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汉武大帝霸业的理财之道
寻览西汉中期的历史，那场对匈奴的战争免不了让人感到惊心动魄。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时数十万大军在朔风中横绝大漠的苦楚，更不会领悟到大汉郡国的每一个普通百姓都曾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出过血汗。对当时那些曾经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来说，它更是一部斑斑的血泪史。
武帝初年秉承仍是文景之治的余业，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安定。那时候窦太后还活着，武帝本人也没有什么实权，左右掣肘。但是在建元六年窦太后驾崩之后，年轻的皇帝开始展露他的勃勃生机。鉴于和匈奴的和亲收效甚微，他仗着汉初七十多年来积累的财富，萌生了抛弃一贯的软弱立场，准备和匈奴一决雌雄的想法。也许是因为朝臣们一直憋着一口闷气罢，皇帝的这一提议马上得到了普遍赞同。于是在接下去断续的十多年里，汉朝十几二十万的军队经常迤逦远渡沙漠，主动对匈奴出击。在这场连绵不绝的拉锯战中，汉朝的人力物力消耗甚大，但匈奴更加筋疲力尽，何况以它的国土和生产方式，无论是物质还是人口都不足以和汉朝抗衡，许多次仅仅靠着他们飙如疾风的机动能力和忍耐冱寒的天性，才勉强得以幸存，即便如此，在几十年后仍最终落得一个分崩离析的下场。应该说，这场以农业文明对抗游牧文明的战争是极见成效的，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也不多见。除此之外，武帝还同时经营南越、西南夷、东北乃至西域。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战争耗尽了大汉朝七十多年来府库里集聚的每一枚铜钱和每一粒粟谷。虽然汉王朝在一系列的战争中都相继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一旦开始，在没有完全歼灭对方之前，就不可能说停就停。而这时如何筹措军费，无疑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于是很显然地，王朝的经济政策就到了必须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起初经济政策不合时宜
最先想出来的办法是出售爵位和纳钱赎罪。富人开始还有积极性，因为买爵位到了一定级别，就可以免除徭役及部分赋税。至于纳钱赎罪更是富家愿为的事，但这引起了一般百姓的怨恨，也成为当时的儒家攻击朝廷政策的口实，因为这破坏了即使在专制时代而法律犹能保障的相对平等，百姓的愤怒由此潜滋暗长。
更重要的是，这项政策搜集而来的钱帛，投到这场庞大的战争当中立刻无影无踪。显然王朝必须要想别的办法去筹措一切用度，包括军费，立功将士的赏赐费，鼓励内郡百姓移民充实边疆的安家费，甚至还有犒劳匈奴投降人马的衣食，等等。这一切都让帝国焦头烂额。祸不单行，连年的水灾也让汉王朝疾首蹙眉，长安使者虽然奉着皇帝的诏令敞开了郡国的每一个储藏粮食的府库，也不足以救赡，只好让灾民向关内迁徙，总共七十万人口，全部要靠国家赈救。当此之时，一系列理财之臣就理所当然地浮出了水面，开始在帝国的政坛上一展身手。
继而采用的办法是改造钱币，比如把一张白鹿皮裁成一尺见方，就可以值四十万钱，相当于四个中产之家的全部家产。这项政策虽然靠着强硬的政策施行，而且命令诸侯王朝觐聘享的时候，一定要用皮币当成玉璧的铺垫，但显然是一种强买强卖的行为。这意味着，王朝只要多杀一些上林苑里数目繁多的白鹿，就可以换来他人的巨万家资。此外，政府还重新发行新钱，分为三品。这激起了百姓的疯狂盗铸，犯铸钱法当处死的人多得让朝廷不得不一再下赦令，光是前后遭赦的有上百万人。
类似的措施都成效不大，这意味着帝国还必须再想别的办法。于是，孔仅和东郭咸阳两个理财能臣开始闪亮登场了，紧随其后的还有在中国财政史上名声赫赫的桑弘羊。
理财能臣重棒挥向商人
他们采用的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盐铁专卖”以及“平准均输”政策。前者是指国家将盐铁收归国营，不让私人从中取利；后者是命令将天下百姓以实物充租税，全部运到京师，由官府统一售卖。这样，以前靠盐铁发家和贩卖盈利的商人大多失业，依仗贱买贵卖赚取差价的商人也自然无利可图。自由主义的商业日渐凋敝，一切都走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这对商人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自汉初以来虽然屡屡有诏令歧视商人，但从来没有这次对他们的打击来得沉重。毕竟在那时候，他们还可以靠着经济上的优势骄人，现在这一切却都成了明日黄花。饶有趣味的是，构思出这一系列对商人致命打击的三个人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都是出身于豪富的商人之家。孔仅是南阳郡有名的冶铁大族，东郭咸阳则是齐国威名赫赫的盐枭。至于桑弘羊，则出身洛阳的有名大贾家庭。他们自然从小就深知商人的得利来由，“反戈一击，易致敌人死命”。看来汉朝有关儒家忠孝的意识形态的确推行得比较成功，酷吏郅都就说过：“已背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司马迁也曾说过：“戴盆何以望天”。加上他们三个，又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除了盐铁均输之外，汉王朝还推行了一个对商人雪上加霜的政策，那就是“算缗钱”，要求凡是家里有轺车的，都要纳税，商贾则要纳两倍。而且商贾还必须自己估算家资上报，以便政府按比例征收财产税。如果故意隐匿家产，则家产全部没收。武帝开始的意图是鼓励商人“爱国”，能够自觉贡献财物来为战争等一系列用度出力。但商人们的普遍“觉悟”不高，只有一个河南人名叫卜式的，愿意献纳一半家产以助边用。武帝大为激动，赐给他“左庶长”的爵位，想用这种荣誉来鼓励天下其他富人效仿。但是这个授予爵位和荣誉的举动就像一粒卵石扔进了大海，没有泛起一点波浪。皇帝因此大怒了，制定了“告缗钱”的法令，鼓励百姓互相告发，如有富户隐匿家产不上报，告发者可以得到他一半家产，其余则政府没收。这项政策对富户的打击尤其重大，天下中产以上的富户由此基本上破产。虽然国家因此聚集了大量财富，可以应付军费，但政权也渐渐显露出它的危机。那时的百姓开始普遍抱着和秦朝末年的百姓一样的生活态度，那就是每天不再下地干活，而是吃好穿好，把家里的钱财全部花光，美衣甘食，不再储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只能苟且地过一天算一天。“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存钱，那无疑是一件再傻不过的事情。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这种严峻的社会状况大大影响了朝廷的决策，本来武帝还想趁着汉兵在西域的战绩再把城障向西推进一番，这时却只能赶忙下个罪己诏，向全国人民说声抱歉了。继而随着武帝的驾崩，汉王朝开始重新迈入了休养生息的阶段，轻徭薄赋，为后来的“宣帝中兴”打下了基础。
可以看到，武帝时代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都和当时的情势有密切关系。不可否认，武帝本人是一个奢侈的帝王，但绝不昏庸。他对自己政策的惨苛之处也了解得很清楚，比如“告缗钱”完全是对富户隐匿财物的报复。当然，依现在的眼光来看，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来盘剥百姓家产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在当时却有这样的必然性。也许在武帝的心中，他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他觉得既然为了抗击匈奴，臣民就应该有义务为国家出力。倘若匈奴真的打了进来，百姓们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理由即便放到现在，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我们不要忘记，匈奴对汉朝的侵略骚扰，是一个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骚扰，就像后来的蒙古对南宋的侵略一样，一旦亡国，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覆亡，甚至地球东方的这块土地上的文明都要普遍下降好几个档次。所以，武帝对匈奴的用兵可以说是实不得已。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如果不是汉兵对匈奴人的一次次沉重打击，匈奴不会在后来内部分裂，最终一支归附，一支逃遁到中亚。从这一点看，武帝的这些经济政策无疑也有值得理解的成分。而且在桑弘羊的管理下，国家经济情况一有起色，武帝就马上废除了“告缗令”，所谓史家说的这个时候“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并非虚言。当天下郡国遭遇水旱灾害时，武帝也屡次尽力打开仓库赈救，乃至造成“县官大空”，比起历史上像唐德宗、明神宗一类搜刮民财完全为自身淫乐的皇帝来说，无疑是有高下之别的。
酷吏行为与经济政策相辅相成
武帝任用酷吏也常常引起后人的指责，但细察缘由，许多酷吏的行为都是和当时的经济政策相辅相成的。武帝曾愤怒宗室子弟一味享乐，将相公卿子弟也只知道斗鸡走马，不能像卜式那样自愿纳财以佐国家。他任用的许多酷吏也都是秉承他的意旨，对公卿大族犯法子弟毫不留情。这方面张汤就是表率。张汤为人廉洁，而且常常对犯法的大户毫不宽容，对无势力的小民却常常假以宽贷。我一度相信，张汤在那时曾经得过一般百姓之心。《汉书》中虽然有一句“是岁，汤死而民不思”，却似乎正说明了张汤本来是值得百姓怀思的，之所以最后不思了，乃是因为他参与制定的经济政策后来伤害了百姓的利益而已。否则，一个酷吏，哪里用得着特意在史书里说明一句“民不思”呢？
历史的复杂常常让人不知所措，有时只能遗憾，当一个国家与野蛮为邻的时候，它的文明总是不能自我沿着特定的道路前进，而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今天我们可以痛恨桑弘羊的均输、盐铁政策完全摧毁了自由经济，使天下日渐“均贫”，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当时谁能解决这一矛盾呢？几十年后，当七十岁的桑弘羊在和霍光找来的一帮贤良文士在未央宫辩论时，尽管那些儒生一个个慷慨激昂，以道德君子自居，以百姓疾苦的代言人自处，但当桑弘羊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废除盐铁均输，那么军费何处去筹措？百姓愿意加赋吗？匈奴打来了有办法应付吗？”这些儒生们没有一个能正面对之辩驳，他们只能可笑地诉诸道德：“不能柔远能迩，是因为我们的道德修养不够。如果我们的道德修养足够了，那匈奴不但不会打我们，而且会喜滋滋地归附。”这是些什么话？也许儒生们脑子中确实有坚定的信仰和道德，但也未必。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愿意像卜式那样自愿从军，希望“父子死南越”的。何况就算有道德，但不适用于现实，又徒呼奈何！
每当我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不禁感慨。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是多么渺小，我知道自己如果处于那个时代，一定会对武帝给我们带来的困苦生活大加抱怨。毕竟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多数人都是抱怨的，因为我不能看到我为了什么去牺牲。有时候我也想，为什么像桑弘羊这样一个理财高手，也曾叱咤风云一时，却没有资格在《汉书》的列传中占一席之地，也许就是这种普遍怨恨的结果罢。只是当我坐在灯下细绎那个时代的内外背景时，才有可能做出稍微客观的评价。虽然，这种客观在他人看来也许要在前面加上“所谓的”三字。
（来源：东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