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杀个性失去创新
工具式管理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失去了创新和改革，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个体所能带来的一切。
不可自拔的管理误区
站在权力的顶端看公司的管理阶层，人们总是希望看到秩序、对称和一致，看到企业内部责任和任务之间的清晰界限。从底端的工人阶层往上看，能看到一个整齐的权力矩阵。整个系统是垂直的，权利和命令构成了整个框架。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在当时就已经存在着管理阶层很难控制的因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能力和兴趣。管理者原来以为，通过更严厉的控制肯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把个体的不可预测性降到最低，为了能预测人们的动向，把人力像资本一样控制起来，很多带有潜在规则和工具的复杂结构和系统应运而生。
“个体的差异性”会让企业陷入两难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组织”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曾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指出：现代组织怎样才能压迫个体的创造性能量，以保持组织的延续性、稳定性和可规划性。他的《组织人》一书最后推导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简单事实：个体什么都不是，组织才是一切。依照这个理论建立的企业和社会，就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福特汽车就是最佳例证。从此以后，这个观念就成为传统管理理论的图腾——人类最终会变成一种自动化的机器，当你在工厂中喊一声的话，你会得到同样的回答。
今天，很多经理人的潜意识里还在寻找一种可以精确测量的用于管理的物理系统，就像人们开车一样，可以刹车、给油、换档，一旦某颗螺丝钉松了，把它拧紧或换掉就行。仔细观察一下现行的各种管理方法、改革方案和管理工具，你会发现，它们仍然把工厂看作机器，把工人看作螺丝钉。
企业管理无法挣脱机械化、通用化和控制化的局限。所有的一切从精神层面开始，终止于组织。企业中充斥着空洞且无聊的官僚化语言。个体不能跑得太快，也不能跑得太慢，因为这些是不允许的，所有的员工被要求“齐步走”。从工作岗位和市场来看，大部分的mba课程都像一块表一样，只要能持续运转就行，不必突破现状。
在传统的企业中，组织的作用就是寻找或创造合适的人。他们只不过是通向成功的工具：填满给定的位置，完成给定的工作，满足组织的需求，仅此而已。人被看作工具，履行义务的工具，而不是企业的伙伴，他们本身不能走向成功。他们之间是没有区别的，组织注重的只是他们的适应能力，而不是其他什么。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人力资源”，是可以消耗和再生的，并且已经离“原材料的人”不远了。
员工就是“使用的精确性”
这类思考模式、迷思或者说主流观念已经如此之深地影响了我们，以至于它们在全球化的企业生态中主宰着管理策略的方向。人们已经完全相信组织、结构、监控、计划、iso9000，诸如此类。为了避免个体的不可预测性这个“瘟神”，人事部门找出来一个又一个工具，以便使个体具有可比较性、可嵌入性、可替代性，使他们如同棋盘上的棋子。
管理阶层试图把一个人的全部装在一个箱子里，而且是要求刚刚好，用时下的观点看就是“使用的精确性”。这种模式相当于现在最流行的“绩效评估中心”或“人事管理制度”。之所以说它也相当于“绩效评估中心”是因为其中心思想也是“满足职位的要求”。
但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能装在同样形状空间里的人？亨利。福特曾经感叹道：“我所需要的只是几双有用的手，但事实上我必须连人一起要。”人们不可能刚刚好放在箱子里。箱子太大，是失败，太小，也不能用。
组织迫切希望能够改变这种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偏差，只不过他们想改变的是人，而不是组织。人们不问“工人们能做什么”，而是问“他们不能做什么”。他们拿着起子到处转悠，试图搞定个体性这个毒瘤。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人的负面，而忽略了人类追求进步的能力与意志。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出现问题了呢？或者说，我们怎样“测量”问题的严重性呢？听到“测量”一词，读企业管理的人都会眼睛一亮：“我们就是从测量、计算开始学起的！”有一句格言说：“不是所有已经测量过的东西，都是可以测量的；不是所有可以测量的东西，都已经被测量过了。”
很多不可比较的东西被我们用数字作了比较。有时我会想，所有的企管科学的理性会因为“我们该如何测量”这个要命的问题而毁于一旦。
发明一种工具，通过它我们可以测量；定义一种标准，通过它我们可以比较。用一句比较贴切的话说就是“可以测量的事物，也是可以管理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有了一个测量标准：行业内部氛围，顾客满意度……如果不能测量，至少可以询问、评价和判断。
“个性只是炉渣而已”
越来越多的热门开始把管理比喻成“工具箱”。想一想吧，我们的工具箱里通常都会有什么？不外乎锤子、尺子、钳子和折尺等，我们就是用这些东西来测量、雕琢我们的员工。我们可以看到用这些东西做出来的“最终产品”的雏形：守秩序，会合作。
变革的规则已经被预先清楚地设定好了：与众不同的方面要做自我改变。由于这种管理方法简单易行，所以很多人乐于采用“工具式”的管理策略。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隔离个体的“过分”要求，事实上这种“隔离”不是简单的“放弃”，而是“剥离”。这种工具式的管理方式是领导层自信心不足的表现，它剥夺了管理阶层和员工面对面联系和交流的机会。所以，这些弱势的管理层呼吁一个又一个的新系统和新工具。谁能提供这样的东西，谁就得到认同。
一般来讲，这里有一箱子的管理工具：绩效评估、人事发展计划、iso标准化体系，360度回馈、目标管理等，你只要随便挑一个就行了。
康德告诉人们，人类是扭曲的木头做的，不能被拉直。然而，许多管理人还是喜欢用藤条来管理，他们会用诸如工时控制、简报制度、奖励机制等手段，再加上道德层面上的“顾客至上”、“公司愿景”和“工作使命”等口号，来阻止员工逃离他们的岗位。他们还制订其他的规定来限制员工的工作量，抹煞员工的创造性和个体的特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现代企业所必需的。
工具式管理不仅影响未来，也能改变现在。它不但能让人远离事实，还能自己创造出一个“事实”。它把员工的注意力从企业的外部环境、市场情况、竞争局势和顾客需求上引开，转移到公司内部营造的虚拟世界中。工具式管理的代表就是组织，它们能让员工不相信自己，却信任组织。
借助于这些工具式管理方式，它让人成为一种产品——大量生产的一致化产品，并且是已经预先设定的产品。然而，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失去了创新和改革，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个体所能带来的一切。或许，管理阶层只不过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经意地造成了这种伤害。
认识—理解—转变，一整套的工具式管理制度能使人们变成小孩，最终使他们失去个性，也许这是事先不曾想到的。这样的管理只能生产出无害的人，人们的梦想从“工人”变成“尺寸”，在这个“理性”的熔炉里，他们熔化了所有的对立面，个性只是炉渣而已。
个性化自救
美国《财富》杂志每年都要公布一份“美国最适宜工作的100家公司”的问卷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你会发现，像西北航空、德勤、思科这样的一些企业经常排在20名以后。其实，比排名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人们不喜欢在这些公司工作呢？
一个在普通公司工作的员工的回答是最好的诠释：“在这里我是一个完整的个体，领导重视我的个人感受和需求。”
由此我们看出了一个新趋势，那就是：做自己的主宰！这股风潮已经酝酿了好多年，只是在最近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才喷发出来。在西方社会，这似乎已经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了。行动、努力、追求、奋斗——换句话说，金钱、工作、爱和权利，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人们追求个性生活的基本要素而已，并非最终目的。
新趋势的出现有他们自身的历史原因。二战以后，西欧掀起了一股“个人化”的浪潮，个体的自主性逐渐成为欧洲现代社会的表征。虽然人们还必须受到民主制度和限制，但跟以前相比，人们已经有了更大的自由行动的主宰。当旧时代的信念被打破之后，当组织制度的功能受到怀疑时，人们就只能靠自己了。他们只能自救，不断地强化自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旧秩序崩溃以后造成的不安和混乱。
不可自拔的管理误区
站在权力的顶端看公司的管理阶层，人们总是希望看到秩序、对称和一致，看到企业内部责任和任务之间的清晰界限。从底端的工人阶层往上看，能看到一个整齐的权力矩阵。整个系统是垂直的，权利和命令构成了整个框架。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在当时就已经存在着管理阶层很难控制的因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能力和兴趣。管理者原来以为，通过更严厉的控制肯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把个体的不可预测性降到最低，为了能预测人们的动向，把人力像资本一样控制起来，很多带有潜在规则和工具的复杂结构和系统应运而生。
“个体的差异性”会让企业陷入两难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组织”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曾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指出：现代组织怎样才能压迫个体的创造性能量，以保持组织的延续性、稳定性和可规划性。他的《组织人》一书最后推导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简单事实：个体什么都不是，组织才是一切。依照这个理论建立的企业和社会，就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福特汽车就是最佳例证。从此以后，这个观念就成为传统管理理论的图腾——人类最终会变成一种自动化的机器，当你在工厂中喊一声的话，你会得到同样的回答。
今天，很多经理人的潜意识里还在寻找一种可以精确测量的用于管理的物理系统，就像人们开车一样，可以刹车、给油、换档，一旦某颗螺丝钉松了，把它拧紧或换掉就行。仔细观察一下现行的各种管理方法、改革方案和管理工具，你会发现，它们仍然把工厂看作机器，把工人看作螺丝钉。
企业管理无法挣脱机械化、通用化和控制化的局限。所有的一切从精神层面开始，终止于组织。企业中充斥着空洞且无聊的官僚化语言。个体不能跑得太快，也不能跑得太慢，因为这些是不允许的，所有的员工被要求“齐步走”。从工作岗位和市场来看，大部分的mba课程都像一块表一样，只要能持续运转就行，不必突破现状。
在传统的企业中，组织的作用就是寻找或创造合适的人。他们只不过是通向成功的工具：填满给定的位置，完成给定的工作，满足组织的需求，仅此而已。人被看作工具，履行义务的工具，而不是企业的伙伴，他们本身不能走向成功。他们之间是没有区别的，组织注重的只是他们的适应能力，而不是其他什么。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人力资源”，是可以消耗和再生的，并且已经离“原材料的人”不远了。
员工就是“使用的精确性”
这类思考模式、迷思或者说主流观念已经如此之深地影响了我们，以至于它们在全球化的企业生态中主宰着管理策略的方向。人们已经完全相信组织、结构、监控、计划、iso9000，诸如此类。为了避免个体的不可预测性这个“瘟神”，人事部门找出来一个又一个工具，以便使个体具有可比较性、可嵌入性、可替代性，使他们如同棋盘上的棋子。
管理阶层试图把一个人的全部装在一个箱子里，而且是要求刚刚好，用时下的观点看就是“使用的精确性”。这种模式相当于现在最流行的“绩效评估中心”或“人事管理制度”。之所以说它也相当于“绩效评估中心”是因为其中心思想也是“满足职位的要求”。
但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能装在同样形状空间里的人？亨利。福特曾经感叹道：“我所需要的只是几双有用的手，但事实上我必须连人一起要。”人们不可能刚刚好放在箱子里。箱子太大，是失败，太小，也不能用。
组织迫切希望能够改变这种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偏差，只不过他们想改变的是人，而不是组织。人们不问“工人们能做什么”，而是问“他们不能做什么”。他们拿着起子到处转悠，试图搞定个体性这个毒瘤。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人的负面，而忽略了人类追求进步的能力与意志。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出现问题了呢？或者说，我们怎样“测量”问题的严重性呢？听到“测量”一词，读企业管理的人都会眼睛一亮：“我们就是从测量、计算开始学起的！”有一句格言说：“不是所有已经测量过的东西，都是可以测量的；不是所有可以测量的东西，都已经被测量过了。”
很多不可比较的东西被我们用数字作了比较。有时我会想，所有的企管科学的理性会因为“我们该如何测量”这个要命的问题而毁于一旦。
发明一种工具，通过它我们可以测量；定义一种标准，通过它我们可以比较。用一句比较贴切的话说就是“可以测量的事物，也是可以管理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有了一个测量标准：行业内部氛围，顾客满意度……如果不能测量，至少可以询问、评价和判断。
“个性只是炉渣而已”
越来越多的热门开始把管理比喻成“工具箱”。想一想吧，我们的工具箱里通常都会有什么？不外乎锤子、尺子、钳子和折尺等，我们就是用这些东西来测量、雕琢我们的员工。我们可以看到用这些东西做出来的“最终产品”的雏形：守秩序，会合作。
变革的规则已经被预先清楚地设定好了：与众不同的方面要做自我改变。由于这种管理方法简单易行，所以很多人乐于采用“工具式”的管理策略。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隔离个体的“过分”要求，事实上这种“隔离”不是简单的“放弃”，而是“剥离”。这种工具式的管理方式是领导层自信心不足的表现，它剥夺了管理阶层和员工面对面联系和交流的机会。所以，这些弱势的管理层呼吁一个又一个的新系统和新工具。谁能提供这样的东西，谁就得到认同。
一般来讲，这里有一箱子的管理工具：绩效评估、人事发展计划、iso标准化体系，360度回馈、目标管理等，你只要随便挑一个就行了。
康德告诉人们，人类是扭曲的木头做的，不能被拉直。然而，许多管理人还是喜欢用藤条来管理，他们会用诸如工时控制、简报制度、奖励机制等手段，再加上道德层面上的“顾客至上”、“公司愿景”和“工作使命”等口号，来阻止员工逃离他们的岗位。他们还制订其他的规定来限制员工的工作量，抹煞员工的创造性和个体的特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现代企业所必需的。
工具式管理不仅影响未来，也能改变现在。它不但能让人远离事实，还能自己创造出一个“事实”。它把员工的注意力从企业的外部环境、市场情况、竞争局势和顾客需求上引开，转移到公司内部营造的虚拟世界中。工具式管理的代表就是组织，它们能让员工不相信自己，却信任组织。
借助于这些工具式管理方式，它让人成为一种产品——大量生产的一致化产品，并且是已经预先设定的产品。然而，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失去了创新和改革，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个体所能带来的一切。或许，管理阶层只不过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经意地造成了这种伤害。
认识—理解—转变，一整套的工具式管理制度能使人们变成小孩，最终使他们失去个性，也许这是事先不曾想到的。这样的管理只能生产出无害的人，人们的梦想从“工人”变成“尺寸”，在这个“理性”的熔炉里，他们熔化了所有的对立面，个性只是炉渣而已。
个性化自救
美国《财富》杂志每年都要公布一份“美国最适宜工作的100家公司”的问卷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你会发现，像西北航空、德勤、思科这样的一些企业经常排在20名以后。其实，比排名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人们不喜欢在这些公司工作呢？
一个在普通公司工作的员工的回答是最好的诠释：“在这里我是一个完整的个体，领导重视我的个人感受和需求。”
由此我们看出了一个新趋势，那就是：做自己的主宰！这股风潮已经酝酿了好多年，只是在最近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才喷发出来。在西方社会，这似乎已经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了。行动、努力、追求、奋斗——换句话说，金钱、工作、爱和权利，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人们追求个性生活的基本要素而已，并非最终目的。
新趋势的出现有他们自身的历史原因。二战以后，西欧掀起了一股“个人化”的浪潮，个体的自主性逐渐成为欧洲现代社会的表征。虽然人们还必须受到民主制度和限制，但跟以前相比，人们已经有了更大的自由行动的主宰。当旧时代的信念被打破之后，当组织制度的功能受到怀疑时，人们就只能靠自己了。他们只能自救，不断地强化自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旧秩序崩溃以后造成的不安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