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职业易“过劳死”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健康研究中心举办的“过劳死”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近年来频频出现在媒体上的“过劳死”问题进行了解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刘漪在google网和baidu网上搜索了从1990年至2006年1月有媒体报道或有记载的“过劳死”个案，总共有102名，刘漪分析认为，发病率直线上升、男性人群居多是近年来“过劳死”现象的趋势，其中，公安、新闻、it、文化演艺、企业、国家公务员、科教界成为“过劳死”的高发区。
刘漪对涉及这七种职业的92个个案进行了分析，结果，他们“过劳死”时的平均年龄为44岁，而科教界、it、公安和新闻行业“过劳死”人群的平均年龄已经在44岁之下，特别是it阶层年龄最低，仅仅为37.9岁。
研讨会上，上海社科院亚健康中心副主任夏国美研究员还特别关注了中青年知识分子“过劳死”的原因，她分析认为，社会责任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和社会评价的压力是导致中青年知识分子“过劳死”的主要因素。
夏国美认为，虽然没有任何用人单位可以要求科研人员、学者或教授延长工作时间，但实际上，许多人的工作时间都大大超过国家法定的8小时，一些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了当上教授或者博导，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科研成果，还必须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并带上10几个研究生，让他们的生命不堪重负；另外，社会对知识精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在无形中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对此，夏国美建议，应该为知识精英提供一个宽松、积极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刘漪对涉及这七种职业的92个个案进行了分析，结果，他们“过劳死”时的平均年龄为44岁，而科教界、it、公安和新闻行业“过劳死”人群的平均年龄已经在44岁之下，特别是it阶层年龄最低，仅仅为37.9岁。
研讨会上，上海社科院亚健康中心副主任夏国美研究员还特别关注了中青年知识分子“过劳死”的原因，她分析认为，社会责任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和社会评价的压力是导致中青年知识分子“过劳死”的主要因素。
夏国美认为，虽然没有任何用人单位可以要求科研人员、学者或教授延长工作时间，但实际上，许多人的工作时间都大大超过国家法定的8小时，一些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了当上教授或者博导，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科研成果，还必须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并带上10几个研究生，让他们的生命不堪重负；另外，社会对知识精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在无形中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对此，夏国美建议，应该为知识精英提供一个宽松、积极的工作和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