厂之间争夺工人的恶性竞争。为此，有一位鞋厂老板还“专门起草了一份致东莞市委市政府的情况反映”。
谁说这样的竞争是“恶性”呢？给工人增加工资的机会，难道是“恶性事件”？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工厂既然可以给牵线人几百元奖励，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钱作为发给工人的福利？也许其理由是：不能过分抬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笔者认为，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地企业主眼中的工人地位。
不单企业主的态度应该受到质疑，甚至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表现似也有可指摘之处。报道讲，“为挽留员工，更多的工厂采取了强制性的办法。张凤琴所在的这家制衣厂所有回乡过节的工友都被暂扣了一个月工资”。而且，“在缺工形势严峻的制衣、鞋帽、玩具、电子、塑胶等行业，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显然，如果工人不愿意再接受这样的刻薄待遇，“暂扣”就成了真扣。工厂有权这样做吗？对这种“普遍的做法”，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是什么态度，报道中未有涉及。但通过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可以猜出，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许并未干涉，起码是没有认真阻止。
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工人薪资福利过低的种种弊端。但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却发现，在珠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似乎并无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状况的意愿，其所有的举措也都是以维持当前这种局面为前提。这昭示了，当地流行的仍是低档次的“工业文化”———这或许是比民工荒本身更让人值得忧虑的地方。
又值岁尾，又到民工返乡季节，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缺工问题再次凸现。在珠三角地区，数百万外来工返乡，令一些缺工企业雪上加霜。为应对民工荒，很多工厂采取种种措施：暂扣工资、去别的工厂挖墙脚、将工厂外迁……1月31日《中国青年报》对此所作的调查报道，其中有两处内容颇耐人寻味。
其一，为了应对缺工，有些工厂在江西赣州投资新厂，为的是招聘当地农民做工更方便。但是，有鞋厂老板抱怨，“他们(当地农民)看起来非常懒散，经常不打招呼就迟到早退，晚上加班也不能超过9时。”“让他们改变固有的生产生活习惯以适应工业文化的要求仍然需要时间。”我并不确切知道后一句中的所谓“工业文化”到底是老板说的还是记者的发挥。但是，是谁说的其实已经不太重要，因为这位老板的抱怨本身，就已经很能说明其所理解的“工业文化”是什么样子：“工业文化”就是要求工人必须无限制地加班加点。
联系报道中提及的一位22岁打工妹的经历，我们可以对这个所谓的“工业文化”有更深的理解：那位打工妹，虽然老板为了让其按时返厂而暂扣了她一个月工资，但“她决定不回去年打工的那家制衣厂了，那家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的工厂天天加班到夜里零时，但工人们1个月下来只能拿到700多元钱”。
且不追究“天天加班到夜里零时”是否违反《劳动法》，也不必计算天天如此加班却只拿到700多元钱，到底遵照的是什么样的工资标准，只说如此榨取工人的“工业文化”，难道称不上“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其二，“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守在工厂门口。他们往往以高出10元或20元的月薪挖我们的工人，每挖走一个人，他们能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得到几百元的奖励。”一些老板认为，缺工引发了工厂之间争夺工人的恶性竞争。为此，有一位鞋厂老板还“专门起草了一份致东莞市委市政府的情况反映”。
谁说这样的竞争是“恶性”呢？给工人增加工资的机会，难道是“恶性事件”？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工厂既然可以给牵线人几百元奖励，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钱作为发给工人的福利？也许其理由是：不能过分抬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笔者认为，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地企业主眼中的工人地位。
不单企业主的态度应该受到质疑，甚至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表现似也有可指摘之处。报道讲，“为挽留员工，更多的工厂采取了强制性的办法。张凤琴所在的这家制衣厂所有回乡过节的工友都被暂扣了一个月工资”。而且，“在缺工形势严峻的制衣、鞋帽、玩具、电子、塑胶等行业，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显然，如果工人不愿意再接受这样的刻薄待遇，“暂扣”就成了真扣。工厂有权这样做吗？对这种“普遍的做法”，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是什么态度，报道中未有涉及。但通过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可以猜出，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许并未干涉，起码是没有认真阻止。
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工人薪资福利过低的种种弊端。但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却发现，在珠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似乎并无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状况的意愿，其所有的举措也都是以维持当前这种局面为前提。这昭示了，当地流行的仍是低档次的“工业文化”———这或许是比民工荒本身更让人值得忧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