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工作心态面面观工作着还是美丽的吗？
5月30日深夜，广州市35岁的服装厂女工、原幼儿园教师甘红英猝死在出租屋内。此前4天，她的工作时间长达54小时25分钟，她生前一直在喊“累”。无独有偶，两天前的5月28日，深圳某公司25岁的工程师胡新宇，也因连续加班病累交加而去世。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中国大陆各行业工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有分析说，中国大陆白领的工作强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工作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大大降低，工作在现代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也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工作的压力。苏联时代曾有一部小说是《工作着是美丽的》，这句话曾影响了一代人。在当今的全球化竞争时代，难道工作不再是美丽的了？怎样才能让工作仍然美丽？请看本报记者发自世界各地的报道。
1.每年休假超过150天
欧洲：学历越高 工作满意度越差
“又迎来一个‘短星期’。”，威利伸伸懒腰，很惬意地对记者说，“星期四是‘升天节’放假，星期五也‘搭桥’放假，连上周末一共可以休息4天！”46岁的威利有着令人羡慕的银行职位，虽然一周法定工作时间只有38小时，但他认为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使每一个假期都显得更为珍贵。
其实，威利和绝大部分比利时人一样，每年有超过150天的周末和休假时间。除了104个周末双休日外，还有近30天的带薪假期。另外，圣诞节、复活节、升天节、降灵节、一战胜利日、二战纪念日……大量名目繁多的节日也是他理所应当的休息时间。更有特色的是，如果节日赶上星期四，那么星期五可以“搭桥”搭到节日里。
不过，威利却“身在福中不知福”，他对现在假期的质量不太满意。“10年前，假期意味你可以完全忘记工作上的一切，和家人到地中海去晒太阳，或到阿尔卑斯山滑雪。”威利回忆起过去总是意犹未尽，“但现在我不得不在假期里还考虑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激烈的行业竞争和整体经济环境的不景气，使得大部分比利时公司不得不在成本上精打细算。威利所在的银行和其他比利时企业一样，要节约成本不增加雇员，但让“3个人干过去应该4个人干的活”。
在这种形势下，过去欧洲一直崇尚的“休假高于一切”、“科学与哲学来自休闲(亚里士多德名言)”的生活态度，正在发生悄悄的改变。
威利认为，如果不是法律上对工作时间上的明确规定，激烈的竞争可能导致工作时间的“无限延长”。现在工作时间恒定，但工作量却大量增加，所以单位时间内的工作强度增加了。而且很多时候不得不在休闲时间里考虑未完成的工作问题。
相比之下，威利的烦恼比提安好多了——威利只是在为工作压力而烦恼，而提安则对自己的职业感到不满。大学计算机专机毕业不久的提安目前在一家手机公司工作，虽然也算是it这一令人羡慕的行业，但提安总觉着自己应该进一家有软件编程的公司。
提安向记者抱怨说，现在工作越来越难找，尤其是符合自己专业或自己喜欢的行业。他还算比他的朋友幸运多了，因为it、金融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基本还能找到过得去的工作，但其他专业就差远了。提安说他的很多朋友要么处于失业状态，要么只能找一份“将就”的工作。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报告，2006年欧盟整体经济增长虽然可望结束下滑的颓势，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比利时2006年2月份的失业率达到8.2%。受此影响，找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确实不易。
据欧洲一家咨询公司近日所做的一份调查，1400名受访者中，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超过40%就业者，对自己的职业感到不满，法国和北欧国家该比率稍低一些。
这项调查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即学历越高的人群，对工作不满的比率就越高。有60%的大学毕业生对自己的职业不完全满意，而未经高等教育的就业者感觉则完全相反，60%的人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意。
一位社会学者曾经说过，相比工作勤勤恳恳、生活质量不太高的东亚人，以及生活节奏快、为了加薪而可以放弃休息时间的美国人，欧洲人算是活得最潇洒、最明白的人群。而今天，随着欧洲经济衰落，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欧洲人的工作和生活不得不向美国人或者亚洲人靠近
2.瑞典：失业者汉森的日子
在去年全世界最适宜人类居住国家的评选中，冰岛、挪威、瑞典和芬兰几个北欧国家继续名列前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视其为理所当然。
然而对居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汉森一家来说，去年并非是轻松的一年。全年之中，汉森家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汉森失业了，二是汉森有了第一个小宝宝，三是汉森的父亲去世了。这几件事重叠在一起，使汉森的生活经历了磨练和起伏——不过由于有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防护网兜着，这些变故没有造成很大问题，汉森家最多不过是打了几个滚而已。
保险让失业者不用担心
汉森属于典型的瑞典中产阶级一员，这就是说，他的税后月工资一般在2万瑞典克朗(约2.2万元人民币)左右，在公司供职，做的是技术支持的活儿。去年春天，汉森的公司大裁员，汉森也没能幸免。在被“约谈”之后，按法律规定，汉森还可以在公司继续上三个月的班，作为过渡期。在此期间他继续拿全薪，而且有权利请假去面试新的公司。
3个月过后，汉森还没有找到工作，他彻底失业了。
不过汉森还不着急，按照瑞典法律规定，失业后的前8个月内，汉森还可以领取原工资的85%作为失业保险。如果8个月内还找不到固定工作，他还可以继续领取每月8000克朗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笔者遇到过一位国内的同胞，十几年前来的瑞典，目前用贷款买了自己的house，开一辆二手沃尔沃，但从来不工作，就靠8000块的救济活着)。
虽然汉森失业了，他的生活水平还过得去。但正在这时候，汉森又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汉森并没有结婚，和自己的女朋友同居。他们的这次怀孕是个意外，但没关系，瑞典政府承认非婚生子的权利。婚外生子与婚内生子一视同仁。父母双方共有18个月的产假，两人可以商量着休。孕妇的保健被纳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从前期检查到生孩子全部免费。
汉森儿子降生以后，随即也进入瑞典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保体系之中。他虽然人小，每月也有自己的800多克朗的国家津贴，俗称“奶瓶费”。小孩子在瑞典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免学费的。
由此可见，即使加上添丁入口的费用，汉森在失业的日子里过得也还是马马虎虎。
重新找工作用了一年
其实，在这一年当中，汉森最大的压力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重新找工作的过程。他经过了整整12个月的时间，才最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瑞典的多数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都是不惜血本考察申请者。原因在于，瑞典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公司辞退员工绝非易事。一旦招错人，或招到不合格的员工，等发现时再补救就太晚了，雇主往往要大出血才能辞掉不满意的员工，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汉森有技术，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工作，跟招聘单位的谨慎态度不无关系。
在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汉森通过政府设立的帮助机构，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为一些公司打零工，所以还有些额外的收入。总的看来，2005年生活质量并未下降。相反，他在自己失业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换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为北方的夏季别墅购置了一辆7万多的二手车。目前汉森正期待着夏季休假，可以带上儿子到北极圈附近的那个小村子钓鱼。
3.日本国民工作观变化不太大
工作压力的终极表现当属“过劳死”。“过劳死”源于日本，由于在英文等外语中没有和“过劳死”相对应的词汇，于是这个日本词汇的罗马字拼法“karoshi”，便原样进入了英文大辞典。全世界人民也借由这个词深刻理解了日本人在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状态。
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神话，是通过日本国民勤奋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当时日本企业流行的“年功序列”、“终身雇佣”体制，确保了公司职员以社为家、心无杂念地全力打拼。时光流至今日，十余年后经济泡沫的萧条，并未影响大多数日本劳动者勤恳工作的态度，但当年的“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开始遭受颇多非议，被认为僵化的人事制度导致了企业的效益低下，更加速了日本经济泡沫的崩溃。
“现在的年轻人啊，唉——”，好像世界各国的老人都使用这样的口吻评价身边的下一代，在日本东京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工作了36年的渡边先生也不例外。渡边经历过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体验过泡沫破灭后的长期不景气，是“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的忠实维护者。
“现在都说以前的那些雇佣制度过时了，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了。我就不那么看。终身雇佣有何过错？你瞧瞧现在的年轻人，总是不满足现状，喜欢跳槽，工作没有连续性。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大学一出校门进入公司，就把这里当作今生要奋斗的阵地，为了公司的业绩和繁荣兢兢业业地打拼，心里很踏实。”还有几年就退休的渡边没有离开过这家电子产品公司，熬年头升迁到了“部长”，显然他对这种工作状态感到很满意。
“工作是为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渡边想了想，“干了几十年，还真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人活着就得工作吧，不工作怎么生活，岂不变成粗大垃圾了么？”
“工作为生活”，也许这就是工作的最朴实目的。
32岁的加藤在一家与it相关的日本公司工作，不久前他刚从一个网站公司跳槽。“现在是强调‘实力主义’的年代，是否有能力和经验，应是挑选职员和升迁的标准。”加藤说，“终身雇佣的时代应该结束，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远比从一而终重要。现在许多公司实行的‘中途聘用’，实际上等于打破了‘终身雇佣’的框架。”他又补充说：“可惜的是现在日本社会依然深受‘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影响。前辈和后辈间的界限非常鲜明，论资排辈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另外，日本企业也不太愿意接受频繁跳槽的人，即使你有能力也不例外。所以日本人对跳槽相当慎重，整体的人才流动幅度很小。”
对于工作压力，加藤认为，“日本公司对员工要求严格，时常会感觉到压力。但相信没什么工作是没有压力的，只是看你如何去面对。这也是大多数日本人下班后都要到酒馆里喝喝酒、聊聊天、骂骂上司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深入剖析了日本国民的工作观，他说，“一心一意地专注于一件事情的人是最优秀和最值得尊重的”，这是从日本小学时代就开始反复接受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又深刻影响到日本人的工作观念。“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便是体现之一。
比较渡边和加藤两代日本人对工作的想法，可以看出，虽然年轻一代比老一代在就职和跳槽等问题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现实中，日本国民的工作观念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发生质的变化。这也难怪，刚刚上任日本经团联会长的佳能公司总裁御手洗先生，就坚持认为“终身雇佣”制依然保存在现代日本，而且能够继续发挥好的作用。
参考资料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
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严重的劳资纠纷和技术熟练劳工高流动率问题，日本企业导入温情家族管理方式，实行终身雇佣制：大学毕业后即进入企业工作，直到退休为止，持续在同一企业服务。终身雇佣制是日本用工制度的一大特色。
日本的年功序列制
是一种传统的工资制度，与终身雇佣制相关联。基本特点是依据雇员年龄、工龄、学历、经历等要素，来确定工资标准，年龄越大，企业工龄越长，工资越高。
4老一辈是“工作狂” 新一代是“草莓族”？台湾两代工作者心态殊异
40岁出头的丁维扬，目前在台湾微软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他笑起来脸庞有着浅浅的酒窝，大学时代就是公认的美男子，却一头栽进最劳心费力的it业，每天和时间竞赛，返家时几近深夜，朋友笑他连发生艳遇的机会都没有。不过，能让丁维扬乐于工作的动力，来自对职场生涯的热情和期待。
据台湾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科技人的生活大都偏于单调乏味，原因在于工作时间过长，而工作内容又都是冷冰冰的数字符号，“我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15年来皆如此。”因此，对抗压力成为丁维扬闯荡职场首先要克服的问题。
据他回忆，当年微软行销部门正好缺一名产品经理，年仅30岁的丁维扬自告奋勇请缨上阵。工作确实很辛苦，他整整一年没有休假，经常在公司待到凌晨才返家，连老婆都怀疑他得了“工作偏执狂症”。
36岁升为协理(比经理级别稍高的职位)，39岁担任副总经理，若说丁维扬10年际遇平步青云，倒不如说他总能突破关卡，挺得住，也撑得久，而窍门便在于替自己寻找新刺激。工作对他而言，是对于自我成长极限的挑战：“外商公司的福利条件好，因此积极工作必能得到回报；工作的性质虽然枯燥，但往往结果却令人感到很有成就感。”
不过，外商科技公司的压力比本土业者更胜一筹，习惯就事论事，以数字论业绩，因此就算脾气再好有时也难以控制。但丁维扬说，换个角度思考：不论是发脾气还是逃避，都无法解决问题，只有勇于面对才能突破，“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不顺心的状况，怎么办？学习克服，当真正克服后，就会达到另一个层次的提升。”
同样也是40多岁，在摩托罗拉公司担任业务协理的林昭感触也颇为深刻，他说十几年前在担任小业务员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速出人头地，努力拼业绩。”但反观现在的年轻业务员，他们的想法可就多了，有的每天为了去哪里玩乐伤脑筋。林昭文不禁怀疑地说，“这种工作心态，如何得到上司认同？”
台湾形容年轻一代为“草莓族”，意思指外观漂亮，但容易因碰撞而损害的族群，说白了是“中看不中用，容易受挫折”。在手机界有十几年老资格的林昭文说，工作难免会厌烦，但成年人有家庭责任，必须有稳定的心态，但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不同了，“不高兴就不做了，说他两句更不行，自尊心强，但韧性却很差。”
林昭文形容自己也曾遇到瓶颈，就像金字塔般，越往上越困难，而他克服的关键是“埋头做自己”，不要管别人的眼光和冷言冷语，最终还是会被老板赏识而突破困境。
在台湾著名科技大厂华通公司任职的李恒宇，大学毕业不到4年，但换了3份工作。对他而言，工作就是赚钱的手段，基本上是没有太多感情的，“我很难想象在工作领域中得到幸福的感觉，那太不切实际了。”强调工作也很努力的李恒宇说，快乐是建筑在工作之外的享受，所以他凭实力和才华不断跳槽，也因此薪水一直往上涨，“我不需为父母的经济负担烦恼，只要把自己顾好便行了。”
类似李恒宇状况的台湾年轻工作者所在多有，或许是经济环境变好了，对于年轻世代来说，少了一份家庭负担，而老一辈口中“知福惜福”的感受也变差了，一位在金融界任职的王总经理便说：“现在年轻人的头脑灵活度，比我们当年好多了；但相对责任感却大为退步，承受压力的能力更差。”
但换一个角度思考，若现在年轻人能拥有老一辈“吃苦耐劳”的传统观念，往往较容易出人头地。林昭文的观察是，年轻人只要心态好，更容易受注目，“把工作当成生活呼吸的一部分，才不会每日怨天尤人，而能欣然接受各种挑战。”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中国大陆各行业工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有分析说，中国大陆白领的工作强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工作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大大降低，工作在现代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也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工作的压力。苏联时代曾有一部小说是《工作着是美丽的》，这句话曾影响了一代人。在当今的全球化竞争时代，难道工作不再是美丽的了？怎样才能让工作仍然美丽？请看本报记者发自世界各地的报道。
1.每年休假超过150天
欧洲：学历越高 工作满意度越差
“又迎来一个‘短星期’。”，威利伸伸懒腰，很惬意地对记者说，“星期四是‘升天节’放假，星期五也‘搭桥’放假，连上周末一共可以休息4天！”46岁的威利有着令人羡慕的银行职位，虽然一周法定工作时间只有38小时，但他认为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使每一个假期都显得更为珍贵。
其实，威利和绝大部分比利时人一样，每年有超过150天的周末和休假时间。除了104个周末双休日外，还有近30天的带薪假期。另外，圣诞节、复活节、升天节、降灵节、一战胜利日、二战纪念日……大量名目繁多的节日也是他理所应当的休息时间。更有特色的是，如果节日赶上星期四，那么星期五可以“搭桥”搭到节日里。
不过，威利却“身在福中不知福”，他对现在假期的质量不太满意。“10年前，假期意味你可以完全忘记工作上的一切，和家人到地中海去晒太阳，或到阿尔卑斯山滑雪。”威利回忆起过去总是意犹未尽，“但现在我不得不在假期里还考虑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激烈的行业竞争和整体经济环境的不景气，使得大部分比利时公司不得不在成本上精打细算。威利所在的银行和其他比利时企业一样，要节约成本不增加雇员，但让“3个人干过去应该4个人干的活”。
在这种形势下，过去欧洲一直崇尚的“休假高于一切”、“科学与哲学来自休闲(亚里士多德名言)”的生活态度，正在发生悄悄的改变。
威利认为，如果不是法律上对工作时间上的明确规定，激烈的竞争可能导致工作时间的“无限延长”。现在工作时间恒定，但工作量却大量增加，所以单位时间内的工作强度增加了。而且很多时候不得不在休闲时间里考虑未完成的工作问题。
相比之下，威利的烦恼比提安好多了——威利只是在为工作压力而烦恼，而提安则对自己的职业感到不满。大学计算机专机毕业不久的提安目前在一家手机公司工作，虽然也算是it这一令人羡慕的行业，但提安总觉着自己应该进一家有软件编程的公司。
提安向记者抱怨说，现在工作越来越难找，尤其是符合自己专业或自己喜欢的行业。他还算比他的朋友幸运多了，因为it、金融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基本还能找到过得去的工作，但其他专业就差远了。提安说他的很多朋友要么处于失业状态，要么只能找一份“将就”的工作。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报告，2006年欧盟整体经济增长虽然可望结束下滑的颓势，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比利时2006年2月份的失业率达到8.2%。受此影响，找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确实不易。
据欧洲一家咨询公司近日所做的一份调查，1400名受访者中，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超过40%就业者，对自己的职业感到不满，法国和北欧国家该比率稍低一些。
这项调查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即学历越高的人群，对工作不满的比率就越高。有60%的大学毕业生对自己的职业不完全满意，而未经高等教育的就业者感觉则完全相反，60%的人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意。
一位社会学者曾经说过，相比工作勤勤恳恳、生活质量不太高的东亚人，以及生活节奏快、为了加薪而可以放弃休息时间的美国人，欧洲人算是活得最潇洒、最明白的人群。而今天，随着欧洲经济衰落，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欧洲人的工作和生活不得不向美国人或者亚洲人靠近
2.瑞典：失业者汉森的日子
在去年全世界最适宜人类居住国家的评选中，冰岛、挪威、瑞典和芬兰几个北欧国家继续名列前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视其为理所当然。
然而对居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汉森一家来说，去年并非是轻松的一年。全年之中，汉森家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汉森失业了，二是汉森有了第一个小宝宝，三是汉森的父亲去世了。这几件事重叠在一起，使汉森的生活经历了磨练和起伏——不过由于有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防护网兜着，这些变故没有造成很大问题，汉森家最多不过是打了几个滚而已。
保险让失业者不用担心
汉森属于典型的瑞典中产阶级一员，这就是说，他的税后月工资一般在2万瑞典克朗(约2.2万元人民币)左右，在公司供职，做的是技术支持的活儿。去年春天，汉森的公司大裁员，汉森也没能幸免。在被“约谈”之后，按法律规定，汉森还可以在公司继续上三个月的班，作为过渡期。在此期间他继续拿全薪，而且有权利请假去面试新的公司。
3个月过后，汉森还没有找到工作，他彻底失业了。
不过汉森还不着急，按照瑞典法律规定，失业后的前8个月内，汉森还可以领取原工资的85%作为失业保险。如果8个月内还找不到固定工作，他还可以继续领取每月8000克朗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笔者遇到过一位国内的同胞，十几年前来的瑞典，目前用贷款买了自己的house，开一辆二手沃尔沃，但从来不工作，就靠8000块的救济活着)。
虽然汉森失业了，他的生活水平还过得去。但正在这时候，汉森又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汉森并没有结婚，和自己的女朋友同居。他们的这次怀孕是个意外，但没关系，瑞典政府承认非婚生子的权利。婚外生子与婚内生子一视同仁。父母双方共有18个月的产假，两人可以商量着休。孕妇的保健被纳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从前期检查到生孩子全部免费。
汉森儿子降生以后，随即也进入瑞典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保体系之中。他虽然人小，每月也有自己的800多克朗的国家津贴，俗称“奶瓶费”。小孩子在瑞典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免学费的。
由此可见，即使加上添丁入口的费用，汉森在失业的日子里过得也还是马马虎虎。
重新找工作用了一年
其实，在这一年当中，汉森最大的压力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重新找工作的过程。他经过了整整12个月的时间，才最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瑞典的多数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都是不惜血本考察申请者。原因在于，瑞典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公司辞退员工绝非易事。一旦招错人，或招到不合格的员工，等发现时再补救就太晚了，雇主往往要大出血才能辞掉不满意的员工，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汉森有技术，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工作，跟招聘单位的谨慎态度不无关系。
在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汉森通过政府设立的帮助机构，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为一些公司打零工，所以还有些额外的收入。总的看来，2005年生活质量并未下降。相反，他在自己失业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换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为北方的夏季别墅购置了一辆7万多的二手车。目前汉森正期待着夏季休假，可以带上儿子到北极圈附近的那个小村子钓鱼。
3.日本国民工作观变化不太大
工作压力的终极表现当属“过劳死”。“过劳死”源于日本，由于在英文等外语中没有和“过劳死”相对应的词汇，于是这个日本词汇的罗马字拼法“karoshi”，便原样进入了英文大辞典。全世界人民也借由这个词深刻理解了日本人在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状态。
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神话，是通过日本国民勤奋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当时日本企业流行的“年功序列”、“终身雇佣”体制，确保了公司职员以社为家、心无杂念地全力打拼。时光流至今日，十余年后经济泡沫的萧条，并未影响大多数日本劳动者勤恳工作的态度，但当年的“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开始遭受颇多非议，被认为僵化的人事制度导致了企业的效益低下，更加速了日本经济泡沫的崩溃。
“现在的年轻人啊，唉——”，好像世界各国的老人都使用这样的口吻评价身边的下一代，在日本东京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工作了36年的渡边先生也不例外。渡边经历过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体验过泡沫破灭后的长期不景气，是“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的忠实维护者。
“现在都说以前的那些雇佣制度过时了，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了。我就不那么看。终身雇佣有何过错？你瞧瞧现在的年轻人，总是不满足现状，喜欢跳槽，工作没有连续性。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大学一出校门进入公司，就把这里当作今生要奋斗的阵地，为了公司的业绩和繁荣兢兢业业地打拼，心里很踏实。”还有几年就退休的渡边没有离开过这家电子产品公司，熬年头升迁到了“部长”，显然他对这种工作状态感到很满意。
“工作是为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渡边想了想，“干了几十年，还真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人活着就得工作吧，不工作怎么生活，岂不变成粗大垃圾了么？”
“工作为生活”，也许这就是工作的最朴实目的。
32岁的加藤在一家与it相关的日本公司工作，不久前他刚从一个网站公司跳槽。“现在是强调‘实力主义’的年代，是否有能力和经验，应是挑选职员和升迁的标准。”加藤说，“终身雇佣的时代应该结束，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远比从一而终重要。现在许多公司实行的‘中途聘用’，实际上等于打破了‘终身雇佣’的框架。”他又补充说：“可惜的是现在日本社会依然深受‘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影响。前辈和后辈间的界限非常鲜明，论资排辈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另外，日本企业也不太愿意接受频繁跳槽的人，即使你有能力也不例外。所以日本人对跳槽相当慎重，整体的人才流动幅度很小。”
对于工作压力，加藤认为，“日本公司对员工要求严格，时常会感觉到压力。但相信没什么工作是没有压力的，只是看你如何去面对。这也是大多数日本人下班后都要到酒馆里喝喝酒、聊聊天、骂骂上司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深入剖析了日本国民的工作观，他说，“一心一意地专注于一件事情的人是最优秀和最值得尊重的”，这是从日本小学时代就开始反复接受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又深刻影响到日本人的工作观念。“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便是体现之一。
比较渡边和加藤两代日本人对工作的想法，可以看出，虽然年轻一代比老一代在就职和跳槽等问题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现实中，日本国民的工作观念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发生质的变化。这也难怪，刚刚上任日本经团联会长的佳能公司总裁御手洗先生，就坚持认为“终身雇佣”制依然保存在现代日本，而且能够继续发挥好的作用。
参考资料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
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严重的劳资纠纷和技术熟练劳工高流动率问题，日本企业导入温情家族管理方式，实行终身雇佣制：大学毕业后即进入企业工作，直到退休为止，持续在同一企业服务。终身雇佣制是日本用工制度的一大特色。
日本的年功序列制
是一种传统的工资制度，与终身雇佣制相关联。基本特点是依据雇员年龄、工龄、学历、经历等要素，来确定工资标准，年龄越大，企业工龄越长，工资越高。
4老一辈是“工作狂” 新一代是“草莓族”？台湾两代工作者心态殊异
40岁出头的丁维扬，目前在台湾微软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他笑起来脸庞有着浅浅的酒窝，大学时代就是公认的美男子，却一头栽进最劳心费力的it业，每天和时间竞赛，返家时几近深夜，朋友笑他连发生艳遇的机会都没有。不过，能让丁维扬乐于工作的动力，来自对职场生涯的热情和期待。
据台湾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科技人的生活大都偏于单调乏味，原因在于工作时间过长，而工作内容又都是冷冰冰的数字符号，“我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15年来皆如此。”因此，对抗压力成为丁维扬闯荡职场首先要克服的问题。
据他回忆，当年微软行销部门正好缺一名产品经理，年仅30岁的丁维扬自告奋勇请缨上阵。工作确实很辛苦，他整整一年没有休假，经常在公司待到凌晨才返家，连老婆都怀疑他得了“工作偏执狂症”。
36岁升为协理(比经理级别稍高的职位)，39岁担任副总经理，若说丁维扬10年际遇平步青云，倒不如说他总能突破关卡，挺得住，也撑得久，而窍门便在于替自己寻找新刺激。工作对他而言，是对于自我成长极限的挑战：“外商公司的福利条件好，因此积极工作必能得到回报；工作的性质虽然枯燥，但往往结果却令人感到很有成就感。”
不过，外商科技公司的压力比本土业者更胜一筹，习惯就事论事，以数字论业绩，因此就算脾气再好有时也难以控制。但丁维扬说，换个角度思考：不论是发脾气还是逃避，都无法解决问题，只有勇于面对才能突破，“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不顺心的状况，怎么办？学习克服，当真正克服后，就会达到另一个层次的提升。”
同样也是40多岁，在摩托罗拉公司担任业务协理的林昭感触也颇为深刻，他说十几年前在担任小业务员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速出人头地，努力拼业绩。”但反观现在的年轻业务员，他们的想法可就多了，有的每天为了去哪里玩乐伤脑筋。林昭文不禁怀疑地说，“这种工作心态，如何得到上司认同？”
台湾形容年轻一代为“草莓族”，意思指外观漂亮，但容易因碰撞而损害的族群，说白了是“中看不中用，容易受挫折”。在手机界有十几年老资格的林昭文说，工作难免会厌烦，但成年人有家庭责任，必须有稳定的心态，但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不同了，“不高兴就不做了，说他两句更不行，自尊心强，但韧性却很差。”
林昭文形容自己也曾遇到瓶颈，就像金字塔般，越往上越困难，而他克服的关键是“埋头做自己”，不要管别人的眼光和冷言冷语，最终还是会被老板赏识而突破困境。
在台湾著名科技大厂华通公司任职的李恒宇，大学毕业不到4年，但换了3份工作。对他而言，工作就是赚钱的手段，基本上是没有太多感情的，“我很难想象在工作领域中得到幸福的感觉，那太不切实际了。”强调工作也很努力的李恒宇说，快乐是建筑在工作之外的享受，所以他凭实力和才华不断跳槽，也因此薪水一直往上涨，“我不需为父母的经济负担烦恼，只要把自己顾好便行了。”
类似李恒宇状况的台湾年轻工作者所在多有，或许是经济环境变好了，对于年轻世代来说，少了一份家庭负担，而老一辈口中“知福惜福”的感受也变差了，一位在金融界任职的王总经理便说：“现在年轻人的头脑灵活度，比我们当年好多了；但相对责任感却大为退步，承受压力的能力更差。”
但换一个角度思考，若现在年轻人能拥有老一辈“吃苦耐劳”的传统观念，往往较容易出人头地。林昭文的观察是，年轻人只要心态好，更容易受注目，“把工作当成生活呼吸的一部分，才不会每日怨天尤人，而能欣然接受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