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真的很泛滥!透视重负下的白领生活
白领是第一批冲出体制重围的先行者，由于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先锋性，一度被社会寄予厚望。他们的一言一行被打上时代标签，被改革者注意着。
由于处于社会结构的最中层，白领是最为温和的力量，也似乎正因为此，在政策设计者们对下层弱势群体关爱和同情，又对特权阶层和巨富人群鲜有约管的情况下，在仅仅出现20多年后的今天，白领不知不觉沦为一系列政策的受损者，他们在重负下前行，成为体力和脑力严重透支的人群。
很少有人再像从前的白领一样，为了格调而格调，为了光鲜而光鲜。
月薪2500元的白领坚守
魏红芸1980年出生，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到今年8月份，就工作满两年了。现在的她，是一家民营公关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一个年轻的北京小白领。
在这家30人规模的公司里，作为经理助理，魏红芸要负责协助公司内部的行政、人事管理、经理的业务助理、管理图书、后台资料、写各种综合报告、组织培训等工作。虽然能学到很多东西，但大量的仍是重复性和事务性的工作，有时候下班回家还要写报告到凌晨，魏红芸时常感觉自己就像个卖苦力的。
每天早上六点半，魏红芸都要和手机闹铃搏斗半天才能从床上爬起来。她跳过一次槽，因为原来的公司在北京西三环，现在的公司在朝阳区光华路，她的小窝没及时跟着搬过来，坐空调大巴上下班，路上不堵车也要一个多小时。如果早上七点钟还没出门，因迟到扣钱的风险就很大了。冬天，为了能多睡会儿，她常常带上毛巾到公司洗脸。晚上回到家总要八点多，想着没过几个小时就睡觉了，为了怕胖，晚饭只吃菜，不吃主食。
魏红芸所在的部门是六天工作制，这是要来上班的时候就谈好了的。魏红芸现在承认，当时真没想到一周工作六天是这么要命的一件事。读书的时候魏红芸有个要好的男孩子，去年两人开始真正处朋友，但只交往了半年就分开了。“真没时间谈啊。” 魏红芸说。
魏红芸的月薪，是税后2500元。
她不存钱，也存不下。最大的花销，就是买衣服。公司对员工着装有严格的规定：有客户来的时候必须正装，平时必须穿有领、袖的上衣，裙子不能超过膝盖，夏天的鞋子不能露脚趾。有一次，魏红芸穿了一条坎袖的裙子上班，被领导严厉批评，勒令今后必须放一套正装在公司。魏红芸比较注重牌子，她买一套职业装的价位基本在800元到1500元之间。
虽然工资不高，但还要维持“白领”的体面。
在魏红芸看来，现在的公司并非理想，但比起第一份工作来，已经好得太多。在第一份工作中，初涉职场的她不留神卷入了一场办公室政治的旋涡中，离职前几乎有一个月的时间，她天天下班后就钻进路边的电话亭，躲开同事和室友，在ic卡里跟妈妈哭诉工作中的委屈，站着哭到天黑。
消失的“白领幻影”
很多年后，她突然觉得，自己不是白领，白领是那些很忙的人
1998年，吴菲毕业于国内某重点大学。还在学校的时候，香港女作家梁凤仪的“财经小说”风行一时，梁的小说吴菲看过很多，小说中描写了很多叱咤商场的职业女丽人形象。临近毕业时，吴菲已经特别不想继续读书了，她渴望着能做一个office小姐。
后来，她顺利进入中关村一家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工作。这家企业是上市公司，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在初入职场的前两个年头里，吴菲觉得自己当然是个白领。
上班后的第一个月，她就给自己买了一部手机，当时光入网费就1600元。她试图兑现时尚杂志上的白领做派：出门打的、置职业装、高档护肤品、还时不时地上饭店吃大餐。薪水月月花光自不必说，吴菲还曾做过一桩现在看起来近乎疯狂的事：1999年冬天，当时她的月薪是2000多元，却花3000元买了一件羊绒大衣。为此，她和妈妈吵翻了。
意气风发的白领心态，在入行两年后已经消失。五年后，吴菲跳槽。
2003年盛夏，当吴菲一身正装走进位于新闻大厦的新东家上班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同事们的着装比原来的公司随意了很多，有人甚至在办公室里穿着短到几乎说不过去的热裤。
此时，月薪7000元的吴菲虽依然常去大商场流连，但更多是在万通小商品市场、动物园服装市场等地，和学生、下岗女工们一起淘那些50块钱上下的裙子、10多块的t恤。自己动手搭配，效果也还不错。
吴菲买过《格调》，看过话剧，练过瑜伽。所谓典型的白领文化生活，她都尝试过。但她承认，唱歌、看电视剧这些俗不可耐的爱好仍是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因为这可以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
现在她觉得，决定白领不白领的因素，是生活方式：高付出、高回报的生活方式。
吴菲说，放眼看去，那些白领们，个个行色匆匆，目光呆滞，在这个时代，格调还有，但大家没心情太过讲究了。
白领“家常化”
当“白领”这个字眼还在满世界的广告词里招摇的时候，肯坦然认为自己是白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很明显，这样的白领生活，并非他们曾经想要的
“每天清晨，当我把蓝色的胸卡往衬衣左边的口袋一塞，骑上单车哐啷哐啷的时候，嘈杂声让全大院都知道，这个‘伪白领’又要上班去了。”一个在位于北京太平洋电脑大厦内的网络公司上班的小伙子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描述一天的开始。
事实上，当“白领”这个字眼还在满世界的广告词里招摇的时候，肯坦然承认自己是白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在从同一幢高档写字楼里走出的面貌相似的人们中间，月薪两三千的，认为挣七八千的才是真正的白领，挣七八千的，认为挣一万以上才是白领，而挣一万以上的，则反过来认为那些挣两三千的才是白领。到底谁是白领？大家为什么对“白领”身份如此不自信？
体制外的“先行者”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白领》一书中的描述，白领为科层制中非体力劳动的雇员。在美国，政府官员、银行职员、教师、推销员和办事员等都是白领的传统职业。
然而这并非白领的中国含义。虽然早在80年代初，白领一词就在民间用来指外企雇员，但学界认真考虑白领的意义，是在90年代末期。“在中国，白领是一个活的概念：谁是白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理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前系主任谢遐龄回忆，1997年他以白领为目标做社会调查时，课题的名字还不敢用“白领”，而以“城市里的新兴管理人员”代替。
他在做第一次关于“谁是白领”的调查时，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一致否认自己是白领。谢遐龄认为，中国白领一开始就打上了体制外的烙印。虽然现在体制内外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但这个烙印的影响依然深刻。白领俱乐部网站负责人秦伟说，俱乐部明确吸纳事业单位员工和政府公务员，但事实上这两类会员所占比例仍然非常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院长杨河清认为，白领既是职业群体，也是社会阶层。低阶层的人有时用“白领”来指所有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而上层人士却不承认白领也属于上层。
综合学界的几种主要观点，目前中国的白领人群应大致满足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非体力劳动的、高等教育背景的、较高收入的、多半是体制外的、多半是受雇于人的。
压力之下顾不上太多“面子”
过去一提到白领，总是和体面、高级、风光等感觉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白领却用真实生活展现着另外的图景。在城市中擦身而过，他们仅仅是平凡路人、甲乙丙丁。
白领的平凡首先体现在收入上。白领的收入，尤其是作为庞大白领队伍基座的普通文员的薪水，已经与他们所谓体制内的对应者或者蓝领工人相差无几，甚至更低。上海白领俱乐部接纳会员的收入底线是月薪2200元，而上海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中，普通工人的年收入也可以达到7至10万。中层白领靠贷款消费支撑着房屋、汽车等庞大的固定开销，而低层白领不仅自己存不下钱，还要依靠父母资助。
白领的生活图画更加家常化了。地铁里苍白疲倦的脸、小饭馆里扎堆吃工作餐的三五同事，都成为白领新的招牌形象。年轻白领通常花几百元与人一起合租房子，收集各种饭店固定时段的优惠券，名牌衣饰不打5折不买。
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白领价值观不再为人推崇。《时尚》杂志社公关经理徐聪原先是一个过去意义上的标准白领。来《时尚》半年后的9周年社庆酒会，让她有豁然开朗之感。那天，她做了一个夸张的发型，穿一条白桌布似的镂空长裤，引来众人的赞叹。老板称许她：“这多好！以前我还以为你挺白领的呢。”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针对白领消费观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无论是服装，还是其他类型的消费上，当下白领都趋向务实、随意，不会为了面子委屈自己。
在这个年代，白领几乎成了“脂肪肝和早衰的代言人”。来自零点指标数据网的《2003年白领工作压力研究报告》表明，近三分之二的公司白领表现出需要问医的心理疲劳症状，其中，“在太短的时间有太多事情要做”和“不得不迫使自己跟上新科技或本领域的发展”被并列为首要工作压力来源。压力之下，年轻白领玩命工作，一些80年代曾经辉煌过的老白领现在跟不上了。
在过度推崇后名望下降
实际上，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白领阶层收入和社会声望的下降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到90年代，男性白领们与在经济衰退的70年代初工作的人们相比，每小时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美分。米尔斯在著作中说：“白领人士向各种高级因素借用名望的倾向非常突出。”而那些“白领群体成功地要求比工资劳动者享有更高名望的根基”本来就是“脆弱和含混”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白领的社会声望必定会下降。更何况，在中国，白领的社会经济地位确实曾被过度推崇。
零点调查公司总裁袁岳介绍，北京的白领人口大概占18%-25%，而全国总人口中白领的比例连3%都不到，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典型的蓝领社会，但正因为在这样的贫穷社会中，操作型工作者普遍被蔑视，白领“美好生活”的虚假概念甚至在农村都有广泛的影响。
90年代中期之前，大学生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而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经济本位思想的流行使大学生的就业目标很快从“国家干部”转向了“城市白领”。“1997年高校开始扩招后，国家政策作为宏观环境与家长孩子作为行为主体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不约而同地强化了高等教育目标的白领职业幻影。” 袁岳说。
袁岳称，从职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蓝领、高级蓝领、普通白领、高级经理人在数量上组成了金字塔型结构。高级蓝领不发展，就很难养活足够的办公室人。高校大举扩招的结果，必然造成白领人才的贬值。
2002年，大学毕业生见习期结束后的正式月薪达到高峰的4000元，而到了2003年，第一批大规模扩招后的学生进入职场的时候，起薪降到了1500-2000元。杨河清认为，现在的低工资，有点矫枉过正。高等人力资本投资过高，造成的社会压力，势必在方方面面显示出来。
杨河清倾向于把白领的“家常化”解释为白领内部结构产生分化的结果。以外企人才为例，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艳珍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语言是外企人才所需的核心素质，后来在语言能力之外，又加上了国际贸易知识，到90年代中后期后，外企的本地化程度更高，多职能，多层次的人才结构建立起来了。相应地，根据不同的职务、绩效，薪酬体系的级差很大。
杨河清认为，眼下白领的起薪虽低，但是提升快，而这是蓝领和农民工不可能获得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说，白领的“家常化”也是市场化下的人力资源体系从初级向高级进化的表示。-
白领20年：云端归来
20多年来，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职业群体、社会阶层，中国白领曾划过的绚丽、迷离的轨迹，再也不会重来
改革开放之初，外企开始在中国内地设立办事处，紧接着有了外企的中国雇员。1979年11月，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fesco)成立。这个时间大致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第一代白领出现的起始点。整个80年代，白领几乎就是外企员工的代名词。
最早的白领人才基本等同于外语人才。在封闭30年后的中国，这种人才寥若晨星。有一次，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曾辗转在一家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个自学外语成材的青年，可厂里死活不肯放人。于是为此找到街道、区政府、区工会、集体企业管理办，耗时两个月，最后那青年被厂里登报除名，才成为一名外企翻译。“白领一定是体制外的人”，这一观念很长时间中占据着人们的头脑。
除了自学成才者，像洪晃那样70年代的留美学生更是物以稀为贵。1984年，在成为职业出版人之前，洪晃留学归国，在一家美国外企找到第一份全职工作，月薪800美金，而当时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每月56元人民币。
拿着百倍于普通人的工资，80年代的洪晃却“对奢侈没有概念”。最“奢”的时候，她在天坛附近的乾隆绸店买回一千多块钱的绸子，回家即被母亲数落；平常，她在家里自己做饭，出行时坐公司的车。
1985年5月，上海第一幢涉外高级写字楼联谊大厦开盘。从这幢上海第一座全玻璃幕墙建筑中进出的男女，个个体面至极，以致一些80年代毕业的上海大学生如今还在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联谊大厦上班。”
1988年，《解放日报》登出第一则英文招聘启事，应聘者如云。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人在停薪留职的名头下，做出了在那会儿看起来仍属惊天动地的选择。当时外企员工的薪水普遍是体制内的5到10倍，文秘、司机等也是每月五六百外汇券。
北京外企人才服务公司副总经理张艳珍回忆说，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要想成为一个高薪白领，体制内的房子是最大的后顾之忧。因此，当时中国出现了很多夫妻双方一个在体制内一个在体制外的“两栖家庭”。这时候，一些白领也开始张扬、炫耀，他们频繁光顾城内有数的几家西餐厅，把砖头般的“大哥大”放在桌上后，便开始夹杂着英文词的高谈阔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人事、社会保障、流动就业制度的不断松动，人们对体制外就业开始有信心了。1993、1994年，外企进入快速膨胀阶段，大量民营第三产业中的雇员也加入了白领阵营。
1994年，宁静主演的电影《奥菲斯小姐》公映，白领社会声望的黄金时代到来。
在消费方面，80及90年代前半期的白领，虽然收入数倍于体制内的同龄人，但受整个信贷环境缺失的影响，消费力并不突出。90年代中后期开始，白领成为各种宣扬高消费的商业动机“围追堵截”的对象；时尚杂志、流行影视作品、流行文学合谋把白领塑造成“美好生活”的代言人。就在此时，白领内部分层加剧，中下层白领与其他社会阶层人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进入2000年后，外企数量进一步增加，1998年上海注册的有2万家外企，到2005年增为12万；民营力量席卷包括文教、卫生等在内的各个领域；公务员涨薪，政府实际上成为白领的最大雇主，体制内外的界限变得模糊。一方面，从人数上，白领的规模空前扩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走上职场，白领降薪寒潮骤至。在90年代白领神话中接受高等教育并初入职场的人认为自己并没过上想象中的白领生活，很多人称自己是伪白领。
正如洪晃所言，白领，作为“中国第一批职业人员，一个勤恳且辛苦的阶层”，已由云端回到凡尘。-
“伊于胡底”的白领们
白领们的压力之大，使得他们近年来成为各种维权的带头人，他们甚至一改不关心国事的习惯，而成为有所宣泄表达的爱国者
我国的现代转型，使人们“恍然大悟”地理解到，其成功必然寄望于市场空间的拓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如今改换了称呼，叫公民社会。
这种依附型的现代转型，使得人们天真地或不怀好意地为“市场经济”、“公共空间”、“中产阶级”呐喊助威，我国的“白领”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粉墨登场”。作壁上观的阶层或人们要么沉默，要么突然间暴发出一阵响彻云霄的欢呼，他们看着这个年轻的阶层如猴一样被戏耍。
除了对知识分子的爱恨交织外，社会、民间也不吝表达对白领的关心。人们已经在顺口溜里表达了对白领们的嫉羡，并用自己的等级观念为白领们分类：“一等女人嫁美军，二等女人嫁皇军，三等女人嫁国军，四等女人嫁伪军，五等女人嫁……”这种势利且不论，白领们确实承载了太重大的社会使命：人们希望白领们先富并带动女人家眷进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人们希望白领们能够独立于传统的体制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
当是时也，白领们也确实表现出一种新鲜气象。他们有自己的形象标识，“绝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主流生活价值，他们很早就拒绝了。”但他们自成了主流，无论他们如何另类、各色，他们确实消解了“崇高”，他们给我们社会引进了“格调”。白领成了青春永驻的代名词。他们制造了时尚，引导了一个传统的土得掉渣的社会如何吃穿，如何使用电器，如何进行网络的虚拟生活。
社会学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认为，一个社会总有中间层起着稳定的作用，甚至在60年代那样一个总体性社会里，尽管社会运动不断，却能保持长期的稳定，也是因为它有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利益有所保证的中间层在社会结构中起到的特殊作用，使得他们完全可被称之为“准中产阶级”；当代中国也是，改革开放中期的中国社会，如要评中坚力量，评选“准中产阶级”，也许人们都会推选白领们。
但这个阶层缺乏自我意识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总是被他人命名，比如被称为“小资”；他们缺乏大的社会关怀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跟“愤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冲击了传统体制，比如“单位社会”几乎被他们冲垮，他们没有表现出大的社会关怀，但他们的关心是具体而细微的，在环保、动物主义、发展主义、女权、弱势等领域，白领们是先行和最有力的支持者。
时移世异，单位社会跟市场联手反噬他们，白领就成了待宰的洁白无辜的羔羊。股市、房市、车市、教育、医疗，甚至利率，每一种被单位圈定的市场之手都来剥他们一层皮。白领们的生活节奏依然飞快，只是多了紧张和压力，他们对未来已经没有了从容和预期。他们在我们社会里的地位，连才进城没几天的农民都看出来了：他们哪里是中产阶级，要说今天的中产阶级，倒是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一体化或联盟化的公务员队伍。白领们只是高级打工仔而已。白领们的压力之大，使得他们近年来成为维权的带头人，他们甚至一改不关心国事的习惯，而成为有所宣泄表达的爱国者。
说白领回到家常，回到了一种正常的序列，就像说他们曾被不正常地对待过，他们从天上跌到地上，从云间跌落红尘，不过是说明白领回归了传统，或说被传统社会收编了。但一个社会的“准中产阶级”或中间力量，一个社会的转型不得不依附于公务员队伍，岂不是比指望白领更有悲喜剧意味。改革开放一圈，社会结构在增富中回归了它的本性。那些指望中产阶级、市场空间、白领、公民社会的朋友不知“伊于胡底”。
让一部分人承担现代转型的重任是不切实际的，效果也不大，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这种时代精神里消磨人生。让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从赞美发明承包制的农民，到指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经济能人和企业家，到公务员；从温州模式到珠三角到长三角到上海；从改革一代到新的人类；从白领到志愿者；从阶层到地域到代际到义务奉献，我们做了看客，也做了吹鼓手。社会福祉和个人心态如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由于处于社会结构的最中层，白领是最为温和的力量，也似乎正因为此，在政策设计者们对下层弱势群体关爱和同情，又对特权阶层和巨富人群鲜有约管的情况下，在仅仅出现20多年后的今天，白领不知不觉沦为一系列政策的受损者，他们在重负下前行，成为体力和脑力严重透支的人群。
很少有人再像从前的白领一样，为了格调而格调，为了光鲜而光鲜。
月薪2500元的白领坚守
魏红芸1980年出生，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到今年8月份，就工作满两年了。现在的她，是一家民营公关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一个年轻的北京小白领。
在这家30人规模的公司里，作为经理助理，魏红芸要负责协助公司内部的行政、人事管理、经理的业务助理、管理图书、后台资料、写各种综合报告、组织培训等工作。虽然能学到很多东西，但大量的仍是重复性和事务性的工作，有时候下班回家还要写报告到凌晨，魏红芸时常感觉自己就像个卖苦力的。
每天早上六点半，魏红芸都要和手机闹铃搏斗半天才能从床上爬起来。她跳过一次槽，因为原来的公司在北京西三环，现在的公司在朝阳区光华路，她的小窝没及时跟着搬过来，坐空调大巴上下班，路上不堵车也要一个多小时。如果早上七点钟还没出门，因迟到扣钱的风险就很大了。冬天，为了能多睡会儿，她常常带上毛巾到公司洗脸。晚上回到家总要八点多，想着没过几个小时就睡觉了，为了怕胖，晚饭只吃菜，不吃主食。
魏红芸所在的部门是六天工作制，这是要来上班的时候就谈好了的。魏红芸现在承认，当时真没想到一周工作六天是这么要命的一件事。读书的时候魏红芸有个要好的男孩子，去年两人开始真正处朋友，但只交往了半年就分开了。“真没时间谈啊。” 魏红芸说。
魏红芸的月薪，是税后2500元。
她不存钱，也存不下。最大的花销，就是买衣服。公司对员工着装有严格的规定：有客户来的时候必须正装，平时必须穿有领、袖的上衣，裙子不能超过膝盖，夏天的鞋子不能露脚趾。有一次，魏红芸穿了一条坎袖的裙子上班，被领导严厉批评，勒令今后必须放一套正装在公司。魏红芸比较注重牌子，她买一套职业装的价位基本在800元到1500元之间。
虽然工资不高，但还要维持“白领”的体面。
在魏红芸看来，现在的公司并非理想，但比起第一份工作来，已经好得太多。在第一份工作中，初涉职场的她不留神卷入了一场办公室政治的旋涡中，离职前几乎有一个月的时间，她天天下班后就钻进路边的电话亭，躲开同事和室友，在ic卡里跟妈妈哭诉工作中的委屈，站着哭到天黑。
消失的“白领幻影”
很多年后，她突然觉得，自己不是白领，白领是那些很忙的人
1998年，吴菲毕业于国内某重点大学。还在学校的时候，香港女作家梁凤仪的“财经小说”风行一时，梁的小说吴菲看过很多，小说中描写了很多叱咤商场的职业女丽人形象。临近毕业时，吴菲已经特别不想继续读书了，她渴望着能做一个office小姐。
后来，她顺利进入中关村一家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工作。这家企业是上市公司，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在初入职场的前两个年头里，吴菲觉得自己当然是个白领。
上班后的第一个月，她就给自己买了一部手机，当时光入网费就1600元。她试图兑现时尚杂志上的白领做派：出门打的、置职业装、高档护肤品、还时不时地上饭店吃大餐。薪水月月花光自不必说，吴菲还曾做过一桩现在看起来近乎疯狂的事：1999年冬天，当时她的月薪是2000多元，却花3000元买了一件羊绒大衣。为此，她和妈妈吵翻了。
意气风发的白领心态，在入行两年后已经消失。五年后，吴菲跳槽。
2003年盛夏，当吴菲一身正装走进位于新闻大厦的新东家上班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同事们的着装比原来的公司随意了很多，有人甚至在办公室里穿着短到几乎说不过去的热裤。
此时，月薪7000元的吴菲虽依然常去大商场流连，但更多是在万通小商品市场、动物园服装市场等地，和学生、下岗女工们一起淘那些50块钱上下的裙子、10多块的t恤。自己动手搭配，效果也还不错。
吴菲买过《格调》，看过话剧，练过瑜伽。所谓典型的白领文化生活，她都尝试过。但她承认，唱歌、看电视剧这些俗不可耐的爱好仍是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因为这可以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
现在她觉得，决定白领不白领的因素，是生活方式：高付出、高回报的生活方式。
吴菲说，放眼看去，那些白领们，个个行色匆匆，目光呆滞，在这个时代，格调还有，但大家没心情太过讲究了。
白领“家常化”
当“白领”这个字眼还在满世界的广告词里招摇的时候，肯坦然认为自己是白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很明显，这样的白领生活，并非他们曾经想要的
“每天清晨，当我把蓝色的胸卡往衬衣左边的口袋一塞，骑上单车哐啷哐啷的时候，嘈杂声让全大院都知道，这个‘伪白领’又要上班去了。”一个在位于北京太平洋电脑大厦内的网络公司上班的小伙子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描述一天的开始。
事实上，当“白领”这个字眼还在满世界的广告词里招摇的时候，肯坦然承认自己是白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在从同一幢高档写字楼里走出的面貌相似的人们中间，月薪两三千的，认为挣七八千的才是真正的白领，挣七八千的，认为挣一万以上才是白领，而挣一万以上的，则反过来认为那些挣两三千的才是白领。到底谁是白领？大家为什么对“白领”身份如此不自信？
体制外的“先行者”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白领》一书中的描述，白领为科层制中非体力劳动的雇员。在美国，政府官员、银行职员、教师、推销员和办事员等都是白领的传统职业。
然而这并非白领的中国含义。虽然早在80年代初，白领一词就在民间用来指外企雇员，但学界认真考虑白领的意义，是在90年代末期。“在中国，白领是一个活的概念：谁是白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理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前系主任谢遐龄回忆，1997年他以白领为目标做社会调查时，课题的名字还不敢用“白领”，而以“城市里的新兴管理人员”代替。
他在做第一次关于“谁是白领”的调查时，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一致否认自己是白领。谢遐龄认为，中国白领一开始就打上了体制外的烙印。虽然现在体制内外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但这个烙印的影响依然深刻。白领俱乐部网站负责人秦伟说，俱乐部明确吸纳事业单位员工和政府公务员，但事实上这两类会员所占比例仍然非常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院长杨河清认为，白领既是职业群体，也是社会阶层。低阶层的人有时用“白领”来指所有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而上层人士却不承认白领也属于上层。
综合学界的几种主要观点，目前中国的白领人群应大致满足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非体力劳动的、高等教育背景的、较高收入的、多半是体制外的、多半是受雇于人的。
压力之下顾不上太多“面子”
过去一提到白领，总是和体面、高级、风光等感觉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白领却用真实生活展现着另外的图景。在城市中擦身而过，他们仅仅是平凡路人、甲乙丙丁。
白领的平凡首先体现在收入上。白领的收入，尤其是作为庞大白领队伍基座的普通文员的薪水，已经与他们所谓体制内的对应者或者蓝领工人相差无几，甚至更低。上海白领俱乐部接纳会员的收入底线是月薪2200元，而上海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中，普通工人的年收入也可以达到7至10万。中层白领靠贷款消费支撑着房屋、汽车等庞大的固定开销，而低层白领不仅自己存不下钱，还要依靠父母资助。
白领的生活图画更加家常化了。地铁里苍白疲倦的脸、小饭馆里扎堆吃工作餐的三五同事，都成为白领新的招牌形象。年轻白领通常花几百元与人一起合租房子，收集各种饭店固定时段的优惠券，名牌衣饰不打5折不买。
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白领价值观不再为人推崇。《时尚》杂志社公关经理徐聪原先是一个过去意义上的标准白领。来《时尚》半年后的9周年社庆酒会，让她有豁然开朗之感。那天，她做了一个夸张的发型，穿一条白桌布似的镂空长裤，引来众人的赞叹。老板称许她：“这多好！以前我还以为你挺白领的呢。”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针对白领消费观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无论是服装，还是其他类型的消费上，当下白领都趋向务实、随意，不会为了面子委屈自己。
在这个年代，白领几乎成了“脂肪肝和早衰的代言人”。来自零点指标数据网的《2003年白领工作压力研究报告》表明，近三分之二的公司白领表现出需要问医的心理疲劳症状，其中，“在太短的时间有太多事情要做”和“不得不迫使自己跟上新科技或本领域的发展”被并列为首要工作压力来源。压力之下，年轻白领玩命工作，一些80年代曾经辉煌过的老白领现在跟不上了。
在过度推崇后名望下降
实际上，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白领阶层收入和社会声望的下降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到90年代，男性白领们与在经济衰退的70年代初工作的人们相比，每小时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美分。米尔斯在著作中说：“白领人士向各种高级因素借用名望的倾向非常突出。”而那些“白领群体成功地要求比工资劳动者享有更高名望的根基”本来就是“脆弱和含混”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白领的社会声望必定会下降。更何况，在中国，白领的社会经济地位确实曾被过度推崇。
零点调查公司总裁袁岳介绍，北京的白领人口大概占18%-25%，而全国总人口中白领的比例连3%都不到，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典型的蓝领社会，但正因为在这样的贫穷社会中，操作型工作者普遍被蔑视，白领“美好生活”的虚假概念甚至在农村都有广泛的影响。
90年代中期之前，大学生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而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经济本位思想的流行使大学生的就业目标很快从“国家干部”转向了“城市白领”。“1997年高校开始扩招后，国家政策作为宏观环境与家长孩子作为行为主体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不约而同地强化了高等教育目标的白领职业幻影。” 袁岳说。
袁岳称，从职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蓝领、高级蓝领、普通白领、高级经理人在数量上组成了金字塔型结构。高级蓝领不发展，就很难养活足够的办公室人。高校大举扩招的结果，必然造成白领人才的贬值。
2002年，大学毕业生见习期结束后的正式月薪达到高峰的4000元，而到了2003年，第一批大规模扩招后的学生进入职场的时候，起薪降到了1500-2000元。杨河清认为，现在的低工资，有点矫枉过正。高等人力资本投资过高，造成的社会压力，势必在方方面面显示出来。
杨河清倾向于把白领的“家常化”解释为白领内部结构产生分化的结果。以外企人才为例，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艳珍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语言是外企人才所需的核心素质，后来在语言能力之外，又加上了国际贸易知识，到90年代中后期后，外企的本地化程度更高，多职能，多层次的人才结构建立起来了。相应地，根据不同的职务、绩效，薪酬体系的级差很大。
杨河清认为，眼下白领的起薪虽低，但是提升快，而这是蓝领和农民工不可能获得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说，白领的“家常化”也是市场化下的人力资源体系从初级向高级进化的表示。-
白领20年：云端归来
20多年来，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职业群体、社会阶层，中国白领曾划过的绚丽、迷离的轨迹，再也不会重来
改革开放之初，外企开始在中国内地设立办事处，紧接着有了外企的中国雇员。1979年11月，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fesco)成立。这个时间大致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第一代白领出现的起始点。整个80年代，白领几乎就是外企员工的代名词。
最早的白领人才基本等同于外语人才。在封闭30年后的中国，这种人才寥若晨星。有一次，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曾辗转在一家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个自学外语成材的青年，可厂里死活不肯放人。于是为此找到街道、区政府、区工会、集体企业管理办，耗时两个月，最后那青年被厂里登报除名，才成为一名外企翻译。“白领一定是体制外的人”，这一观念很长时间中占据着人们的头脑。
除了自学成才者，像洪晃那样70年代的留美学生更是物以稀为贵。1984年，在成为职业出版人之前，洪晃留学归国，在一家美国外企找到第一份全职工作，月薪800美金，而当时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每月56元人民币。
拿着百倍于普通人的工资，80年代的洪晃却“对奢侈没有概念”。最“奢”的时候，她在天坛附近的乾隆绸店买回一千多块钱的绸子，回家即被母亲数落；平常，她在家里自己做饭，出行时坐公司的车。
1985年5月，上海第一幢涉外高级写字楼联谊大厦开盘。从这幢上海第一座全玻璃幕墙建筑中进出的男女，个个体面至极，以致一些80年代毕业的上海大学生如今还在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联谊大厦上班。”
1988年，《解放日报》登出第一则英文招聘启事，应聘者如云。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人在停薪留职的名头下，做出了在那会儿看起来仍属惊天动地的选择。当时外企员工的薪水普遍是体制内的5到10倍，文秘、司机等也是每月五六百外汇券。
北京外企人才服务公司副总经理张艳珍回忆说，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要想成为一个高薪白领，体制内的房子是最大的后顾之忧。因此，当时中国出现了很多夫妻双方一个在体制内一个在体制外的“两栖家庭”。这时候，一些白领也开始张扬、炫耀，他们频繁光顾城内有数的几家西餐厅，把砖头般的“大哥大”放在桌上后，便开始夹杂着英文词的高谈阔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人事、社会保障、流动就业制度的不断松动，人们对体制外就业开始有信心了。1993、1994年，外企进入快速膨胀阶段，大量民营第三产业中的雇员也加入了白领阵营。
1994年，宁静主演的电影《奥菲斯小姐》公映，白领社会声望的黄金时代到来。
在消费方面，80及90年代前半期的白领，虽然收入数倍于体制内的同龄人，但受整个信贷环境缺失的影响，消费力并不突出。90年代中后期开始，白领成为各种宣扬高消费的商业动机“围追堵截”的对象；时尚杂志、流行影视作品、流行文学合谋把白领塑造成“美好生活”的代言人。就在此时，白领内部分层加剧，中下层白领与其他社会阶层人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进入2000年后，外企数量进一步增加，1998年上海注册的有2万家外企，到2005年增为12万；民营力量席卷包括文教、卫生等在内的各个领域；公务员涨薪，政府实际上成为白领的最大雇主，体制内外的界限变得模糊。一方面，从人数上，白领的规模空前扩大；另一方面，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的第一批毕业生走上职场，白领降薪寒潮骤至。在90年代白领神话中接受高等教育并初入职场的人认为自己并没过上想象中的白领生活，很多人称自己是伪白领。
正如洪晃所言，白领，作为“中国第一批职业人员，一个勤恳且辛苦的阶层”，已由云端回到凡尘。-
“伊于胡底”的白领们
白领们的压力之大，使得他们近年来成为各种维权的带头人，他们甚至一改不关心国事的习惯，而成为有所宣泄表达的爱国者
我国的现代转型，使人们“恍然大悟”地理解到，其成功必然寄望于市场空间的拓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如今改换了称呼，叫公民社会。
这种依附型的现代转型，使得人们天真地或不怀好意地为“市场经济”、“公共空间”、“中产阶级”呐喊助威，我国的“白领”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粉墨登场”。作壁上观的阶层或人们要么沉默，要么突然间暴发出一阵响彻云霄的欢呼，他们看着这个年轻的阶层如猴一样被戏耍。
除了对知识分子的爱恨交织外，社会、民间也不吝表达对白领的关心。人们已经在顺口溜里表达了对白领们的嫉羡，并用自己的等级观念为白领们分类：“一等女人嫁美军，二等女人嫁皇军，三等女人嫁国军，四等女人嫁伪军，五等女人嫁……”这种势利且不论，白领们确实承载了太重大的社会使命：人们希望白领们先富并带动女人家眷进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人们希望白领们能够独立于传统的体制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
当是时也，白领们也确实表现出一种新鲜气象。他们有自己的形象标识，“绝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主流生活价值，他们很早就拒绝了。”但他们自成了主流，无论他们如何另类、各色，他们确实消解了“崇高”，他们给我们社会引进了“格调”。白领成了青春永驻的代名词。他们制造了时尚，引导了一个传统的土得掉渣的社会如何吃穿，如何使用电器，如何进行网络的虚拟生活。
社会学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认为，一个社会总有中间层起着稳定的作用，甚至在60年代那样一个总体性社会里，尽管社会运动不断，却能保持长期的稳定，也是因为它有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利益有所保证的中间层在社会结构中起到的特殊作用，使得他们完全可被称之为“准中产阶级”；当代中国也是，改革开放中期的中国社会，如要评中坚力量，评选“准中产阶级”，也许人们都会推选白领们。
但这个阶层缺乏自我意识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总是被他人命名，比如被称为“小资”；他们缺乏大的社会关怀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跟“愤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冲击了传统体制，比如“单位社会”几乎被他们冲垮，他们没有表现出大的社会关怀，但他们的关心是具体而细微的，在环保、动物主义、发展主义、女权、弱势等领域，白领们是先行和最有力的支持者。
时移世异，单位社会跟市场联手反噬他们，白领就成了待宰的洁白无辜的羔羊。股市、房市、车市、教育、医疗，甚至利率，每一种被单位圈定的市场之手都来剥他们一层皮。白领们的生活节奏依然飞快，只是多了紧张和压力，他们对未来已经没有了从容和预期。他们在我们社会里的地位，连才进城没几天的农民都看出来了：他们哪里是中产阶级，要说今天的中产阶级，倒是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一体化或联盟化的公务员队伍。白领们只是高级打工仔而已。白领们的压力之大，使得他们近年来成为维权的带头人，他们甚至一改不关心国事的习惯，而成为有所宣泄表达的爱国者。
说白领回到家常，回到了一种正常的序列，就像说他们曾被不正常地对待过，他们从天上跌到地上，从云间跌落红尘，不过是说明白领回归了传统，或说被传统社会收编了。但一个社会的“准中产阶级”或中间力量，一个社会的转型不得不依附于公务员队伍，岂不是比指望白领更有悲喜剧意味。改革开放一圈，社会结构在增富中回归了它的本性。那些指望中产阶级、市场空间、白领、公民社会的朋友不知“伊于胡底”。
让一部分人承担现代转型的重任是不切实际的，效果也不大，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这种时代精神里消磨人生。让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从赞美发明承包制的农民，到指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经济能人和企业家，到公务员；从温州模式到珠三角到长三角到上海；从改革一代到新的人类；从白领到志愿者；从阶层到地域到代际到义务奉献，我们做了看客，也做了吹鼓手。社会福祉和个人心态如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