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和判断决策的心理（三）
1979年卡涅曼和特弗斯基了一套称为预测理论的数学方弄清人们在对待冒险的自相矛态度。这时他们两个都离开了。
卡涅曼去温哥华，特弗斯基去斯坦富。然而他们通过电话、书信和互访继续合作。“我们用了将近五年把预测理论搞好，”卡涅曼说，“这是阿莫斯的性格。他真正相信他能搞好，并将坚持下去直至做好这件事。”特弗斯基补充说：“我们彼此放慢一个数量级。除非我俩都认为需要，就不写一句话；但是在多数问题上，比起听其他任何人的意见来，我仍然更愿意听听卡渣曼的意见。我们能一起共事，不会各干各的。”预测理论的中心原则是：在人类的思想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如此地厌恶损失(如放弃某种数量的钱财、产品或特许)，以致即使获得等价的收益，也决不能得到完全的补偿。或者正如特弗斯基和卡涅曼所提出的，“损失显得比收益严重”。他们说，这个原理对伯努利的难题提供了一个替代解释：人们不愿参与公平的赌博，不是因为他们“讨厌冒险”，而是因为他们“厌恶损失”，获得东西的希望，抵不上损失东西的苦恼。它也解释了许多经济上的难题。例如，某些商店考虑处罚某些顾客额外使用一种信用卡；这时信用卡产业坚持说，差价要称为‘现金折扣”，而不称“信用附加罚款”。信用卡产业的经理们对于预测理论大概一无所知，但他们直观地判定，人们放弃折扣(舍弃一种收入)要比付出一笔额外费用(蒙受一种损失)容易些。卡涅曼和特弗斯基说，在决定这类事情时，人们保持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帐单，可能把他们引入困境。
在剧场门票的例子中，尽管在两种情况下都是损失40元，但多数人在丢钱之后愿意再买一张票，而不是在丢票之后。为什么?特弗斯基说：“我们的经历是这样，你到剧场去时，心里：有一本账。在第一种问题中，你己花了40美元买票。如果再买一张，你所花的票价将是80美元，恐怕你不愿拿这么多。在第二种问题中，你只是把丢的那40元在心里算到另外的帐上。你可以从下个月的伙食费中或下一年的假期费用中挤出来。”在他们最近的工作中，卡涅曼和特弗斯基把这种差别称为构成问题，象前述剧场买票的两个例子以及将军突围的两个方案之类问题，它们在形式上是等价的，但是这些问题的构成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卡涅曼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这种构成方式是较好的：把丢了一张戏票看作刚刚丢了40元钱，这更合理些。一般说来，从更宽广的角度看一种态势建立起来的构成，更容易站得住脚。但是当你不知道哪种构成是‘正确’的时候更深一层的问题就产生了。”设想你患有肺癌，必须在两个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动手术和放射治疗。在接受手术治疗的100个人中，10个在手术过程中死亡，32个(包括前面的10个)在一年后死亡，66个五年后死亡。在接受放射治疗的100个人中，没有人在治疗过程中死亡，23个在一年后死亡，78个五年后死亡。你愿意接受哪种治疗方案?
这个还没有正确答案的关于构成的突出例子，是上面提出的道德上的二难推理。特弗斯基和哈佛大学的放射学家巴巴拉?麦克尼尔以及她的一些同事们从不同途径所提供的材料中，满怀兴趣地去研究，一个医生是否会不经心地作这种和那种选择去处理病人。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手术和放射治疗肺癌的选择上。手术在开头多少较有风险，因为有些病人就死在手术台上，但长期存活的机会却比较大。他们利用真实的医疗资科，把上述问题提给另外的医生、非患癌症的其他慢性病患者以及研究生们。当这种机会从死亡率的角度提出时，40％以上的人选择放射治疗。但是当这种机会从存活率的角度来提出时，选择放射治疗的人就减少一半。
应该如何来提出这些资料?特弗斯基说：“答案还不清楚。你可以给出存活和死亡两种资料，并且你可能得到一种中间性的成果‘但是我不能肯定，这就是最好的办法。”’肺癌的研究只是卡涅曼—特弗斯基工作成果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的一个例子。泰勒和另一个经济学家，威斯康星大学的沃纳?德邦持说明，懂得回归，有利于人们在股票市场上赚钱。他们利用纽约股票交易所过去50年的材料说明，一个股票商，他在前五年吸票下降许多时，只买进不抛出，会在下一个五年内赚得比市场上的平均值多30％以上的钱，即使他的某些红利已从企业抽了出去。这种战略类似逆行投资(逆行者买下其他投资者不买的股票，在理论上这些股票将要贬值)；这种战略起作用，只是因为回归预测：最坏的股票将要变好。“设想，如果你每年带领竞赛联合会的主要棒球队员，并按照击球的平均数评价他们，”泰勒说，“那么只是依靠回归就可以知道，10％最差的人，将趋向于提高；而10％最好的人将会下降。”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二年级学生显得消沉，运动员的新秀第二年成绩最差。
斯洛维克和他在决策论研究所的同事们深入钻研关于冒险的误解，以鼓励汽车乘客扣紧座位上的安全带子。斯洛维克发现，虽然人们承认汽车事故相当普遍，但他们还是不扣紧安全带，因为他们觉得死伤的风险在任何一次特定旅行中是很小的(大约l／100，000)。斯洛维克通过设计电视、广播广告节目来反对这种倾向，例如他强调这样的事实：每个汽车乘客在一生中约有50，000次旅行，这样累积起来受重伤的机遇就相当高。斯洛维克偶然得到启示而发现，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路上有许多糟糕的司机，可是很少有人认为自己与真正安全行车的司机有什么差距；——这是一个忽视基本比率的典型例子。
另一个卡涅曼?特弗斯基原理是损失似乎比获得更重要，它对于目前在日内瓦进行的军备谈判可能具有可悲的含义。特弗斯基说：“所谓‘谈判’这件事，实际上只是各自强调自己的得失。但是因为损失似乎比获得更严重，所以在我从西德撤出一个导弹之前，对方要从东德撤出两个导弹，这样才算公平。俄国人也将会这样做。”卡涅曼补充说，如果双方都将它们的导弹仅仅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筹码来处理，那么对于谈判成功的最好希望，是不把导弹的撤除看作象一种真正的损失的态度。
卡涅曼—特弗斯基的工作的古怪特征之一，是它的明显的简单性。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在他们了解其中一个例子之后，就可以完全理解这个原理。但是感觉是靠不住的；就象光的幻觉那样，卡涅曼-特弗斯基揭示的诸自相矛盾现象，一而再地让人们干蠢事，而不管他们是多么习见它们。特弗斯基说：“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我并非针对愚蠢的人。我们所谈到的问题也在愚弄着我们自己。不论什么时候，你发现了一个统计上天真的人们所犯的错误，你也可以发现同一问题的更为复杂的翻版，它会使那些专家们也栽筋斗。如果我同我的研究生说：‘高个子的父亲总生高个子的儿子吗?’他们会想到教课书上关于回归的篇章。但是如果我这么说：‘在法国历史上最好的君主通常都有个平常的首相，反过来也是这样，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他们会说：‘是的，这是个迷人的问题，我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这两位科学家希望，当人们理解这些效应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将会更好地作出决策。特弗斯基说：“大多数人发现，单从数量上解决一个问题，很不令人满意。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重新构思这个问题，直到发现一种具有决定性的质量上的差异。举例来说，一个公司可能会说：‘这个人劳动效率较高，但那个人更富于创造性。因为我们需要创造性，所以我雇用那个人。’这是一种很不高明的挑人方法。人们说爱情比金钱更重要，”他补充说：“丰富的感情当然比一点点钱好，但许多钱比一点点薄情要强。”
他说，抑制这种错觉的最好办法，只不过是让人们认识它：“大概那些操纵公众如此之久的人——商人、广告经理人、政治家们——关于构成的知识知道得与我们一样多。懂得他们的方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副解毒剂。”
知道某些关于构成的知识还有另外的好处，卡涅曼补充说，那就是利用它可以使你在生活中作出困难的决策时更轻松一点。他说了一个故事：当他和他的妻子安妮.特雷斯曼(一个心理学家)搬到温哥华并需要买一屋子家具时，“特弗斯基和我曾有一个想法：当一个损失是大宗损失中的一小部分时，比单独考虑它痛苦要小些。”例如，一宗买卖，原以为要付3，300元，现在要花3，400元；另一宗买卖，原来以为免费，现在要付100元。这两种情况经济上的得失是相同的，但前者要比后者容易些，就是说痛苦少些。由于注意到这一原理，卡涅曼一家就把购买家具的事安排在购买温哥华房子前后的一周时间内，实际上使买家具的费用看起来似乎仅是买房子的大价钱的一点附加。“从那以后他就不曾再买过任何家具。”泰勒开玩笑地说，“他为此感到自豪。”“那不是真实的。”卡涅曼说：“我们又买了很多家具。但是与过去不同的是，花这笔钱时就有点心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