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无原则地保护劳动者
在上一期的专栏里，笔者就劳动合同法草案未平等兼顾用人单位的正当利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刊发后，一些与我较为熟悉的企业经营者打电话给我，说我的看法代表了他们的心声，我所提出的，正是他们长久以来郁在心里想说没有说出的。但他们同时表示：说也没用，现在的劳动法律法规，根本就不保护老板。尽管我仍然认为劳动法一方面也保护老板，只不过力度不同而已。但他们仍然坚信劳动法根本不保护老板。他们大多都言之凿凿，并用他们亲身遭遇的事例，设法说服我。
这倒使我左右为难起来。以我所从事的法律服务职业来说，我和我的同仁所接触的当事人中，既有企业老板又有单位雇员。一方面，当我们代表企业参与企业与员工的劳资纠纷或某些诉讼事务谈判时，我们要设法在法律的框架内维护企业的利益。这时候，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企业老板或管理者对劳动法规“偏袒”劳动者的抱怨与无奈。另一方面，当我们接受劳动者的委托，代表劳动者向企业老板争取工资、工伤保险待遇等劳动者利益时，我们往往又和劳动者或伤亡劳动者的亲属一道，体味着维权的艰难甚至资本的冷酷和傲慢。正是基于这样双重的职业影响，我想，如我一样的众多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尤其是律师，对劳动合同法的修改，有理由也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劳动合同法草案发布后，笔者注意到，各类媒体刊发的有关该草案的评论中，有一个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认为劳动合同应保护劳动者利益，是劳动者的“护身符”、是劳动者的“维权利剑”、“劳动者的福音”。几乎没有一个评论是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分析问题的，这不能不叫人费解。是所有的老板们集体失语，还是他们深知“说也没用”？
笔者手头的一个劳资纠纷案，或许能解释老板们集体失语的个中原由。某甲饮酒后在工作中受伤。尽管中级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认定甲不属于工伤，但甲的家属仍然不断地去劳动部门申诉，并把伤者抬到工厂老板的办公室里，甚至纠集亲属老乡几十人去厂里“讨公道”。工厂被迫无奈，还是要拿出三十几万元了事。
坦率地说，如何在老板与员工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利益维护平衡点，除了法律之外，恐怕还要涉及用工体制、财富分配方式、资本的性质、劳动力市场、行政干预等方方面面，委实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的问题。但尽管如此，笔者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无论是现有的劳动法规、政策，还是制定中的劳动合同法，都应当尽可能的在劳资双方寻求权利平衡——纵然这种平衡仅仅是程序性的。劳动法规应当侧重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要适度，不能无原则地，毫不顾忌用人单位利益地保护劳动者。因为无原则地保护不是保护，它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是行政公权通过劳资路径对资本运作的干预。无原则的保护在伤害投资者情感的同时，也会动摇投资的信心，没有了投资信心和资本的良好运作，就业岗位就会减少，公司裁员、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在所难免。
因此，从长远来看，无原则地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很有可能成为损害劳动者利益的根源。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凡是政府过多干预劳资市场的国家，尽管干预的初衷是让劳动者获得更多的福利，但最后恰恰事与愿违，大多出现了长期的持续失业或福利下降。正因为如此，劳动合同法在缓解现存的劳资纠纷给社会带来的压力的同时，亦应着眼长远，切勿无原则地保护劳动者。
这倒使我左右为难起来。以我所从事的法律服务职业来说，我和我的同仁所接触的当事人中，既有企业老板又有单位雇员。一方面，当我们代表企业参与企业与员工的劳资纠纷或某些诉讼事务谈判时，我们要设法在法律的框架内维护企业的利益。这时候，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企业老板或管理者对劳动法规“偏袒”劳动者的抱怨与无奈。另一方面，当我们接受劳动者的委托，代表劳动者向企业老板争取工资、工伤保险待遇等劳动者利益时，我们往往又和劳动者或伤亡劳动者的亲属一道，体味着维权的艰难甚至资本的冷酷和傲慢。正是基于这样双重的职业影响，我想，如我一样的众多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尤其是律师，对劳动合同法的修改，有理由也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劳动合同法草案发布后，笔者注意到，各类媒体刊发的有关该草案的评论中，有一个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认为劳动合同应保护劳动者利益，是劳动者的“护身符”、是劳动者的“维权利剑”、“劳动者的福音”。几乎没有一个评论是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分析问题的，这不能不叫人费解。是所有的老板们集体失语，还是他们深知“说也没用”？
笔者手头的一个劳资纠纷案，或许能解释老板们集体失语的个中原由。某甲饮酒后在工作中受伤。尽管中级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认定甲不属于工伤，但甲的家属仍然不断地去劳动部门申诉，并把伤者抬到工厂老板的办公室里，甚至纠集亲属老乡几十人去厂里“讨公道”。工厂被迫无奈，还是要拿出三十几万元了事。
坦率地说，如何在老板与员工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利益维护平衡点，除了法律之外，恐怕还要涉及用工体制、财富分配方式、资本的性质、劳动力市场、行政干预等方方面面，委实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的问题。但尽管如此，笔者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无论是现有的劳动法规、政策，还是制定中的劳动合同法，都应当尽可能的在劳资双方寻求权利平衡——纵然这种平衡仅仅是程序性的。劳动法规应当侧重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要适度，不能无原则地，毫不顾忌用人单位利益地保护劳动者。因为无原则地保护不是保护，它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是行政公权通过劳资路径对资本运作的干预。无原则的保护在伤害投资者情感的同时，也会动摇投资的信心，没有了投资信心和资本的良好运作，就业岗位就会减少，公司裁员、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在所难免。
因此，从长远来看，无原则地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很有可能成为损害劳动者利益的根源。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凡是政府过多干预劳资市场的国家，尽管干预的初衷是让劳动者获得更多的福利，但最后恰恰事与愿违，大多出现了长期的持续失业或福利下降。正因为如此，劳动合同法在缓解现存的劳资纠纷给社会带来的压力的同时，亦应着眼长远，切勿无原则地保护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