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衰败之常氏样本！
明初到清末，晋商成帮，号称“海内最富”。山西大学社会学教授行龙分析这个社会现象的成因有三个：一是元末明初，山西在换代战争中受损失较少，又比较风调雨顺，因此有朱元璋时代的大移民，山西逐渐人稠地窄，人们为生活所迫，通常外出寻找新的出路；二是明代朝廷为了巩固北方，防止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鼓励百姓去北方边境一代从商；三是通常所说的“从众”、“趋利”心态。一个邻居贩茶叶发了财，村子里的其他人当然跟着上。用托尔斯泰的话说：“一个普通的老农民，他的智商也不比一个外交家差。”
常凤玄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家里的境况就很不好了。小的时候，他经常看见父亲一出家门就被债主抓着领口讨债，最后闹到警察局去。有一年，阎锡山驻军向下面派款，父亲千方百计筹好钱，可还没等送到，阎锡山却被打跑了。这也是真实的笑话。“别人是挣了钱买房子买地，我们家是挣了钱就读书。因为那时候做生意是等而下之的事情，谁都来欺负。”
清朝的时候，山西民风崇商，这本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一次叛逆。但是到了后期，这个价值趋向又一次发生了逆转，常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常氏家族最鼓励后代读书科举，并且在庄园里设了自家的书院，请当地最有名的先生来教书。常赞春兄弟四个都是举人，常赞春考进士不成，后来才进京师大学堂的中文系。
到了常凤玄这一代，商业已经是一些零碎记忆，就连家族的交际圈子也变了。据常凤玄表哥常风的外孙女赵兰回忆，和外祖父信件来往的都是他当年的同学好友，有大学同班同学钱钟书、杨绛、萧乾，外祖母郭吾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是吴晗的同班同学。常风本人在随笔集《逝水集》中也回忆了自己早年和沈从文、冯至、朱光潜等人的交往。常凤玄则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退休，研究了一辈子藏族文化，是个清贫固执的知识分子。他说父亲留给他几句话：“群而不党，有教无类。”
常氏后人，现在已经都转入了文化学术界，一个商业世家的没落也造就了一个书香门第。“人一显赫就会追求精神上的东西，这不但时髦，也是顺理成章的。”行龙说。
侯鸟商人
常家是做茶叶、丝绸贸易发家的，常氏的商贸规模，最远曾经到达中亚细亚、莫斯科，甚至东欧，在东北、张家口、山西省内都设有分号。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销售渠道的增多、客户的增多，简单的一买一卖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常家建立起了产、供、销一条龙的贸易产业链条，在武夷山收购当地茶叶的同时，请当地人来到湖南、湖北交界的地方教当地人栽种茶树、烘培茶叶，自己提供技术和包销，并且在当地加工。请专门的承运商负责运输，自己负责押运。货物到达一些港口集散地的时候先进行一次分销或者代理，分担销售压力。
常氏商人形成了一种类似候鸟的生活状态：一年四季走南闯北，把茶叶从武夷山经汉口、河南运到山西，再经由关外茶叶丝绸之路运到俄罗斯和东欧。这种迁徙状态造成了三个问题：
首先，路途遥远、战线过长、成本过大，资金来源就首当其冲。常氏的应对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在资本运作上实行顶身股制度，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财东出钱作为银股，掌柜伙计则根据你的劳力表现，赠以一定的身股，按照今天的说法，叫做干股。这样就把掌柜、财东、伙计捆绑在字号这一个战车上，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山西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刘建生强调说：“顶身股制度是山西商人的制度创新。”另一个办法是开展多种经营，除了贸易商号以外，也开设自己家族的票号。这种多种经营，是山西商人的一个特色。票号中大量的流动资金可以作为自家商号的经济支撑。刘建生评价说：“它是银企结合、银企互利、独立核算，是成体系的。那个时候晋商的整个运营已经如此严密，而且还相当先进。这已经不是单纯做买卖，还有企业色彩在里面。”
其次，商人远游造成山西当地的婚姻问题严重。晋商普遍采用学徒培训制度，以最严格的大盛魁为例，规定对选拔的学徒进行长达15年的专门培训，学习蒙古语、哈萨克语、商品种类、职业道德、实践锻炼。15年培训结束以后，学徒才能够获得第一次回家省亲的资格。出师以后，不论在何处工作，都是三年返家一次，一住半年。这就是说，学徒必须在进商号之前就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所以山西商人有五多：早婚的多、绝后的多、抱养孩子的多、贞妇节妇多、“搭伙计”(当地话，指已婚妇女出轨)的也多。
第三，商人长年在各地奔波，与当地文化的冲突和磨合也是不可避免的。山西商人一般都会说多种方言，生活习惯也和北方边境相似，都是以牛羊肉和面食为主。当地一些城镇的兴起也和山西商人的到来有关，比如在包头，就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而复字号正是山西乔家的产业。
山西商人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不许纳妾，不许携带家眷，因此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形成气候、形成帮以后，都会在当地建立会馆，作为他们听戏、聊天、联络感情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州要建立戏曲博物馆，看中的就是山西寓苏商人的全晋会馆。余秋雨在《山居笔记·抱愧山西》里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
双重的衰败
“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里，辛亥革命之后短短几十年，整个晋商稀里哗啦全倒了？这是有内在原因的。”刘建生认为，晋商的衰败是制度上的衰败，也是模式上的衰败。
“山西票号商号一般实行无限责任制，当外国银行引进来了，大清银行也成立了，他要是改组成有限责任制，损失就会小得多。但是他是无限责任制，他自己没有主动从顶身股制度走到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他致命的制度上的缺陷。”刘建生总结说。
他把晋商的制度缺陷总结为五点。第一，产权日益不清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企业规模越做越大，顶身股的人员多了，每个人所顶身股的股数也在增多。这样，身股所占比例慢慢变得大于银股。那么企业到底是谁的？第二，随着企业规模做大做强以后，企业家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他的个人利益性动机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会发生冲突。刘建生举例说：“山西票号三次改组银行为什么失败？首先就是掌柜们不愿意。合组一个银行，只有一个人能当总经理，几十家票号的总经理，各自都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概率。”第三，掌柜只负责盈利不负责亏损。亏了亏谁的？亏财东的。第四，山西票号发展到最后，只是家数增多，但是自由资本总量增幅不大，盈利基本上都被分红了。今天成立一个票号，明天成立一个票号，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票号，它的资本总额增幅不大，打造不成航空母舰，缺少整合。第五，字号的财东不直接参与经营，而是坐收红利、养尊处优。当企业强势的时候，谁也不会跳槽。但是当整个大环境、社会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它就风雨飘摇了，当时卷款外逃的掌柜不在少数。
山西商人和政府关系密切，这种浓厚的“官商”色彩和模式也是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官商”曾经给晋商带来或明或暗的好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化解经营风险，并且解决政府和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边境贸易的三个通商地点，常氏家族能够闻风而动、捷足先登、占了先机，也是因为有官方信息来源，信息就是财富。
但是，这种寻租模式带来很多社会问题。首先，社会成本增大，消费福利减少。垄断造成高价，而受害的是老百姓。其次，腐败问题难以避免，寻租成本会越来越大，胃口越来越大，而且是长期的。第三，机会成本减少。山西商人捐官、行贿、募捐，而这些钱本来可以经营投资。第四，形成路径依赖。为什么山西商人不想投资现代化工业？因为他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强，来钱容易。清政府一垮台，对他就是致命的，一个时代过去了，他的增长方式就再也行不通了。
山西商人向近代投资者转型，历史并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常凤玄的大哥常凤铸，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机械，精通印刷技术。1921年，他归国时带回外国先进机器，在太原开办了有名的范华印刷厂，厂址就在太原市钟楼街7号。这并不是常家第一次考虑投资近代工业，更早些时候，1896年和1908年，常家后代曾先后兴办桑园和织布厂，但是都没有成气候。
这个时候，东南沿海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始近半个世纪了。事实上，通过印刷、纺织这些轻工业投资来开始家族企业的转型之路是很明智的选择，因为它们投资少、见效快、调整容易。但是1917年，在一战后期，山西爆发大规模的保矿运动，山西商人纷纷出于爱国热情经营矿业、投资重工业。“重工业投资大、见效慢、调整慢，而且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大。所以，山西商人向近代工业的转型是跳跃式的、非常规的。”
那么，如果没有保矿运动，是不是晋商的历史和我们故事的结尾就要改写？刘建生否认了这种推测：“山西商人，说句不好听的，玩的是空手道，低进高出，牟取地区之间的商品差价，不是实业。对于他们来说，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也是最稳妥的财富保有形式。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商人加地主——中国自商鞅变法以后的土地制度、土地观念造就了这个群体的气质和衰败。”
来源:世界创业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