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民工维权成本
据新华日报报道，一位叫郭增光的河北民工，两年内为了追回工资，20次奔波在讨薪路上，先后找了10个部门，仍一无所获；有律师给他算帐，仅花费的交通、食宿、复印、误工等费用就已超过5000元，而被拖欠的工资不过1000元。高昂的维权成本，成为横在民工面前难以逾越的门槛。
最近，有媒体批评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不签劳动合同，提出要“要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农民工并非对维权不积极，自己应得的工资被拖欠，谁不愿意讨要回来？之所以无法顺利讨薪，主要原因还在于讨薪成本过高。熊德明这样的“讨薪明星”千里迢迢帮老乡讨薪，尚且庆幸有媒体资助，可普通的农民工呢？他们没有这样的福气，白搭时间和精力不说，各种食宿、交通费用无一不得自己掏，赶上对方置之不理只好再跑一次，甚至住在当地“守株待兔”；找有关部门反映，一份份地交材料得花钱，碰上人家推拖扯皮也没办法。到法院起诉吧，先交诉讼费，再加上请律师等费用，总共不过几千、几万元的工资，到头来很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如果再赶上“执行难”就更亏本了。面对高昂的维权成本，有的农民工锲而不舍、继续奔波，有的只好知难自退、自认倒霉，甚至链而走险，采取种种过激手段。
面对强势的用人单位和竞争激烈的用工市场，农民工天然处于弱势地位。鼓励农民工依法维权，光靠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还远远不够，还应该通过健全一系列制度和机制，降低维权成本，让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站在平等的位置上，能够顺利讨薪、方便维权。这样，才能唤醒劳动者的权利意识，鼓励更多的农民站起来维权。降低维权成本，既包括费用等硬成本，又包括时间、精力等软成本。比如法院在处理劳动纠纷案件时，应该降低诉讼费标准，简化办案程序，加快办案速度，让农民“打得起”官司；劳动部门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和工作作风转变，防止推诿扯皮、让劳动者来回白跑趟等事件发生。再比如前不久生效的《劳动监察条例》规定欠薪必须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这一条款既可以惩罚用人单位，又能够补偿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有助于降低维权成本，关键是要得到贯彻执行。毕竟，解决欠薪问题，光靠行政压力、清理活动还不够，还应依靠制度与政策上的良性设计。
最近，有媒体批评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不签劳动合同，提出要“要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农民工并非对维权不积极，自己应得的工资被拖欠，谁不愿意讨要回来？之所以无法顺利讨薪，主要原因还在于讨薪成本过高。熊德明这样的“讨薪明星”千里迢迢帮老乡讨薪，尚且庆幸有媒体资助，可普通的农民工呢？他们没有这样的福气，白搭时间和精力不说，各种食宿、交通费用无一不得自己掏，赶上对方置之不理只好再跑一次，甚至住在当地“守株待兔”；找有关部门反映，一份份地交材料得花钱，碰上人家推拖扯皮也没办法。到法院起诉吧，先交诉讼费，再加上请律师等费用，总共不过几千、几万元的工资，到头来很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如果再赶上“执行难”就更亏本了。面对高昂的维权成本，有的农民工锲而不舍、继续奔波，有的只好知难自退、自认倒霉，甚至链而走险，采取种种过激手段。
面对强势的用人单位和竞争激烈的用工市场，农民工天然处于弱势地位。鼓励农民工依法维权，光靠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还远远不够，还应该通过健全一系列制度和机制，降低维权成本，让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站在平等的位置上，能够顺利讨薪、方便维权。这样，才能唤醒劳动者的权利意识，鼓励更多的农民站起来维权。降低维权成本，既包括费用等硬成本，又包括时间、精力等软成本。比如法院在处理劳动纠纷案件时，应该降低诉讼费标准，简化办案程序，加快办案速度，让农民“打得起”官司；劳动部门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和工作作风转变，防止推诿扯皮、让劳动者来回白跑趟等事件发生。再比如前不久生效的《劳动监察条例》规定欠薪必须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这一条款既可以惩罚用人单位，又能够补偿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有助于降低维权成本，关键是要得到贯彻执行。毕竟，解决欠薪问题，光靠行政压力、清理活动还不够，还应依靠制度与政策上的良性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