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申思的苦恼看“双胞胎合同”
中国足坛不太平，劳资纠纷又登场———申思、祁宏和江津三位沪上足坛的大腕级人物，向中国足协投诉，告中远俱乐部欠他们工资，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一百多万元。本来这事十分容易解决，大家都签有合同，而且合同还在足协备案，拿出来一看不就明白了吗？
但是中国足坛就是怪事多，俱乐部和球员签的合同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足协要限薪，而球员希望多拿，俱乐部也愿意多给，于是就出现了第二份合同，而符合限薪规定的第一份合同的“功能”就是放足协备案。现在，球员要讨说法了，可这“双胞胎合同”究竟是哪份说了算呢？申思他们是名人，不过他们遇到的问题也带有普遍性。由此引出了今天的话题———
“双胞胎合同，不仅在足球界，在其他行业也有。”律师如是说。律师长期研究劳动法，他发现有些用人单位出于特定的目的如应付检查、逃避税收等等，往往要求员工与单位签订两份内容不同的劳动合同，其中一份是“应景”的，另外一份才是合同双方的本意。这两份合同最大的不同，通常是体现在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方面，和几位球星的情况相类似。有人认为，两份合同都由双方签字（盖章），应该同样有效，但律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说法一旦发生了争议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在逻辑上也说不过去：一个法律事实，总不能既是a，又是b吧？只能依据一份合同作出判断。实际上，有效的还是其中一份合同。律师提醒大家，应尽量避免签订内容不同的劳动合同，使劳动合同的表述符合自己的内心本意以及与用人单位的真实约定，并保留合同正本。
如果发生了争议，如何确定不同劳动合同的效力呢？律师提出了5种说法。一、经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效力优于未经备案的合同；二、实际履行且双方均无异议的劳动合同，效力优于未履行的合同；三、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通常是单位）的解释；四、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如手写条款）；五、如根据以上方式及其他可行方式仍不能确定两份合同效力的优劣，则应以签订时间较迟的合同为准（即使同日签订也必然有时间先后，如何证明是另外一个问题）。
律师提出了一个更令人关注的问题。闵律师指出，足协章程规定俱乐部及其成员不得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法院，只能向足协的仲裁机构诉讼委员会申诉，诉讼委员会就球员工作合同争议所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这似乎意味着如果诉讼委员会作出了不利于申思他们的决定时，球员将无法得到司法机关的救济。部分企业在与职工的合同、协议中约定有职工今后自愿放弃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或约定职工如有违反则征收高额违约金等内容，这和足协规定有异曲同工之处。企业如此做是试图以此提高职工的维权难度，减少企业的仲裁和诉讼成本。不说足协的章程是否与我国的法律相悖，如合同有这一条款，劳动者不应受此条款所限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应该勇敢地到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两位律师都指出，解决类似的“双胞胎合同”现象，需要诚信两字，“双胞胎合同”本身就应该受到指责。
但是中国足坛就是怪事多，俱乐部和球员签的合同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足协要限薪，而球员希望多拿，俱乐部也愿意多给，于是就出现了第二份合同，而符合限薪规定的第一份合同的“功能”就是放足协备案。现在，球员要讨说法了，可这“双胞胎合同”究竟是哪份说了算呢？申思他们是名人，不过他们遇到的问题也带有普遍性。由此引出了今天的话题———
“双胞胎合同，不仅在足球界，在其他行业也有。”律师如是说。律师长期研究劳动法，他发现有些用人单位出于特定的目的如应付检查、逃避税收等等，往往要求员工与单位签订两份内容不同的劳动合同，其中一份是“应景”的，另外一份才是合同双方的本意。这两份合同最大的不同，通常是体现在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方面，和几位球星的情况相类似。有人认为，两份合同都由双方签字（盖章），应该同样有效，但律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说法一旦发生了争议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在逻辑上也说不过去：一个法律事实，总不能既是a，又是b吧？只能依据一份合同作出判断。实际上，有效的还是其中一份合同。律师提醒大家，应尽量避免签订内容不同的劳动合同，使劳动合同的表述符合自己的内心本意以及与用人单位的真实约定，并保留合同正本。
如果发生了争议，如何确定不同劳动合同的效力呢？律师提出了5种说法。一、经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效力优于未经备案的合同；二、实际履行且双方均无异议的劳动合同，效力优于未履行的合同；三、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通常是单位）的解释；四、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如手写条款）；五、如根据以上方式及其他可行方式仍不能确定两份合同效力的优劣，则应以签订时间较迟的合同为准（即使同日签订也必然有时间先后，如何证明是另外一个问题）。
律师提出了一个更令人关注的问题。闵律师指出，足协章程规定俱乐部及其成员不得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法院，只能向足协的仲裁机构诉讼委员会申诉，诉讼委员会就球员工作合同争议所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这似乎意味着如果诉讼委员会作出了不利于申思他们的决定时，球员将无法得到司法机关的救济。部分企业在与职工的合同、协议中约定有职工今后自愿放弃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或约定职工如有违反则征收高额违约金等内容，这和足协规定有异曲同工之处。企业如此做是试图以此提高职工的维权难度，减少企业的仲裁和诉讼成本。不说足协的章程是否与我国的法律相悖，如合同有这一条款，劳动者不应受此条款所限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应该勇敢地到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两位律师都指出，解决类似的“双胞胎合同”现象，需要诚信两字，“双胞胎合同”本身就应该受到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