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南沿海部分企业用工状况的调查
“民工荒”问题是社会上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民工荒”的背后到底掩盖着一些什么？
日前，本报两名年轻女记者来到“民工荒”问题比较突出的东南沿海地区，通过多种方式，对这里部分企业用工情况、工人的劳动生存状况等进行了调查。
记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真实记录了“民工荒”背后折射出的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镜头”，并希望通过这些“镜头”引起人们对“民工荒”现象更深层次的思考。
近来，“民工荒”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出现劳动力资源匮乏的悖论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一些地方的企业，劳动者的劳动尊严无法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他们的生存条件超出人们想像的恶劣；合法的劳动报酬肆意地被他人盘剥；严重的职业污染和作业危险导致他们获得低廉工资所付出的健康甚至生命代价无法等同；政府部门对非法企业的监管不力……这一切使今天的劳动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远离欺辱、远离危险、远离苦难、远离不公……
———编辑手记
20年前，东南沿海的诸多外向型企业行业如制衣、制鞋业等，凭借我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资本市场掘取了“第一桶金子”。如今，那里的企业突然发现，新一代打工者已不再忍受劳动时间长、工资收入低、生命安危没有保障的打工生活，一时间，福建、广东招工难成为新闻热点。
日前，本报记者专程赶到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地区，对这些地区部分劳动力市场和用工情况进行了调查与暗访。“老板许诺，每拉来一个工人奖励500元”
11月7日，记者在傍晚时分到达晋江机场，从出租车窗望去，街道两边没有其它城镇时尚的绿地花园和步行街，而是像集成电路板块般密集的大楼，每幢大楼灯火通明，置身这样一个地皮紧俏、经济发达的工业区，无法让人想像二十多年前，它曾是东南沿海的一个小渔村。
记者：“这都是工厂吗？”
司机：“是的。”
记者：“他们这个时候还在上班？”
司机：“一般都干到夜里11点左右，有的还能到凌晨一两点。”
记者：“都是什么工厂呀？”
司机：“晋江地区以制鞋业为主。”
记者：“听说很缺工人？”
司机：“是啊，有的老板许诺，每拉来一个工人奖励500元，现在有人专干帮厂子找工人的活儿。”
11月10日上午10时半左右，记者刚走进石狮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一位中介人员立刻热情地站起来招呼：“你要找什么工作？”那份迫切劲儿似乎在说：这里什么工作都有！
从大厅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显示的招聘信息看，来这里招聘的工厂很多，所需工种涉及制鞋、制衣业的各环节和流程，上至经营管理的厂长、专业设计人员，下至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及后勤杂工，招聘单位来自石狮、晋江等地区。
与诸多的用工信息相比，求职大厅里却冷冷清清。此时，一辆崭新的小面包车在职介中心门口停下，从上面下来一位中年男子在职介中心急急忙忙转了一圈后失望而去。这位某包装公司办公室的陶主任告诉记者，厂里急用人，若有愿意去的马上跟车走。他许诺：若能吃苦，可以挣到高工资。
石狮永达职业介绍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年底厂子接的订单很多，但很多厂子许诺的条件不兑现，工人因不堪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又不能按时拿到工资都跑了。”
晋江市陈埭镇是福建重要的制鞋基地之一，也是全国三大鞋材市场之一。由陈埭镇的制鞋企业自发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市场在西坂村的街上。一位知情者指点记者：“过去这里整条街都是招工和求职的，要了解招工的情况到那儿看看最直接。”
11月9日下午3时左右，记者来到这条街的十字路口，在过往车辆噪音震天的街头，零零落落摆着近十家公司的招聘摊位，偶尔有三两个神情疲惫、衣着陈旧的打工者在招聘说明前停留看上一会儿。
在福建华城鞋业有限公司的招聘摊前，该企业人事部主管李良奇说：“现在是工厂最忙的时候，都在加班加点赶圣诞节和新年期间的订单，因为缺工，我们厂有一条300人的流水线不能上马。”
到底本地缺工有多严重？从重庆山区到福建打工已6年的李志刚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以前，鞋厂最后一道工序是鞋子的包装整形，都要容貌姣好的年轻女孩，结了婚的都不考虑。客户来定货都要先参观这道工序，她们是门面。今年缺工明显，企业全顾不上了，那些刚从农村出来的、甚至一些老太婆只要能干活，什么样的都可以上了。”
记者看到，9月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中提及，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广东现有的1900多万民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但该地区正是缺工最为严重的地区。据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调查和一些专家估计，目前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其中：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目前缺口约40万。东莞最近对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进行调查，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浙江温州等用工较多城市也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
据调查，发生用工短缺的时间开始于近二三年，去年起尤甚。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这些企业和行业大都受到国外定货商的制约，利润空间较小，单件工价较低，每天劳动时间至少10～12小时，每月工资仅有600～700元，遇到赶定单时更要加班加点，而工作环境却差强人意。此外，这类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大多比较苛刻，为防止员工跳槽，一般都采取扣押身份证或抵押1～2个月工资的做法，在务工人员当中口碑较差。从被调查了解的企业情况看，民工短缺现象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性的障碍。工资待遇与缺工有直接关系，月平均工资在7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700～1000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用工基本可保证；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没有问题。“我实际拿到的工资不及许诺的一半”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消费物价总体水平明显上升的情况下，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1000元，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使得广东、福建等省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目前广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比江苏低160多元；珠三角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广州为510元，甚至低于山西、江西520元的标准，东莞为450元，深圳特区最低工资扣除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后为388元，福建莆田和泉州的最低工资是350元。
而实际上，即使这些年几乎停滞不前的工资，工人们还往往不能及时拿到。2004年7月，广东省东莞市劳动局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该市今年上半年受理农民工来信、来电、来访1.6万多件次，其中有47％反映被克扣、拖欠工资。2003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
记者在晋江市陈埭镇劳动站了解到，目前劳资纠纷最大的问题是超时劳动和拖欠工资，尤其是那些百人左右的家庭作坊大多是非法加工点，发生劳资纠纷后，虽经劳动部门出面协调或工人在法院打赢了官司，但大多不能如数拿到欠薪。
李安华是石狮陈埭镇西坂村力步鞋业公司的厂长，这位说着一口地道闽南方言、身着浅蓝色职业套装的干练女性如果不自我介绍，记者怎么也想不到她是15年前从重庆地区到福建的打工妹，她凭着天资和努力打拼到今天的地位。
11月8日下午4：00左右，李安华带着该公司十几位管理人员先到陈埭镇劳动站而后又到晋江市政府上访，起因是去年6月开办的力步鞋厂，今年以来一直没给管理人员发工资，目前欠全厂106名职工26万元的工资。其中，欠管理层2至9月份薪水12万元，欠工人9至10月工资14万元。
今天春节开工后，老板许诺每月按时发钱，工人按计件，管理人员按定额。按当地惯例，每月职工可借支生活费，工资到年底结清。力步鞋厂一个月职工可借支三次，工人每次最多借100元，管理人员200元。
该厂33岁设计师吴福兴来自福建永春县，他告诉记者：“来时老板许诺每月工资4500元，我干了3个月，不仅没拿到钱，已有20多天借不到生活费，现在养家都困难。”
该厂采购员李志刚说：“我每月1500元，2～9月，共借资5000多元，实际拿到的不及许诺的一半。我们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经常早起不吃饭，中午、晚上再吃。在厂外小饭店吃饭的工人因为交不上伙食费，有的人已经两天没吃饭。”
李安华说：“工厂不发工资的直接原因是经营不善，在资金上客户欠厂商，厂商欠材料商，最后，厂商往往拿不出钱来给工人，三角债直接损害到工人的利益。”
据记者对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地区的调查，这里一些中小企业有拖欠工资现象，效益好的企业到年底可以结清工资，效益不好的企业常常找各种借口克扣工资，有的干脆采取少发一两个月，迫使被欠薪职工下一年再来厂里打工，用这种方法一方面留住了工人同时也变相剥削了工人的劳动。
来自重庆山区的李志刚说：“十年前，我的老乡在上海打工只有300多元，现在拿到1100元，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干五天，国庆节休7天，休息日工人可以进修学习，工厂没有打骂工人的事。过去，我在福建每月能挣五六百元，现在实际也就七八百元，但工作时间比过去长了，正常班是早8时到晚23时30分，还常常加班到凌晨2点，有的工厂甚至干到凌晨三四点。在我所在的闽东南，许多工厂都加班，既使最正规的企业职工每周仅休息一个晚上，即少干4小时。”
收入没有提高，而身体却渐渐累垮，残酷的现实让工人们日益感到害怕，工人们反映：就算工厂一个月给七八百元、一千元，大多数人也不愿干了。力步鞋厂厂长李安华说：“打工的日子太难过了，打工者共同的想法是尽可能付出多挣钱，缩短打工的时间。如果一年挣了一年半的钱，我们也少打半年工呀！可老板怕工人挣多了变相把计件工资降低。”“我来了15年，没做过一次体检”
走进力步鞋厂大楼，宽阔的生产车间和一条现代化制鞋流水线让初来乍到的工人们相信，它是一家有实力的正规企业，第一印象的误导让工人辛辛苦苦打了一年工后才发现，原来它是一家没有工商注册的黑厂！
避开老板的眼线———保安，记者悄悄走进繁忙的车间，一般刺鼻的胶水臭味扑面而来。11月上旬，这里白天的气温26℃左右，门窗都敞着，通风状况应该说还比较好，但似乎工人们对污染已经麻木了，他们说：“没闻到什么，这里比其它厂好多了。”
记者看到车间地上丢弃一只用完的空胶筒，据工人们说，“这样的胶价钱便宜，一双鞋能省二三毛钱。我们常听到苯中毒的事，但大多厂家用的都是这类胶，说是无毒，实际上都有毒。”
记者问：工厂有防毒设施吗？
工人说：有的大型工厂有防毒口罩，但也只是摆在哪里，检查时戴一戴，平时没用，小厂没有，因为检查人员不会去。
说到体检，厂长李安华说：“我来了15年，没做过一次体检。体检要钱呀！”
记者在陈埭劳动站第一眼见到29岁的刘员香时，她眼白发黄、神情倦怠，她是因怀孕引发辞工纠纷来反映情况的。她对记者述说：“工厂里面有尿素的味道，很难闻。我怀孕了，医生说呆在那里生下的小孩子脑筋会有问题。我要辞工，老板不讲道理，非要我做。”
刘员香不识字，在一个生产高帮鞋垫的面衬厂做杂工，那里仅有二十几个工人，是个家庭作坊。经过陈埭劳动站的调解，刘员香终于辞工，她想结清每月680元的工资回江西老家生孩子。老板蛮横地问：“每月500元结不结？不结就滚！”
17岁的邹登洪来自重庆大足县，同学邀他一起出来学电脑，坐火车时把父母东拼西凑给他的6000多元学费弄丢了，于是走上了打工之路，打工才三四天灾难降临。
邹登洪说：“10月17日那天，我上16个小时白班接着上夜班。早上五点多，我从高压机床下取成型鞋底时，机床把我的手整个压碎了。”
邹登洪的入院诊断上写着：因机器压伤后组织碎裂2小时入院，左手毁损伤。记者看到那没了左手的左臂尽头一团黑乎乎的———是还没愈合的伤口。
记者了解到，制鞋厂的冲床有一二百吨重，由电脑控制，有时会失控，如果休息不好或上工时稍走神很容易出事。邹登洪在长时间的劳作后，眨眼之间被机器碾碎了左手。
厂方律师告诉邹登洪的父亲，他儿子的伤残3.5万元可立即了结此事。此前，有人按《劳动法》帮他们算过一笔账，伤口愈合后安装假肢及其一生的工伤补助相加，厂家应该赔十四五万。家贫无助，听说儿子遇难，初次出远门救难的父亲已经是背着债上路，在外面每呆一天就意味着要花钱，这位重庆大足山区老实巴交的三轮车工人看到一个工友断了一根手指9个月奔走仍无结果，不得已在协议上按了手印。他多次谢绝记者劝他再找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建议，无奈地说：“我们等不起呀！”
记者通过“卧底”，来到距陈埭镇五六公里路的西霞美村恒益鞋底厂，车间是农家院里简陋的平房。记者刚走到冲床旁，一股热浪夹杂着粉尘迎面扑来。一位壮年男子把一团黑乎乎的橡胶放进铁制压钳内送进电炉，再等着取出经冲床压制成型的鞋底。记者伸手想试试拿出那铁钳，师傅说：“这有一百多斤，你拿不起！”这家作坊采取24小时工作制，工人干12小时轮班，干活的都是年轻的壮劳力。“我们打工者的生活环境太糟了”
一位工人对记者说：“我们不喜欢打工的日子，除非是傻子。你看，我们打工者的生活环境太糟了。
每家工厂外都有专为工人开的小饭馆，工人们在这里赊账包伙，到发薪日再结账。下午4点左右，记者在一家工厂外的小食堂前看到：洗碗的污水横流、老鼠招摇过街、黑黑的大锅冒出白气，街头巷尾散发着食物的香味……快到下工时间了，食堂的人开始忙着煮晚饭。这场景让记者心情复杂，真的不敢想像工人们吃下去的食物会与“安全”两字有什么联系。
18岁的隆敏清纯、漂亮，她来自重庆丰都地区。老板看中她是高中生，让她给自己8岁的女儿补课。隆敏因没理会这件事而得罪了老板，老板在工作中找碴儿将她及来自贵州遵义的张文利及另一个女孩同时开除。老板说，由于她们顶撞领导在工人中带来负面影响，要扣每人30％的工资并加罚500元。张文利的妈妈看到这样处罚太亏待孩子，上门去讲理被老板家人暴打住院……
从陈埭镇到周围地区最方便的是坐摩托车。记者等了很久打不到出租，一招手眼疾手快的摩托车就飞驰而来。记者胆颤心惊地先后坐上去，车子在乡间小道上一路颠簸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子。厂门外路边一个杂物窝棚就是隆敏和张文利的宿舍。黑乎乎没有窗，一张上下铺硬板床分别铺着席子，松松垮垮的木门，如果有歹人一脚就可以踹开。
记者问这两位都还不到19岁的女孩子：“在这么危险的地方住着，你们怕吗？”
隆敏说：“我们跟老板说过多次要求住到厂里。他们说，这算什么，他们曾经住得比这还差。”“你们哭过吗？”记者问。
张文利敏感地低下头呆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说：“当然，不能当着人。”
“出了问题都不知找谁，打工的风险大呀”
非公企业民工在工资收益“负增长”的同时，还受到工作生活环境与劳动保护差等“顽症”的困扰，在一些非公中小企业尤其是没有营业执照的黑工厂，打工者的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一位在广东东莞打工十多年的打工者说：“至少有一半的工人没有签劳动合同，出了问题都不知找谁，打工的风险大呀”。
据记者了解，浙江省人大在劳动法执法检查时发现，全省非公企业合同签订率远低于有关部门提供的66％的数据，在广东东莞、深圳等地，百分之六七十的私营小企业都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这一现象在福建泉州地区的一些私营企业也得到印证。记者在当地所接触到的民工，大部分都没有与厂子里签劳动合同。
来自河南在深圳一家私营企业打工5年多的赵静说：“我在深圳先后干过三个厂，没有一个老板要跟我签劳动合同，三险就更别提了，我们都不知到底是哪三险。我的老乡里也没听说谁签过劳动合同，只有那些比较大、比较知名的厂子才与职工签合同。
低收入下简单重复的繁重劳动，让民工对工作失去了兴趣，工厂也就越来越多地开始出现民工辞工现象，为了能够尽可能留住现有的工人，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包身工”现象。浙江三门县的一家外贸食品公司，实行封闭式管理，每20名女工归一名工头管理，工人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该公司女工宿舍每间20平方米，却住了20多名工人，最多的一间竟住了40人！
由于一些中小私营企业没有营业执照，规模又小，老板在工厂的投入上是能省则省，设备的落后从而导致一些企业发生的工伤事故经常让人触目惊心，民工也就成为这些工伤事故的受害者。统计显示，近年来浙江省工矿企业事故中外来工死亡人数占总数的80％，其中在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中，外来工竟占90％！在因断指事故大量发生而备受关注的“五金之乡”的永康市，一名当地专业骨科医院的手外科医师告诉记者：“没有具体统计上半年累计多少例断指再植手术，但可以肯定至少在200例次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外来民工。”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我们等了好多天，政府没一个部门出面管”
在复杂的劳资纠纷中，政府公平公正的监管起到裁判的作用，由于机构设置不尽合理、公务员的执法水平低等问题，政府监管无力。
工人们反映：“老板黑与政府一些人员的不负责任有关，他们的处事原则是一推、二拖。这边企业95％是本地人开的，公务员在办案时与老板用当地话交谈，打工者根本听不懂。”
一位老板气焰嚣张地指着工人说：“你们外地人告了也白告，劳动站、公安局、法院都不是为你们开的！”
在珠三角某市，一家企业的员工到市政府门前反映情况，不仅没有部门接待，一位政府官员还指责说：“你们好不好意思，来政府堵？”工人们说：“我们等了好多天，政府没有一个部门出面管。我们没有饭吃，希望们给老板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他们就是不办。中国有这么多法律，为什么不能制裁这样的人？村里、镇里、市里这么多干部，为什么都管不了这个老板？我们都是纳税人，政府到底在为谁服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照理应当让黑厂关闭，但工商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监管不到位；村镇想管却管不好，在处理本乡土本的问题上总有绕不开的人情；有的老板是外来的，在村子里租房、租流水线和机械设备，出了事连人都找不到。
在一些案件中，非法用人、工资问题应找法院；非法开厂，该工商查处；老板打人，公安应该介入。这些复杂的头绪让工人们摸不着北，往往出了事就来找劳动部门。对此，一位劳动部门的官员抱怨说：“工人们找工作时跟本不管是否是正规工厂，一旦出事又全指望政府立即解决。
工人们则委屈地说：“我们去投诉，政府要我们举证。我们只想找活干赚钱，那里知道还要看什么企业的工商证明、完税证明，这是政府的事呀！何况，老板凭什么给我们看？”
现实的困境是，由于工商注册涉及到卫生、环保等许多部门，经它们认可后才能领工商执照，就是最正规的企业申请执照也采取边生产边注册的变通办法，有关部门也是默认这种做法的，并没从法律上较真。那么，如果这段时间出现劳动纠纷，执法部门却又以无法可依作答，留下一块法律空白。
由于上访的工人大多在非法企业，都没有工会组织。记者曾陪一位残疾妇女到浙江某市总工会的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上访，看到这里有专门接待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受理职工来信来访及求助，但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困难职工由于对工会不了解，工人们出了事只知道找政府，尤其是劳动部门。
记者问被采访者：“为什么不到正规的大厂去？”他们胆怯地承认，以自己的能力条件未必能进大厂；自己对工资待遇的期待，又未必被大厂所接纳。大多数工人找工作时带有盲目性，简单地以为凭力气就可以吃饭，多付出多赚钱，缺少风险意识，不懂得如何自我保护。一旦出事，又过分依赖政府，在没有得到回应时极度悲观烦躁。
力步鞋厂厂长李安华说，老板开厂一般是委托厂长招人。厂长通过老乡、朋友和同事的关系招人，只有极少数初来乍到的工人是从劳动市场招来的，每个工厂的用工说到底都是由老乡、同事等熟人圈子构成的，产生的劳资纠纷也往往带有很强的乡帮性。
在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当地人多是靠开作坊起家，一位公务员说：“别看他们是老板，可也是小本经营，挣的也许还没有我们多。”
一位广东地方官员对记者说，东南沿海民工荒对全国劳动力市场来说，可谓是一个缩写。他认为，长江三角洲及山东、北京等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西部大开发，都使得劳动者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市场经济因效率而动，如果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东南沿海已经没有明显的产业优势，那么，直接后果势必导致其向西部及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流动。
记者认为，如果地方政府管理得法，也许取消众多对地方无益的黑工厂是能够做到的，但对于全国各地数以亿计的打工者来说，最需要得到政府帮助的是，尽快建立全国范围的用工信息，让出门的人知道：到哪里打工是安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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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原因造成“民工荒”
1.低工资越来越不能留人。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相反，商品售价越低买者最多，劳动力工资低求职者少。企业出现招工难，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开出的工资已经低于市场的均衡价格。
2.人才的需求与供给错位。目前，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呈腰鼓型，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和一线工人紧缺，中间层次的文员、办事人员、业务员需求已显饱和。而社会上人才的供给呈橄榄型，与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恰好相反。
3.务农的比较效益提升。去年以来，农产品价格陆续开始回升，农业比较效益有所提高，部分农民不再出去务工。他们认为：外出务工可能会比在家多挣两三千元，但有一半要花在来回路费和电话费上。
4.民工对打工地的选择多了。随着其他地区劳动力需求增加，民工已经不再硬挤在某一地。
5.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劳动力需求猛增。中国上半年gdp增长9.7％，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产生了更多的需求。虽然美国和欧盟不断进行反倾销和贸易制裁，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其产品仍有强大的性能价格比，企业今年接到的订单很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6.年轻劳动力供给下降。现在18到22岁的民工，一是少，二是相对比较娇气，部分独生子女不愿远离父母到外地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
7.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尚不完善。目前我国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无法使劳动力配置达到最佳：一是广大农村仍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一部分人不愿意外出务工，一部分人是缺乏政府和企业的组织和引导；二是多数熟练女工结婚后在家相夫教子，不再复出务工；三是企业没有设立工资较低但一天只工作四五小时的岗位，使得大量下岗工人和家庭妇女宁愿在家赋闲而不愿做一天劳动超过8小时的工作。
8.部分企业工作环境不佳。一些企业劳动强度大，劳动保护设施差，吃住条件不好或企业文化生活少，没有凝聚力。这类企业即使工资不太低，工人工作一段时间后也会跳槽。特别是一些危险工种如采矿、印染、电镀等，如工资不是特别高也难招人。
9.务工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非法中介诈骗、社会环境复杂等因素使得部分民工出来务工有顾忌。近年沿海各省区较多发生的部分企业主漠视工伤民工的事情、非法职介诈骗的事件均使部分民工对外出务工望而却步，怕出来务工后被骗被抢。
10.用工规定跟不上形势变化。12年农民工月工资仅升68元
日前，九三学社中央“三农”问题法律对策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记者在会上获悉，12年来珠三角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最低工资标准与“民工荒”
一名打工者一天埋头工作18小时，却只有10多元钱，而且工资还时常是两三个月发一次。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拖欠民工工资是导致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今年十月一日起，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企业职工的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560元和620元两档，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4.8元和5.4元两档。其中市辖各区所有企业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620元，可以说整个调整方案也凸现出政府的人性化。但是实施情况呢？我们在报道中看到，像一些杂工、保安、清洁工、服装工这些招用民工量最多的岗位，竟然没有一个工资标准与最新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吻合。
日前，本报两名年轻女记者来到“民工荒”问题比较突出的东南沿海地区，通过多种方式，对这里部分企业用工情况、工人的劳动生存状况等进行了调查。
记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真实记录了“民工荒”背后折射出的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镜头”，并希望通过这些“镜头”引起人们对“民工荒”现象更深层次的思考。
近来，“民工荒”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出现劳动力资源匮乏的悖论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一些地方的企业，劳动者的劳动尊严无法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他们的生存条件超出人们想像的恶劣；合法的劳动报酬肆意地被他人盘剥；严重的职业污染和作业危险导致他们获得低廉工资所付出的健康甚至生命代价无法等同；政府部门对非法企业的监管不力……这一切使今天的劳动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远离欺辱、远离危险、远离苦难、远离不公……
———编辑手记
20年前，东南沿海的诸多外向型企业行业如制衣、制鞋业等，凭借我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资本市场掘取了“第一桶金子”。如今，那里的企业突然发现，新一代打工者已不再忍受劳动时间长、工资收入低、生命安危没有保障的打工生活，一时间，福建、广东招工难成为新闻热点。
日前，本报记者专程赶到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地区，对这些地区部分劳动力市场和用工情况进行了调查与暗访。“老板许诺，每拉来一个工人奖励500元”
11月7日，记者在傍晚时分到达晋江机场，从出租车窗望去，街道两边没有其它城镇时尚的绿地花园和步行街，而是像集成电路板块般密集的大楼，每幢大楼灯火通明，置身这样一个地皮紧俏、经济发达的工业区，无法让人想像二十多年前，它曾是东南沿海的一个小渔村。
记者：“这都是工厂吗？”
司机：“是的。”
记者：“他们这个时候还在上班？”
司机：“一般都干到夜里11点左右，有的还能到凌晨一两点。”
记者：“都是什么工厂呀？”
司机：“晋江地区以制鞋业为主。”
记者：“听说很缺工人？”
司机：“是啊，有的老板许诺，每拉来一个工人奖励500元，现在有人专干帮厂子找工人的活儿。”
11月10日上午10时半左右，记者刚走进石狮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一位中介人员立刻热情地站起来招呼：“你要找什么工作？”那份迫切劲儿似乎在说：这里什么工作都有！
从大厅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显示的招聘信息看，来这里招聘的工厂很多，所需工种涉及制鞋、制衣业的各环节和流程，上至经营管理的厂长、专业设计人员，下至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及后勤杂工，招聘单位来自石狮、晋江等地区。
与诸多的用工信息相比，求职大厅里却冷冷清清。此时，一辆崭新的小面包车在职介中心门口停下，从上面下来一位中年男子在职介中心急急忙忙转了一圈后失望而去。这位某包装公司办公室的陶主任告诉记者，厂里急用人，若有愿意去的马上跟车走。他许诺：若能吃苦，可以挣到高工资。
石狮永达职业介绍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年底厂子接的订单很多，但很多厂子许诺的条件不兑现，工人因不堪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又不能按时拿到工资都跑了。”
晋江市陈埭镇是福建重要的制鞋基地之一，也是全国三大鞋材市场之一。由陈埭镇的制鞋企业自发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市场在西坂村的街上。一位知情者指点记者：“过去这里整条街都是招工和求职的，要了解招工的情况到那儿看看最直接。”
11月9日下午3时左右，记者来到这条街的十字路口，在过往车辆噪音震天的街头，零零落落摆着近十家公司的招聘摊位，偶尔有三两个神情疲惫、衣着陈旧的打工者在招聘说明前停留看上一会儿。
在福建华城鞋业有限公司的招聘摊前，该企业人事部主管李良奇说：“现在是工厂最忙的时候，都在加班加点赶圣诞节和新年期间的订单，因为缺工，我们厂有一条300人的流水线不能上马。”
到底本地缺工有多严重？从重庆山区到福建打工已6年的李志刚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以前，鞋厂最后一道工序是鞋子的包装整形，都要容貌姣好的年轻女孩，结了婚的都不考虑。客户来定货都要先参观这道工序，她们是门面。今年缺工明显，企业全顾不上了，那些刚从农村出来的、甚至一些老太婆只要能干活，什么样的都可以上了。”
记者看到，9月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中提及，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广东现有的1900多万民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但该地区正是缺工最为严重的地区。据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调查和一些专家估计，目前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其中：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目前缺口约40万。东莞最近对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进行调查，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浙江温州等用工较多城市也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
据调查，发生用工短缺的时间开始于近二三年，去年起尤甚。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这些企业和行业大都受到国外定货商的制约，利润空间较小，单件工价较低，每天劳动时间至少10～12小时，每月工资仅有600～700元，遇到赶定单时更要加班加点，而工作环境却差强人意。此外，这类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大多比较苛刻，为防止员工跳槽，一般都采取扣押身份证或抵押1～2个月工资的做法，在务工人员当中口碑较差。从被调查了解的企业情况看，民工短缺现象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性的障碍。工资待遇与缺工有直接关系，月平均工资在7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700～1000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用工基本可保证；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没有问题。“我实际拿到的工资不及许诺的一半”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消费物价总体水平明显上升的情况下，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1000元，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使得广东、福建等省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目前广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比江苏低160多元；珠三角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广州为510元，甚至低于山西、江西520元的标准，东莞为450元，深圳特区最低工资扣除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后为388元，福建莆田和泉州的最低工资是350元。
而实际上，即使这些年几乎停滞不前的工资，工人们还往往不能及时拿到。2004年7月，广东省东莞市劳动局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该市今年上半年受理农民工来信、来电、来访1.6万多件次，其中有47％反映被克扣、拖欠工资。2003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
记者在晋江市陈埭镇劳动站了解到，目前劳资纠纷最大的问题是超时劳动和拖欠工资，尤其是那些百人左右的家庭作坊大多是非法加工点，发生劳资纠纷后，虽经劳动部门出面协调或工人在法院打赢了官司，但大多不能如数拿到欠薪。
李安华是石狮陈埭镇西坂村力步鞋业公司的厂长，这位说着一口地道闽南方言、身着浅蓝色职业套装的干练女性如果不自我介绍，记者怎么也想不到她是15年前从重庆地区到福建的打工妹，她凭着天资和努力打拼到今天的地位。
11月8日下午4：00左右，李安华带着该公司十几位管理人员先到陈埭镇劳动站而后又到晋江市政府上访，起因是去年6月开办的力步鞋厂，今年以来一直没给管理人员发工资，目前欠全厂106名职工26万元的工资。其中，欠管理层2至9月份薪水12万元，欠工人9至10月工资14万元。
今天春节开工后，老板许诺每月按时发钱，工人按计件，管理人员按定额。按当地惯例，每月职工可借支生活费，工资到年底结清。力步鞋厂一个月职工可借支三次，工人每次最多借100元，管理人员200元。
该厂33岁设计师吴福兴来自福建永春县，他告诉记者：“来时老板许诺每月工资4500元，我干了3个月，不仅没拿到钱，已有20多天借不到生活费，现在养家都困难。”
该厂采购员李志刚说：“我每月1500元，2～9月，共借资5000多元，实际拿到的不及许诺的一半。我们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经常早起不吃饭，中午、晚上再吃。在厂外小饭店吃饭的工人因为交不上伙食费，有的人已经两天没吃饭。”
李安华说：“工厂不发工资的直接原因是经营不善，在资金上客户欠厂商，厂商欠材料商，最后，厂商往往拿不出钱来给工人，三角债直接损害到工人的利益。”
据记者对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地区的调查，这里一些中小企业有拖欠工资现象，效益好的企业到年底可以结清工资，效益不好的企业常常找各种借口克扣工资，有的干脆采取少发一两个月，迫使被欠薪职工下一年再来厂里打工，用这种方法一方面留住了工人同时也变相剥削了工人的劳动。
来自重庆山区的李志刚说：“十年前，我的老乡在上海打工只有300多元，现在拿到1100元，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干五天，国庆节休7天，休息日工人可以进修学习，工厂没有打骂工人的事。过去，我在福建每月能挣五六百元，现在实际也就七八百元，但工作时间比过去长了，正常班是早8时到晚23时30分，还常常加班到凌晨2点，有的工厂甚至干到凌晨三四点。在我所在的闽东南，许多工厂都加班，既使最正规的企业职工每周仅休息一个晚上，即少干4小时。”
收入没有提高，而身体却渐渐累垮，残酷的现实让工人们日益感到害怕，工人们反映：就算工厂一个月给七八百元、一千元，大多数人也不愿干了。力步鞋厂厂长李安华说：“打工的日子太难过了，打工者共同的想法是尽可能付出多挣钱，缩短打工的时间。如果一年挣了一年半的钱，我们也少打半年工呀！可老板怕工人挣多了变相把计件工资降低。”“我来了15年，没做过一次体检”
走进力步鞋厂大楼，宽阔的生产车间和一条现代化制鞋流水线让初来乍到的工人们相信，它是一家有实力的正规企业，第一印象的误导让工人辛辛苦苦打了一年工后才发现，原来它是一家没有工商注册的黑厂！
避开老板的眼线———保安，记者悄悄走进繁忙的车间，一般刺鼻的胶水臭味扑面而来。11月上旬，这里白天的气温26℃左右，门窗都敞着，通风状况应该说还比较好，但似乎工人们对污染已经麻木了，他们说：“没闻到什么，这里比其它厂好多了。”
记者看到车间地上丢弃一只用完的空胶筒，据工人们说，“这样的胶价钱便宜，一双鞋能省二三毛钱。我们常听到苯中毒的事，但大多厂家用的都是这类胶，说是无毒，实际上都有毒。”
记者问：工厂有防毒设施吗？
工人说：有的大型工厂有防毒口罩，但也只是摆在哪里，检查时戴一戴，平时没用，小厂没有，因为检查人员不会去。
说到体检，厂长李安华说：“我来了15年，没做过一次体检。体检要钱呀！”
记者在陈埭劳动站第一眼见到29岁的刘员香时，她眼白发黄、神情倦怠，她是因怀孕引发辞工纠纷来反映情况的。她对记者述说：“工厂里面有尿素的味道，很难闻。我怀孕了，医生说呆在那里生下的小孩子脑筋会有问题。我要辞工，老板不讲道理，非要我做。”
刘员香不识字，在一个生产高帮鞋垫的面衬厂做杂工，那里仅有二十几个工人，是个家庭作坊。经过陈埭劳动站的调解，刘员香终于辞工，她想结清每月680元的工资回江西老家生孩子。老板蛮横地问：“每月500元结不结？不结就滚！”
17岁的邹登洪来自重庆大足县，同学邀他一起出来学电脑，坐火车时把父母东拼西凑给他的6000多元学费弄丢了，于是走上了打工之路，打工才三四天灾难降临。
邹登洪说：“10月17日那天，我上16个小时白班接着上夜班。早上五点多，我从高压机床下取成型鞋底时，机床把我的手整个压碎了。”
邹登洪的入院诊断上写着：因机器压伤后组织碎裂2小时入院，左手毁损伤。记者看到那没了左手的左臂尽头一团黑乎乎的———是还没愈合的伤口。
记者了解到，制鞋厂的冲床有一二百吨重，由电脑控制，有时会失控，如果休息不好或上工时稍走神很容易出事。邹登洪在长时间的劳作后，眨眼之间被机器碾碎了左手。
厂方律师告诉邹登洪的父亲，他儿子的伤残3.5万元可立即了结此事。此前，有人按《劳动法》帮他们算过一笔账，伤口愈合后安装假肢及其一生的工伤补助相加，厂家应该赔十四五万。家贫无助，听说儿子遇难，初次出远门救难的父亲已经是背着债上路，在外面每呆一天就意味着要花钱，这位重庆大足山区老实巴交的三轮车工人看到一个工友断了一根手指9个月奔走仍无结果，不得已在协议上按了手印。他多次谢绝记者劝他再找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建议，无奈地说：“我们等不起呀！”
记者通过“卧底”，来到距陈埭镇五六公里路的西霞美村恒益鞋底厂，车间是农家院里简陋的平房。记者刚走到冲床旁，一股热浪夹杂着粉尘迎面扑来。一位壮年男子把一团黑乎乎的橡胶放进铁制压钳内送进电炉，再等着取出经冲床压制成型的鞋底。记者伸手想试试拿出那铁钳，师傅说：“这有一百多斤，你拿不起！”这家作坊采取24小时工作制，工人干12小时轮班，干活的都是年轻的壮劳力。“我们打工者的生活环境太糟了”
一位工人对记者说：“我们不喜欢打工的日子，除非是傻子。你看，我们打工者的生活环境太糟了。
每家工厂外都有专为工人开的小饭馆，工人们在这里赊账包伙，到发薪日再结账。下午4点左右，记者在一家工厂外的小食堂前看到：洗碗的污水横流、老鼠招摇过街、黑黑的大锅冒出白气，街头巷尾散发着食物的香味……快到下工时间了，食堂的人开始忙着煮晚饭。这场景让记者心情复杂，真的不敢想像工人们吃下去的食物会与“安全”两字有什么联系。
18岁的隆敏清纯、漂亮，她来自重庆丰都地区。老板看中她是高中生，让她给自己8岁的女儿补课。隆敏因没理会这件事而得罪了老板，老板在工作中找碴儿将她及来自贵州遵义的张文利及另一个女孩同时开除。老板说，由于她们顶撞领导在工人中带来负面影响，要扣每人30％的工资并加罚500元。张文利的妈妈看到这样处罚太亏待孩子，上门去讲理被老板家人暴打住院……
从陈埭镇到周围地区最方便的是坐摩托车。记者等了很久打不到出租，一招手眼疾手快的摩托车就飞驰而来。记者胆颤心惊地先后坐上去，车子在乡间小道上一路颠簸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子。厂门外路边一个杂物窝棚就是隆敏和张文利的宿舍。黑乎乎没有窗，一张上下铺硬板床分别铺着席子，松松垮垮的木门，如果有歹人一脚就可以踹开。
记者问这两位都还不到19岁的女孩子：“在这么危险的地方住着，你们怕吗？”
隆敏说：“我们跟老板说过多次要求住到厂里。他们说，这算什么，他们曾经住得比这还差。”“你们哭过吗？”记者问。
张文利敏感地低下头呆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说：“当然，不能当着人。”
“出了问题都不知找谁，打工的风险大呀”
非公企业民工在工资收益“负增长”的同时，还受到工作生活环境与劳动保护差等“顽症”的困扰，在一些非公中小企业尤其是没有营业执照的黑工厂，打工者的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一位在广东东莞打工十多年的打工者说：“至少有一半的工人没有签劳动合同，出了问题都不知找谁，打工的风险大呀”。
据记者了解，浙江省人大在劳动法执法检查时发现，全省非公企业合同签订率远低于有关部门提供的66％的数据，在广东东莞、深圳等地，百分之六七十的私营小企业都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这一现象在福建泉州地区的一些私营企业也得到印证。记者在当地所接触到的民工，大部分都没有与厂子里签劳动合同。
来自河南在深圳一家私营企业打工5年多的赵静说：“我在深圳先后干过三个厂，没有一个老板要跟我签劳动合同，三险就更别提了，我们都不知到底是哪三险。我的老乡里也没听说谁签过劳动合同，只有那些比较大、比较知名的厂子才与职工签合同。
低收入下简单重复的繁重劳动，让民工对工作失去了兴趣，工厂也就越来越多地开始出现民工辞工现象，为了能够尽可能留住现有的工人，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包身工”现象。浙江三门县的一家外贸食品公司，实行封闭式管理，每20名女工归一名工头管理，工人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该公司女工宿舍每间20平方米，却住了20多名工人，最多的一间竟住了40人！
由于一些中小私营企业没有营业执照，规模又小，老板在工厂的投入上是能省则省，设备的落后从而导致一些企业发生的工伤事故经常让人触目惊心，民工也就成为这些工伤事故的受害者。统计显示，近年来浙江省工矿企业事故中外来工死亡人数占总数的80％，其中在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中，外来工竟占90％！在因断指事故大量发生而备受关注的“五金之乡”的永康市，一名当地专业骨科医院的手外科医师告诉记者：“没有具体统计上半年累计多少例断指再植手术，但可以肯定至少在200例次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外来民工。”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我们等了好多天，政府没一个部门出面管”
在复杂的劳资纠纷中，政府公平公正的监管起到裁判的作用，由于机构设置不尽合理、公务员的执法水平低等问题，政府监管无力。
工人们反映：“老板黑与政府一些人员的不负责任有关，他们的处事原则是一推、二拖。这边企业95％是本地人开的，公务员在办案时与老板用当地话交谈，打工者根本听不懂。”
一位老板气焰嚣张地指着工人说：“你们外地人告了也白告，劳动站、公安局、法院都不是为你们开的！”
在珠三角某市，一家企业的员工到市政府门前反映情况，不仅没有部门接待，一位政府官员还指责说：“你们好不好意思，来政府堵？”工人们说：“我们等了好多天，政府没有一个部门出面管。我们没有饭吃，希望们给老板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他们就是不办。中国有这么多法律，为什么不能制裁这样的人？村里、镇里、市里这么多干部，为什么都管不了这个老板？我们都是纳税人，政府到底在为谁服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照理应当让黑厂关闭，但工商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监管不到位；村镇想管却管不好，在处理本乡土本的问题上总有绕不开的人情；有的老板是外来的，在村子里租房、租流水线和机械设备，出了事连人都找不到。
在一些案件中，非法用人、工资问题应找法院；非法开厂，该工商查处；老板打人，公安应该介入。这些复杂的头绪让工人们摸不着北，往往出了事就来找劳动部门。对此，一位劳动部门的官员抱怨说：“工人们找工作时跟本不管是否是正规工厂，一旦出事又全指望政府立即解决。
工人们则委屈地说：“我们去投诉，政府要我们举证。我们只想找活干赚钱，那里知道还要看什么企业的工商证明、完税证明，这是政府的事呀！何况，老板凭什么给我们看？”
现实的困境是，由于工商注册涉及到卫生、环保等许多部门，经它们认可后才能领工商执照，就是最正规的企业申请执照也采取边生产边注册的变通办法，有关部门也是默认这种做法的，并没从法律上较真。那么，如果这段时间出现劳动纠纷，执法部门却又以无法可依作答，留下一块法律空白。
由于上访的工人大多在非法企业，都没有工会组织。记者曾陪一位残疾妇女到浙江某市总工会的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上访，看到这里有专门接待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受理职工来信来访及求助，但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困难职工由于对工会不了解，工人们出了事只知道找政府，尤其是劳动部门。
记者问被采访者：“为什么不到正规的大厂去？”他们胆怯地承认，以自己的能力条件未必能进大厂；自己对工资待遇的期待，又未必被大厂所接纳。大多数工人找工作时带有盲目性，简单地以为凭力气就可以吃饭，多付出多赚钱，缺少风险意识，不懂得如何自我保护。一旦出事，又过分依赖政府，在没有得到回应时极度悲观烦躁。
力步鞋厂厂长李安华说，老板开厂一般是委托厂长招人。厂长通过老乡、朋友和同事的关系招人，只有极少数初来乍到的工人是从劳动市场招来的，每个工厂的用工说到底都是由老乡、同事等熟人圈子构成的，产生的劳资纠纷也往往带有很强的乡帮性。
在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当地人多是靠开作坊起家，一位公务员说：“别看他们是老板，可也是小本经营，挣的也许还没有我们多。”
一位广东地方官员对记者说，东南沿海民工荒对全国劳动力市场来说，可谓是一个缩写。他认为，长江三角洲及山东、北京等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西部大开发，都使得劳动者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市场经济因效率而动，如果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东南沿海已经没有明显的产业优势，那么，直接后果势必导致其向西部及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流动。
记者认为，如果地方政府管理得法，也许取消众多对地方无益的黑工厂是能够做到的，但对于全国各地数以亿计的打工者来说，最需要得到政府帮助的是，尽快建立全国范围的用工信息，让出门的人知道：到哪里打工是安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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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原因造成“民工荒”
1.低工资越来越不能留人。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相反，商品售价越低买者最多，劳动力工资低求职者少。企业出现招工难，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开出的工资已经低于市场的均衡价格。
2.人才的需求与供给错位。目前，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呈腰鼓型，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和一线工人紧缺，中间层次的文员、办事人员、业务员需求已显饱和。而社会上人才的供给呈橄榄型，与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恰好相反。
3.务农的比较效益提升。去年以来，农产品价格陆续开始回升，农业比较效益有所提高，部分农民不再出去务工。他们认为：外出务工可能会比在家多挣两三千元，但有一半要花在来回路费和电话费上。
4.民工对打工地的选择多了。随着其他地区劳动力需求增加，民工已经不再硬挤在某一地。
5.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劳动力需求猛增。中国上半年gdp增长9.7％，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产生了更多的需求。虽然美国和欧盟不断进行反倾销和贸易制裁，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其产品仍有强大的性能价格比，企业今年接到的订单很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6.年轻劳动力供给下降。现在18到22岁的民工，一是少，二是相对比较娇气，部分独生子女不愿远离父母到外地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
7.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尚不完善。目前我国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无法使劳动力配置达到最佳：一是广大农村仍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一部分人不愿意外出务工，一部分人是缺乏政府和企业的组织和引导；二是多数熟练女工结婚后在家相夫教子，不再复出务工；三是企业没有设立工资较低但一天只工作四五小时的岗位，使得大量下岗工人和家庭妇女宁愿在家赋闲而不愿做一天劳动超过8小时的工作。
8.部分企业工作环境不佳。一些企业劳动强度大，劳动保护设施差，吃住条件不好或企业文化生活少，没有凝聚力。这类企业即使工资不太低，工人工作一段时间后也会跳槽。特别是一些危险工种如采矿、印染、电镀等，如工资不是特别高也难招人。
9.务工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非法中介诈骗、社会环境复杂等因素使得部分民工出来务工有顾忌。近年沿海各省区较多发生的部分企业主漠视工伤民工的事情、非法职介诈骗的事件均使部分民工对外出务工望而却步，怕出来务工后被骗被抢。
10.用工规定跟不上形势变化。12年农民工月工资仅升68元
日前，九三学社中央“三农”问题法律对策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记者在会上获悉，12年来珠三角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最低工资标准与“民工荒”
一名打工者一天埋头工作18小时，却只有10多元钱，而且工资还时常是两三个月发一次。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拖欠民工工资是导致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今年十月一日起，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企业职工的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560元和620元两档，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4.8元和5.4元两档。其中市辖各区所有企业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620元，可以说整个调整方案也凸现出政府的人性化。但是实施情况呢？我们在报道中看到，像一些杂工、保安、清洁工、服装工这些招用民工量最多的岗位，竟然没有一个工资标准与最新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