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的命运与男人有关
来源：深圳商报
她们总把目光投向那些才智过人、意志超群的男人，盼望得到心智的滋养，可一旦真的与他们相处，又会发现自己的精神世界，时常受到强势智慧的挤压，在挤压下渐渐变形，渐渐破碎，原有的思维在无声无息中分崩离析，心中充满碎裂的惨痛……
女人的命运往往与她们对待男性的态度密切相关
女人的内心是微妙的，受过教育的女人，内心则更为复杂，我们只要略为做些思考，就不难发现，现代女性的内心世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微妙而复杂，既有出人意料的才智、敏慧和想象力，也有出人意料的悲哀———一种命定的悲哀。当然这里所谓现代女性，是指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在某些领域有所作为的女子，至于人生活在现代甚至当代，心却仍旧恪守传统道德的女子，内心自有另一番风采，但本文无意加以分析。
男人在现代社会仍旧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一点跟以往并无两样，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两性关系跟以往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女人受过教育了，经济独立了，拥有了相对宽广的选择空间，因此女人的命运往往与她们对待男性的态度密切相关———她们得自己进行选择，同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内心往往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如果男人在智性方面不如自己，便被视为毫无价值，甚至被视为没有头脑的腌肉或腌黄瓜。她们总把目光投向那些才智过人、意志超群的男人，盼望得到心智的滋养，可一旦真的与他们相处，又会发现自己的精神世界，时常受到强势智慧的挤压，在挤压下渐渐变形，渐渐破碎，原有的思维在无声无息中分崩离析，心中充满碎裂的惨痛，可哪怕就是这样，那些勇敢的现代女性也不愿退缩，所谓宁可忍受痛苦，也要拒绝平庸。
其实女人眼中的优秀男人，通常是不会体恤女人的。他们思想敏锐，行动果敢，充满男人气慨，极易赢得女人芳心，可无论是才智，还是意志，都只属于他们自己，都只是供人欣赏，供人遥念的品质，如果有谁以为与他们共同生活，就可以变得同样聪慧，同样坚强，那最好还是不要有这种梦想。变化当然是会有的，而且会有很多，但未必总会顺从自己的意愿。男人的才华如同熔岩，会将一切覆盖凝固，只留下自己，男人的意志如同战车，只负责扫荡碾碎，不会因为花朵而绕行。
女人只有拥有非凡的勇气，非凡的韧性，才能拥抱与他们结合的巨大的幸福，和伴随那幸福同时抵达的更为巨大的痛苦———内心世界嘎嘎碎裂的痛苦。
克洛岱尔的美丽消失了，才华耗尽了
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是史密斯女子学院的高材生，生就一张俏丽的脸庞，曾被评为该校校花和“文坛美国小姐”，堪称才貌双绝，裙下的追求者不计其数。普拉斯当然看不上那些心智平庸的追求者，最后嫁给了比她大两岁的泰德·休斯。休斯何许人也？翻开当代英国文学史，就可以看见他的大名，冠在名字前面的是英国当代作家、诗人和评论家，当然这是后话。当年普拉斯嫁给他时，他的名气大概还不如普拉斯呢。
可泰德·休斯无疑是有才华的，这也是普拉斯欣赏他的原因，不过同时也别忘了，有才华就意味着有个性，有意志，个性和意志对于写作是好东西，对于婚姻是否也好，看看普拉斯的小说《钟罩》或诗集《巨像》，大概可以有所体会。
泽尔达这个名字，一般人不会太熟悉，可在二十年代的纽约上流社会，她却是以来自富庶之州弗吉尼亚的“南方才女”闻名于世的，同样闻名的当然还有她的容貌。泽尔达一生的欢乐和痛苦，都跟菲茨杰拉德息息相关，就是那个写出《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的菲茨杰拉德，因为她是他的太太。菲氏出身平平，当年为追求她，可谓吃尽苦头，泽尔达倒也不是那种市侩女子，非要多少两黄金才肯下嫁，她只要求他写出好作品就行。结果菲氏发愤写作，一举成名。作品荣登《纽约时报书评》排行榜榜首，两人在幸福中跳华尔兹，一直跳进市政广场的喷泉里。
可婚后的快乐是短暂的，须知泽尔达也非等闲女子，在写作上也有勃勃雄心，自认才华不在菲氏之下，可婚后的写作并不如她想象的那般顺利，菲氏写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但心里认为最了不起的还是他自己，夫妻经常争吵，恶语相加，她甚至声称菲氏的许多作品，都是她的手笔，最后进了疯人院。
再来看看克洛岱尔吧。克洛岱尔天性聪颖，姿容美丽，命定要与艺术结缘。她的哥哥是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曾在法国驻华机构任职多年，对东方艺术也素有研究。这样的天分，这样的容貌，这样的家庭熏陶，克洛岱尔当然自认是人中佼佼，不会把一般男子放在眼里。她看上了谁？罗丹，就是那个连毕加索、达利都要敬畏几分的艺术大师奥古斯特·罗丹！先是做他的模特儿，继而做他的情人，后来做他的助手。
跟罗丹朝夕共处，克洛岱尔的艺术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尤其是与罗丹亲密相守的那些时光，她独自完成了众多青铜雕塑。可是罗丹的名气毕竟太大了，他的光芒罩住了她的创造，每当她拿出一件青铜杰作，人们在赞叹作品的种种妙处时，都宁可相信它出自罗丹之手。克洛岱尔的美丽消失了，才华耗尽了，最后跟泽尔达一样，也进了疯人院，不过进的是法国的疯人院。
波伏娃的美丽就在于，
她并不想掩盖什么
或许还该提一下另一个法国女人德·波伏娃，就是那个常年伴随萨特周游世界的高个女哲学家。萨特生性叛逆，拒领诺贝尔文学奖，在“五月风暴”中与学生并肩筑街垒，声名显赫，无人不晓，但波伏娃认识他时，他还只是个年轻学生。他个头不高，比波伏娃矮多了，戴副深度近视眼镜，右眼已几近失明，可是波伏娃爱：她爱他不会操持家务，爱他不想结婚，爱他不在乎金钱，爱他不喜欢在一个地方生活太久，爱他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写作，嘲讽一切虚假的高尚，对任何原则都表示怀疑因为她自己就崇尚这种生活方式。只有跟萨特在一起，她才能巩固内心反叛的防线，积蓄更强大的反叛的力量。
她热爱这个男人，无微不至地守护着他，有时像母亲，有时像女儿，有时像妻子。萨特死后，她这样写道：“他死了，我们真被分开了，哪怕我死了，我们也不能重聚，可是我们融洽地生活过，生活了这么久，这就够了。”再也没有什么语言，能更好地表达一个女人的爱了。
然而这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半个世纪的风雨，波伏娃和萨特是怎样过来的，她如何与萨特的女友阿莱特一道，苦心经营“三人世界”，甚至还要容忍他与其他年轻女人交往，这其中交织了多少爱和恨，外人只要读读她的回忆录，就可以略识一斑。波伏娃的美丽就在于，她并不想掩盖什么，她在记录了他们生活的种种欢乐的同时，也记下了忧伤、痛苦和绝望，因而显得无比真实。
以上列举的两位美国才女和两位法国才女，结局都不太美妙，普拉斯在伦敦开煤气自尽，泽尔达死于疯人院火灾，克洛岱尔也在疯人院里度过残生，惟独波伏娃似乎幸运些，活了八十多岁。
当然这只是一些知识女子的命运，她们为自己的冒险付出了代价，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另一些知识女子则作出了另一种选择，艾米莉·勃朗特、狄金森、伍尔芙、薇拉·凯瑟等等，为了保护自己的精神空间，宁可终生独守“一间自己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