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与浙江省事业单位改革经验能否推行全国
支持产权改革和吸引民间资本，成了苏浙事业单位改革中的重要经验。那么，苏浙经验能否全国推行呢？
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先行一步的是经济发达省份——江苏和浙江。
两省的事业单位改革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2005年全国性的事业单位改革才开始提速的话，那么，这一年将成为江苏和浙江的攻坚年。
两省的事业单位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相关配套改革为主,主要是分配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到了21世纪初,已把改革推向了敏感与核心地带──产权改革。
苏浙改革攻坚
2004年,江苏省将事业单位改革作为江苏省政府的十件大事之一,以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制为突破口,实现了阶段性目标。
江苏省人事厅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南通是中编办的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地区之一，江苏全省完成市属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的也是南通，目前该市110家市属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已全部完成改制或者清理撤销，共削减编制7000多人，置换职工身份3400多人，国有产权转让变现收益在支付改革成本后，上缴财政2.5亿元，同时收回有效资产约2亿元。”
据了解，该省的13个地市中，已有5个地市完成了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的改制，另外8市的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制完成率已达45%以上。江苏省省属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于2004年7月正式启动，至2004年年底，这一部分的事业单位改制已完成工作量的1/3以上。
从1993年开始，浙江省就在湖州、绍兴两地试点事业单位改革，当时改革的重心主要是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2001年开始，绍兴和湖州已将触角涉及产权领域，到了2003年底,两市的中介服务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的改制工作已基本结束。
尽管2003年浙江省省级事业单位已酝酿改革，但公开提出对省属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则是在2004年秋季。浙江省希望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基本完成事业单位改革。浙江的“分类改革法”被认为是对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最有借鉴意义的举措，其中，中介服务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原则上要转制成企业，同时吸引社会资本介入改制。
昂贵的改制成本
苏浙经验要全国推行，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改制经费。以浙江省一家已改制成功的事业单位为例:
这家编制人数在290人左右的事业单位就要改成企业了，单位需要提前准备好的钱包括:为职工补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类的保险;不少人在转制后要离开去自谋职业，同样需要一笔补偿费用。此外，它还另外留出了相当一笔钱，用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其用途是将来补足退休之后社会化的养老金和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之间的差距。
杂七杂八算起来，就知道这是一笔大开支:2000万元。
西泠印社的改制成本同样十分昂贵，社务委员会副主任钱伯皓说，“用在所有人头上的改制成本之和是1200多万。”也就是说，按照在职员工人数计算，人均改制成本是13万多。
这两家单位在江浙并非孤例。改制的核心成本是，将一个事业人的身份改成独立社会人，按照浙江省现行政策，给予的各种补贴和提交，费用总额一般在人均4万-15万之间。
有专家认为，“这其实是政府赎回一个事业编制花的钱，国有企业改革，只需要付国企人改成社会人的钱，而事业单位改制，则是从国家干部身份转为社会人身份，两个档次不一样，所以改制的经费差异也很大。”
尽管改制成本很高，但浙江省相关部门的官员认为很值。浙江省政府一位副厅级干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事实上，事业人留在体制内，生老病死要花政府的钱，很可能超过补贴给他的钱。”
他说:“关键的问题是，改制理顺了关系。许多事业单位改制成企业之后，经济效益大有提高，原来体制内的经营与技术骨干的收入也大幅提高。”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成本，对于经济相对发达、财政相对宽裕的苏浙两省，可以负担，但如果是在财政实力相对较差的内陆地区和西北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能否承担得起?
“只要思路够宽够活”
坚决改制和欢迎民间资本介入,是江浙两省事业单位改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经验。
目前，浙江省的新华书店、西泠印社、杭州杂技总团等一大批事业单位都吸引了民间资本。在江浙两省，一些优质资产的事业单位要改制的消息一传出，民间资本就蜂拥而至，而且民间资本参与改制后成立的企业，一般效益都不错。
浙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国民间资本最发达、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但如果是在民营经济比较沉闷的中西部地区，改制之后的事业单位谁来接手呢?
浙江省一家已完成改制3年多、效益相当好的单位的副总，与记者谈起了改制心得。他认为，哪怕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也应该坚决改制，但方法可以灵活多变，最重要的是应打破传统观念、放开地域限制。
“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地区，如果事业单位改制经费不足，那可以由地方财政先垫资，将改制成本作为政府参与改制后企业的国有股，由国资部门管理，碰到合适的民营企业，将这部分国有股通过有偿转让方式，回收财政开支。另外，事业单位改制后，应对全国的民间资本开放，把苏浙等地的富余民间资本引入欠发达地区。”
他还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营类事业单位，对地方政府来说可能是包袱，对当地民间资本来说可能是鸡肋，但对发达地区的同行来说，很可能是金矿。”
改革不能只为扔包袱
不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一位研究社会保障的副教授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事业单位改制应当慎行。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事业单位改革似乎成了一个时髦话题，许多地方政府在没怎么试点的情况下，就匆匆启动了事业单位改革当中最为敏感的产权改革，也就是所谓的改制。”
他认为需要警惕“为改制而改制”的不良倾向。“现在越穷的地方，政府越希望扔包袱，事业单位改革成了‘裁人改制’，他们希望通过事业单位改制的办法，将以前吃公家饭的人推向市场，以此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
他指出，辽宁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问题本身已十分严重。但该省在2004年年初提出，要将全省110万事业单位人员，5年内裁减30万，“我不知道他们定下这个数据的根据是什么，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改制的成本又怎么解决”。
另外一些弊端也让人担忧。2003年9月，新华社曾披露，河北省科学院在改革过程中，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和在职研究生坐传达室发报纸的不正常现象。对此，院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改革中的阵痛，而当事人却认为是院方对他们不公正，是用人上的“人治”因素在作怪。
还有的事业单位在改革过程中，实行了对人员的双选双聘，一把手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许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或得到提拔，不得不送礼行贿。
警惕国资被私人吞噬
2004年上半年，浙江查处了78起涉案金额在50万以上的大案要案，涉案金额最大、窝案人数最多的案件，均发生在企事业单位改制期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省属事业单位退休干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前几年浙江事业单位改制比较流行管理层与技术骨干内部收购,2004年的事业单位改制，基本上停止了这种做法,但“肯定还有猫腻”。
他说，一些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大腐败、中腐败和小腐败”。大腐败是将大量国有资产以十分低的价格占为己有;中腐败是指负责人在改制中，在对外出让股权时收取各种好处;小腐败是指在改制中，领导的家属、亲戚、朋友，有关系的角色，怎么差、怎么懒都能保住铁饭碗。
三种腐败中,性质最为恶劣的是“大腐败”。根据一些知情人士的描述，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低估的办法有许多,常见的有加快折旧,就是将一些大型设备的折旧期减短,减少了国有资产存量;另外就是设小金库，将单位的流动资金转移到小金库里;第三种是违规借贷,将事业单位的钱借给别人后，不纳入账目中，等事业单位改制完成后再还;第四种是和资产评估机构连同作假;第五种是事业单位负责领导从事业单位内部借款收购，“空手套白狼”。
为了防止改制中可能出现的腐败，浙江省专门作出规定，改制要过群众关、程序关和审计关:
改制方案制订以后,必须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决不允许“暗箱操作”;改制单位制定的改制方案,要报主管部门审核,由主管部门报省属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由该办公室转各成员单位提出审核意见;改制单位原负责人还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派出的会计师和律师等进行审计,只有审计过关后才能离开原职位。
但也有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担忧，事业单位财务状况一般十分复杂，改制过程中又是人心浮动，要根治腐败，需把困难估计得更足。
一位知情人透露，现在事业单位改制还有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单位内部收购”，和国企管理层内部收购不同，事业单位内部收购讲究利益均沾，无论是经营层、技术人员还是市场人员，多数都可以拿到数量不等的股份，这样一来，哪怕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被严重低估，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能获益，所以这种腐败最不容易被发现，也最缺乏监督。
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先行一步的是经济发达省份——江苏和浙江。
两省的事业单位改革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2005年全国性的事业单位改革才开始提速的话，那么，这一年将成为江苏和浙江的攻坚年。
两省的事业单位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相关配套改革为主,主要是分配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到了21世纪初,已把改革推向了敏感与核心地带──产权改革。
苏浙改革攻坚
2004年,江苏省将事业单位改革作为江苏省政府的十件大事之一,以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制为突破口,实现了阶段性目标。
江苏省人事厅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南通是中编办的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地区之一，江苏全省完成市属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的也是南通，目前该市110家市属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已全部完成改制或者清理撤销，共削减编制7000多人，置换职工身份3400多人，国有产权转让变现收益在支付改革成本后，上缴财政2.5亿元，同时收回有效资产约2亿元。”
据了解，该省的13个地市中，已有5个地市完成了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的改制，另外8市的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制完成率已达45%以上。江苏省省属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于2004年7月正式启动，至2004年年底，这一部分的事业单位改制已完成工作量的1/3以上。
从1993年开始，浙江省就在湖州、绍兴两地试点事业单位改革，当时改革的重心主要是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2001年开始，绍兴和湖州已将触角涉及产权领域，到了2003年底,两市的中介服务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的改制工作已基本结束。
尽管2003年浙江省省级事业单位已酝酿改革，但公开提出对省属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则是在2004年秋季。浙江省希望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基本完成事业单位改革。浙江的“分类改革法”被认为是对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最有借鉴意义的举措，其中，中介服务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原则上要转制成企业，同时吸引社会资本介入改制。
昂贵的改制成本
苏浙经验要全国推行，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改制经费。以浙江省一家已改制成功的事业单位为例:
这家编制人数在290人左右的事业单位就要改成企业了，单位需要提前准备好的钱包括:为职工补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类的保险;不少人在转制后要离开去自谋职业，同样需要一笔补偿费用。此外，它还另外留出了相当一笔钱，用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其用途是将来补足退休之后社会化的养老金和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之间的差距。
杂七杂八算起来，就知道这是一笔大开支:2000万元。
西泠印社的改制成本同样十分昂贵，社务委员会副主任钱伯皓说，“用在所有人头上的改制成本之和是1200多万。”也就是说，按照在职员工人数计算，人均改制成本是13万多。
这两家单位在江浙并非孤例。改制的核心成本是，将一个事业人的身份改成独立社会人，按照浙江省现行政策，给予的各种补贴和提交，费用总额一般在人均4万-15万之间。
有专家认为，“这其实是政府赎回一个事业编制花的钱，国有企业改革，只需要付国企人改成社会人的钱，而事业单位改制，则是从国家干部身份转为社会人身份，两个档次不一样，所以改制的经费差异也很大。”
尽管改制成本很高，但浙江省相关部门的官员认为很值。浙江省政府一位副厅级干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事实上，事业人留在体制内，生老病死要花政府的钱，很可能超过补贴给他的钱。”
他说:“关键的问题是，改制理顺了关系。许多事业单位改制成企业之后，经济效益大有提高，原来体制内的经营与技术骨干的收入也大幅提高。”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成本，对于经济相对发达、财政相对宽裕的苏浙两省，可以负担，但如果是在财政实力相对较差的内陆地区和西北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能否承担得起?
“只要思路够宽够活”
坚决改制和欢迎民间资本介入,是江浙两省事业单位改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经验。
目前，浙江省的新华书店、西泠印社、杭州杂技总团等一大批事业单位都吸引了民间资本。在江浙两省，一些优质资产的事业单位要改制的消息一传出，民间资本就蜂拥而至，而且民间资本参与改制后成立的企业，一般效益都不错。
浙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国民间资本最发达、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但如果是在民营经济比较沉闷的中西部地区，改制之后的事业单位谁来接手呢?
浙江省一家已完成改制3年多、效益相当好的单位的副总，与记者谈起了改制心得。他认为，哪怕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也应该坚决改制，但方法可以灵活多变，最重要的是应打破传统观念、放开地域限制。
“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地区，如果事业单位改制经费不足，那可以由地方财政先垫资，将改制成本作为政府参与改制后企业的国有股，由国资部门管理，碰到合适的民营企业，将这部分国有股通过有偿转让方式，回收财政开支。另外，事业单位改制后，应对全国的民间资本开放，把苏浙等地的富余民间资本引入欠发达地区。”
他还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营类事业单位，对地方政府来说可能是包袱，对当地民间资本来说可能是鸡肋，但对发达地区的同行来说，很可能是金矿。”
改革不能只为扔包袱
不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一位研究社会保障的副教授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事业单位改制应当慎行。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事业单位改革似乎成了一个时髦话题，许多地方政府在没怎么试点的情况下，就匆匆启动了事业单位改革当中最为敏感的产权改革，也就是所谓的改制。”
他认为需要警惕“为改制而改制”的不良倾向。“现在越穷的地方，政府越希望扔包袱，事业单位改革成了‘裁人改制’，他们希望通过事业单位改制的办法，将以前吃公家饭的人推向市场，以此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
他指出，辽宁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问题本身已十分严重。但该省在2004年年初提出，要将全省110万事业单位人员，5年内裁减30万，“我不知道他们定下这个数据的根据是什么，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改制的成本又怎么解决”。
另外一些弊端也让人担忧。2003年9月，新华社曾披露，河北省科学院在改革过程中，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和在职研究生坐传达室发报纸的不正常现象。对此，院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改革中的阵痛，而当事人却认为是院方对他们不公正，是用人上的“人治”因素在作怪。
还有的事业单位在改革过程中，实行了对人员的双选双聘，一把手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许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或得到提拔，不得不送礼行贿。
警惕国资被私人吞噬
2004年上半年，浙江查处了78起涉案金额在50万以上的大案要案，涉案金额最大、窝案人数最多的案件，均发生在企事业单位改制期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省属事业单位退休干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前几年浙江事业单位改制比较流行管理层与技术骨干内部收购,2004年的事业单位改制，基本上停止了这种做法,但“肯定还有猫腻”。
他说，一些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大腐败、中腐败和小腐败”。大腐败是将大量国有资产以十分低的价格占为己有;中腐败是指负责人在改制中，在对外出让股权时收取各种好处;小腐败是指在改制中，领导的家属、亲戚、朋友，有关系的角色，怎么差、怎么懒都能保住铁饭碗。
三种腐败中,性质最为恶劣的是“大腐败”。根据一些知情人士的描述，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低估的办法有许多,常见的有加快折旧,就是将一些大型设备的折旧期减短,减少了国有资产存量;另外就是设小金库，将单位的流动资金转移到小金库里;第三种是违规借贷,将事业单位的钱借给别人后，不纳入账目中，等事业单位改制完成后再还;第四种是和资产评估机构连同作假;第五种是事业单位负责领导从事业单位内部借款收购，“空手套白狼”。
为了防止改制中可能出现的腐败，浙江省专门作出规定，改制要过群众关、程序关和审计关:
改制方案制订以后,必须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决不允许“暗箱操作”;改制单位制定的改制方案,要报主管部门审核,由主管部门报省属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由该办公室转各成员单位提出审核意见;改制单位原负责人还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派出的会计师和律师等进行审计,只有审计过关后才能离开原职位。
但也有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担忧，事业单位财务状况一般十分复杂，改制过程中又是人心浮动，要根治腐败，需把困难估计得更足。
一位知情人透露，现在事业单位改制还有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单位内部收购”，和国企管理层内部收购不同，事业单位内部收购讲究利益均沾，无论是经营层、技术人员还是市场人员，多数都可以拿到数量不等的股份，这样一来，哪怕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被严重低估，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能获益，所以这种腐败最不容易被发现，也最缺乏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