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备不如激励
台湾作家柏杨接受央视采访在谈到杂文的作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我写那些杂文实在是没有意义”、“假定有意义的话，意义也比较小。有时候写杂文的时候，比较会讲极端的话，杂文的破坏性太厉害了，而建设性比较少，我现在虽然是写杂文形式，我想我尽量就是能把普通散文变成一个杂文。”
一个以写作杂文著称的作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初闻令人意外，但仔细想想，又有很深刻的道理。成功的教育工作者曾经谈过这样的体会，对一个有缺点的人，靠批评、抱怨是难以让其改变的，因为改变不是发自内心，而是来自于外在压力，不会持久和深入。将这种现象放大，对于各个群体都是如此。一个社会有问题，固然需要批判，但仅有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指出方向，告诉人们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只停留在发牢骚、责备甚至谩骂的层面上，不但不会解决问题，反倒会使问题增加，或者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其实，一个社会的成绩和问题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些杂文家说的问题虽然说得很准确很深刻，但用责备的方式很少能够让事情有所改变。如柏杨先生的代表作《丑陋的中国人》可谓入木三分，对被保守观念禁锢的中国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篇文章在当时华人世界引起了很大轰动。但没有人，也没有哪个组织、群体认为自己就是那个丑陋的人，所以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人的丑陋并没有因为这本著作有多大的改变。
相对于批评、责备而言，激励的建设作用就要大得多。在我们的生活中，常有一些人，他们对社会、对人生、对周围的事儿有着太多的不满意，因而终日怨言满腹，动辄去指责和抨击。诚然，生活并不完美，需要不断完善，但是，过分地苛求，悲观地责难会有什么用呢？事情会因此而改变吗？当然不会。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不应只作一个冷眼旁观者，既要在思想上认识到，更应在行动上去做到，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推动我们的社会按着正确的轨迹发展。
当然，我们倡导激励，并不是说排斥不同意见和声音，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激励和责备的声音同等重要。如果认真听一听戴尔·卡耐基、拿破仑·希尔，以及许许多多名气并不大的激励者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同一件事，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它，结果会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柏杨先生所倡导的建设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