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做“的哥”的故事
“最自由的临时工”
我到美国的第一年，在克里夫兰攻读硕士，闲暇时想找一份零工。一次，一位美国朋友让我去当“的哥”，我马上来了兴趣。
要做“的哥”，先要考证。考试很简单，体检加学习班，再查看一下驾驶记录，只要以前不酗酒，在开车时没出过什么大事故，就ok了。通过考试后，我领到了一张出租车司机执业资格证书。
美国的出租车公司好似超市，全天候开放，随便什么时候去都能和它签合同，合同可以签一天或者一个月、几个月，签完合同就可以把车开走。按照法律规定，连续开车不能超过12个小时。一天的活干完，只需回到公司交纳八九十元的租赁费和耗油费，剩下的钱全都归司机。难怪学习班的老师说，当出租车司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临时工”。
外乡人、酒鬼和“马路杀手”
“黄色”是全美最大的出租车连锁公司，因为每辆车喷的都是黄漆而得名。一年中，我基本上都在开“黄车”。克里夫兰的出租车统一标价，起价费是1.8美元，但这些钱只能走1／6英里(每英里等于1.6公里)，车开了一会儿就开始跳表，之后每公里收费1.4美元。
在私车普及率极高的美国，出租车乘客十分有限。经常打的者一般分为3种：前来出差的外乡人、酒鬼和不开车的人。不开车的人除了部分养不起车的人，还有很多是驾驶证被吊销的“马路杀手”。
为小费超额“偷着乐”
美国的乘客大多给司机小费，数额一般为车费的20%至25%。有时，小费会意想不到地“超额”，我常常为此“偷着乐”。一年夏天，一个到克里夫兰来探亲的女大学生上了我的车，聊着聊着，发现我们所学的是同一个专业。他乡遇“知音”让她备感惊喜，下车时，她给了我双倍的车费。
酒鬼有时也十分“慷慨”，明明只有20美元的车费，他会莫名其妙地塞给我100美元。我告诉他给多了，他却说：“就当小费吧！”天气寒冷时，飞机常常误点，机场里的出租车往往供不应求，于是很多乘客只能合伙打一辆车。与国内不同的是，那里合伙打车的人依然正常付费，各付各的，便宜全给司机占了。
“我没带钱”
然而，有时也会遇到收不到车费的时候。一天深夜，在喧闹的酒吧区，一个迷了路的女子坐上我的车。把她送到目的地后，她却双手一摊说：“我没带钱。”在美国，每个出租车司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还有一次，一个烂醉如泥的大汉钻进我的车。我开了足足半个小时才把他送到宾馆。谁知他一开车门，向我挥挥手说：“不好意思，我没有钱。”然后径自离去。我马上叫住他：“回来！回来！”这个醉汉迷迷糊糊又钻进了车里。我一踩油门，开到了就近的警察局，他还浑然不觉。我下车报了警，不一会儿，两名警察把他抬进了警察局，据说拘留到第二天下午才放他走。虽然出了口气，但我的损失却无法弥补了。
“司机身上只有5元现金”
当地有一种说法，当出租车司机要比当警察危险得多——每年出租车司机的死亡率比警察高3倍。出租车司机身边总是有不少现金，经常会被犯罪分子“瞄”上。尽管很多出租车上安装了储款箱，钥匙只有回公司才能取到，车身上还喷刷着醒目的字样——“司机身上只有5元现金”，但危险还是不断发生。
有一次，我在一个黑人街区搭载了一对母女，母亲要把女儿送到亲戚那儿，然后再坐我的车回来。回程的车上，这位黑人妇女坐在后座，和我聊得非常开心。到站了，她问我能否找开一张百元大钞，我刚说完“当然可以”，就听到开车门的声音，回头一瞧，她肥胖的身躯已经灵活地钻出车门逃之夭夭了。我马上追上前去，只听她大吼一声，街边立刻窜出一二十个黑人，气势汹汹地朝我冲过来。我赶紧钻回车内，调头就跑。
美国人也花“公家”的钱
创记录的那一天，我共赚了700美元，这还得“感谢”航空公司误了客人的班机。那天晚上，我正好在机场排队候客。有兄弟俩从得克萨斯州来，在克里夫兰转机前往温哥华，转机的航班误了点。航空公司承诺，如果他俩非要今晚赶去，可以给安排出租车。弟兄俩点名要乘“黄色出租车”，我是队伍中的第一辆黄车，便中了“头彩”。
当晚9时多，我满心欢喜地开往边境城市水牛城。这一趟“差”，我进账500美元——全由航空公司签单。美国人也乐得花“公家”的钱。在选举日，老百姓到选区去投票，来回打的费都可由选举委员会报销。到了那时，我的生意总是特别的好。
“我是克林顿的内勤”
一次在机场，一个彪形大汉跨进我的车。他身穿黑色西装，打着黑色的领带，手提一只皮箱，还戴着一副墨镜，样子有些不苟言笑。
在美国，沉默被视为对顾客的不尊重。在出租车上，我早已练就一张“贫嘴”。彪形大汉刚上车，我便与他搭讪：“你到克里夫兰有何贵干？”“克林顿下月要到这儿来。”“克林顿要来？关您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是谁？”彪形大汉无可奈何地冷笑一声：“实话告诉您，我是克林顿的内勤人员。”我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