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同性恋者们的心态纪实
走路扭扭捏捏，说话嗲声嗲气，举手投足都是“娘娘腔”……这似乎已经成为同性恋者印在普通大众脑海里的固有形象了。然而，部分同性恋者近日敞开心扉，向记者讲述由于社会歧视和偏见、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给他们的感情、工作等多方面带来的沉重压力。
“其实，我们是正常人，但是仅仅因为性取向不同，就被当作‘怪物’，过着不正常的生活。”这是来自同性恋者的肺腑之言。从与他们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中，记者能明显感觉到，这个隐匿群体生存的艰难和内心的苦涩，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群。
一名同性恋者的心态录纪实
通过云南省健康教育所的牵线搭桥，记者终于顺利与男同性恋者于强(化名)在昆明一家酒吧见了面。
夜幕刚刚降临，借着灯光，记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于强身穿米色的T恤、蓝色的牛仔裤，留着精干的板寸头型……这与众人眼里千篇一律的“扭捏作态、嗲声嗲气”的同性恋形象大相径庭。如果不是预先知道，记者根本不相信面前这位微笑着问好的小伙子竟是一名同性恋者。意外的好印象让记者此前的担心和忐忑不安烟消云散。
按照于强事先提出的要求，记者特地选择了酒吧一个较为僻静的包间。于强今年26岁，他对记者说，17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班里的一位男生，经过查找资料对比，于强确定了自己属于同性恋。“恐惧、无奈、痛苦席卷而来，我每天都怀疑自己不正常，不停地问自己怎么办？下半辈子怎么过？”
1999年，暗恋三年的“男朋友”找到女朋友后，于强更是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那时我甚至想到过自杀。”于强似乎陷入了6年前的“失恋”绝望之中，“万般无奈之下，我抱着一位好兄弟嚎啕大哭，并告诉了他真实情况。”
为了坐得更舒服些，于强把一个靠垫放到了自己的背后，喝了一口西瓜汁后继续讲述他的经历：很多同性恋者都要经过类似的苦难期，特别是喜欢上异性恋者更加痛苦难熬，因为不敢向对方表白自己的感情。
于强足足花了2年时间才从绝望和黑暗中走出来。他轻轻弹去烟灰，如释重负地说：“2001年，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名为‘BOY SKY'的同性恋网站，终于感觉找到‘组织’，回到‘家’了……”
从那以后，网络就成了于强心灵倾诉的重要平台。在那里，他可以和圈子里的人进行心与心的沟通，倾诉自己的感情，不必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在那里，他能够认识、结交更多的同性恋朋友，不会受到任何歧视。于强认为这是网络最吸引同性恋者的地方。“在这里，圈子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展示真实的自我，释放压力，敞开心扉，不会感到孤独。”
渐渐地，于强开始尝试走出阴影，积极向上地生活、学习和工作。但是，在现实中，于强只能深深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把自己伪装得和社会主流人群一样。据于强介绍，同性恋迫于各种沉重的家庭、社会压力和负担，不敢轻易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对自己最好的朋友，甚至是亲人都得守口如瓶。因此，同性恋者把自己称为“躲在柜子里的人”，不能见光。9年时间过去了，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四、五位“铁杆哥们”知道于强的性取向。
于强说，圈子里有两类明显“出柜”的人，一类是大家通过其外貌、举止行为就可以判断出是同性恋的人，即比较女性化的男同性恋，圈子里称这类人为“CC”。由于被认为给同性恋者抹黑，“CC”在圈子里是不太受欢迎的；另一类是父母思想比较开明的幸运儿。“但这两类人都是极少数，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我不赞成其他人盲目‘出柜’。”自称是“半出柜”的于强向记者道出苦衷：“仓促‘出柜’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风险很大。首先可能要和父母断绝关系，其次意味着失去工作、同事和朋友，最后可能落得孤家寡人的悲惨下场。”
于强和父母相处融洽，经常回老家看望双亲。但是，于强至今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是同性恋。每当父母催促他找女朋友、结婚成家时，于强就绞尽脑汁找各种理由搪塞。现在，于强和自己的“男朋友”在出租房里，过着幸福的二人世界。“因为社会歧视，家庭和工作等原因，同性恋的感情是‘易碎品’，大多数只能持续几个月，难以长久，不稳固。”于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忧伤和茫然，“我不知道到底能和他相处多久。”
“永远不结婚”是于强下定决心要走的道路。这意味着将会伤害父母，要愧疚一辈子。但是，“如果选择结婚，取妻生子，我的负罪感会更加深重。作为丈夫，我要欺骗妻子，隐瞒实情；作为父亲，我没办法和孩子交代……与其建立一个彼此伤害的不幸家庭，不如在夹缝中争取自己最大的空间。”于强对幸福和自由的理解，远不逊色于普通人。
并不是所有同性恋者都能顶住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事实上，圈子里大部分人最后被迫走向婚姻，像于强这么坚定的人少之又少。“无论选择独身、结婚、或是结婚又离婚，对同性恋者来说，都只能用艰辛来形容。所以大多数同性恋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和自闭症。”透过于强爽朗的笑声，记者感觉到了他的无奈。
于强说，圈子里的人都渴望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像异性恋者一样，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被当作“怪物”。“比如，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还可以带着自己的‘男朋友'高高兴兴地回家，与家人团聚。”于强说这是他的美好理想，也是圈子里所有人的愿望。
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于强与记者无话不谈，也毫不忌讳同性恋的任何话题。但是，为了掩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于强坚决拒绝透露其姓名、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只能给记者留一个QQ号码。他苦笑着解释说：“这是出于无奈，自我保护嘛。”
同性恋是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从犯罪、绞刑架处死，到性变态，再到欧美一些国家认同的正常现象等，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另一个标志。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此前，同性恋被归类为性变态。
长期致力于同性恋问题研究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说，在生物学的概念上，不分国家、种族、文化和贫富的差距，同性恋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为2%-5%。据他估计，目前，我国15岁至60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为1000万。当然也有部分同性恋是临时性的，会转为异性恋。卫生部有关研究人员也表示，同性恋的数字是恒定的。
近年来，我国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逐渐改善，但是，专家普遍认为，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处境依然十分艰难，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长期以来，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的同性恋者，大多生活在恐惧和愧疚之中。专家曾对生活在大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青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因为受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超过半数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一位同性恋者对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我们是正常人，也渴望在阳光下自由地生活，可是由于性取向不同，就被当作‘怪物'，过着不正常的生活。”
正是因为歧视同性恋，导致了很多社会不稳定行为的发生。张北川通过跟踪调查后得出一组沉重的数据：男同性恋者由于被歧视和缺乏正常的、良好的交往环境，38%曾因自己的同性性活动遭遇伤害，21.3%遭遇过异性爱者伤害，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侮辱、殴打和敲诈等。“只有在一个群体普遍被严重排斥时，才会出现如此多的相互间的伤害行为，并非该人群普遍存在人格问题的结果。”张北川说。
由于生存的艰难，这个庞大的沉默群体隐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长、昆明男男性行为者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负责人段勇告诉记者，目前，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高达2%-5%，远高出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男同性恋者已成为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已是尽人皆知。一名致力于预防艾滋病宣传的同性恋者说，“多性伴侣”是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各种巨大压力和负担，同性恋者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的渠道宣泄自己的感情，不能和所爱的人共筑‘爱巢’，我们的感情悬在一根细细的丝上，一遇到外界压力，这根细丝就断了。因此，频繁更换性伴侣也就成为圈子里无可奈何的普遍现象。”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我国80%以上的同性恋者已经或即将进入异性婚姻，也就是说至少2400万同性恋者要建立家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间接地刺中了同性恋者的要害。张北川认为，目前我国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尤其对男性而言，因为他们承担着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的责任。“家庭是社会稳定的细胞，但是这些被迫建立的家庭大多是有名无实或是畸形的，其稳固程度要大打折扣，离婚时有发生，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张北川说。今年3月，江苏如东县沿南村就曾发生一起震动社会的女同性恋者活埋异性恋丈夫的惨剧。这也是全国首例女同性恋者杀夫案。专家对此发表观点说，在江苏这个惨剧中，正是由于丈夫对妻子同性恋行为的阻止，才引发了同性恋人的过激报复行为。
今年28岁的凡浩(化名)是一名同性恋者。原本他和女同性恋者李华(化名)只是要好的普通朋友，由于双方父母都逼迫其找对象结婚。两人便扮成彼此的男女朋友，应付家里的压力。凡浩的心情极为复杂，“先把女朋友这一关熬过去吧，结婚再拖两年。”已经有“男朋友”的凡浩和李华这样约定：将来建立家庭时互相不干涉对方的生活，可以带各自的朋友回家。为了将来融洽相处，他们现在找朋友时都要先通过对方“审查”。“我们四个人将来要生活在一起，当然得互相满意。”凡浩笑着说，“这是万不得以的选择，但至少我们没有欺骗对方，不会受到心灵的谴责，能给自己一点点安慰。”
段勇接触过许多同性恋者，其中大部分人与异性建立了家庭，并有了孩子。但许多人对妻子隐瞒，在外与同性恋发生性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婚后“双重生活”。这在圈子里是司空见惯的。“一个潜在的危险随之而来，如果丈夫与同性恋者发生性行为时，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段勇说，“一旦这个病毒扩散到众多家庭，那么在社会大众中间的影响就非常大，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同性恋问题，而是演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普遍认为，社会大众客观正确认识同性恋，消除偏见，社会尊重、家庭认可才能扭转3000万同性恋者面临的困境，解决这个特殊群体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同性恋者走出来的前提是有相应的政策保障，比如就业等方面不能受到歧视，避免他们刚公开自己的身份就遭到各种伤害行为。”段勇说。
与此同时，我国对同性恋、同性婚姻家庭、同性性侵犯行为的规范尚处于空白，“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也显得尤为重要”。张北川说，“目前，我国在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方面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条款，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也应有相应的保障条款，享受平等的权益，比如，同性伴侣共有财产的处置权和馈赠权利，以及结婚、建立家庭的权利等。”
昆明市民叶丽馨曾在玩网络游戏时认识了一名同性恋者，后来还在现实生活中见了面，成为好朋友。“过去对同性恋一直有误解，很排斥，但是通过接触后发现，同性恋者和普通人群没太大区别。”叶丽馨用同情的口吻说，“同性恋者的性倾向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也不是他们愿意的，他们已经非常痛苦了，还要遭受各种压力和指责，很不公平。”一名同性恋者对记者说，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与叶丽馨一样“宽容”，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将大大改善。
采访手记
与同性恋者从联系、见面、认识到采访，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记者战胜忐忑和害怕的心理过程。
采访访刚开始时，记者说话和提问都比较谨慎，担心会“惹恼”他们，尽量避免使用“同性恋”三个字，改用“像你们这样的人群”。渐渐地，他们的大方、开朗让记者不再心存顾虑，提问也开始大胆起来，他们也挺配合。不管是同性恋的生存现状、感情经历、婚姻爱情观，还是他们的困惑、需求、痛苦和快乐，只要是记者感兴趣的，他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除了性取向不同之外，更多的同性恋者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同事，有要好的同性、异性朋友，也常常三五成群地相约出游，或者进行一些体育锻炼。他们也能和记者在一起喝喝茶、打打牌，聊聊天，吐露自己的心声。
通过两次“亲密接触”，扭转了记者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看法和偏见。如果说记者此前更侧重于对这个群体进行负面报道，那么通过与他们的面对面交流，以及对一些专家和学者的采访，记者决定向社会大众讲述这个人群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呼吁更多人来接受和认可他们，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为他们创造一个“走出柜子”的基本条件，过上每一个人所应过上的正常生活。
责任编辑：王丽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