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外贸中正在逼近的危险
四川长虹上市10年来的首次亏损已成定局。
根据四川长虹2004年12月28日公告，公司应收apex账款余额4.675亿美元。即使公告称有希望收回1.5亿美元的前提下，公司依然有3.175亿美元坏账，折合人民币25.8亿元左右。但2004年半年报显示，2004年1—6月，四川长虹的净利润仅有6500多万，扣除掉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仅有1900多万。以此推算，长虹大约需20年才可以挣回此笔资金。
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多年国际贸易中数额最大的坏账案例，却并非惟一的案例。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庞大出口规模的背后，中国企业的海外应收账款总额至少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这个数值还在以年均100亿-150亿美元的净值在增加。随着出口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下越来越趋向于选择商业信用支付方式，一个危害至深的毒瘤——坏账率正在向中国的出口企业逼近。就此，本刊采访了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柴海涛。
《商务周刊》：信用证（l/c）这种以银行信用作为付款保证的支付方式，一直是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支付方式，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开始采用风险更大的商业信用支付方式？
柴海涛：为了控制风险，几年前有的国内企业甚至宣称严禁采用商业信用支付方式来进行出口交易。即使到现在，信用证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依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企业在开发新客户和新市场的时候对采用商业信用支付方式十分谨慎。但是，对于有一定信用基础的老客户，企业的付款要求已经有所放宽。商务部一项抽样调查显示，目前大约有20%的企业在对外贸易中选择了商业信用支付方式，其中包括了付款交单（d/p）、承兑交单（d/a）和赊销（o/a）。
海关统计显示，2004年1至10月中国完成出口4687.2亿美元。2004年全年出口额将有可能达到接近6000亿美元的水平。在出口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商业信用工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货物和服务最大限度的周转，使得效率大幅度提高。另外，国际贸易中竞争的加剧造就了全球性的买方市场，买方往往愿意采用对其有利的商业信用支付方式。因此，采用商业信用支付方式来进行国际贸易的竞争，应该是出口企业正当并且合乎情理的选择。
《商务周刊》：长虹与apex的交易就是采用了赊销结算，由此导致了其巨额的贸易坏账。这一事件应该给采用商业信用支付方式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
柴海涛：这个问题必须一分为二的来看。据统计，欧美市场80%－90%的交易是采用信用方式进行的。但就是如此悬殊的信用销售比例，中国的出口企业在坏账率方面仍大大高出欧美企业。有数据显示，美国企业的坏账率在0.25%－0.5%之间，而中国企业的坏账率高达5%左右，两者相差10-15倍。这说明运用信用工具本身未必是让企业产生坏账的根本原因。因为比较好的利用了信用工具，在同等规模同一行业的企业，欧美国家每年货物销售规模是中国4-5倍。从这个角度讲，信用经济的发达是一件好事。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使用商业信用工具的确导致了授信方的风险大幅增加。其原因就在于被授信方只是提供了未来兑现的承诺，而授信方为了这个承诺要付出真金白银。如何既利用商业信用工具帮助企业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又防止自身风险，这是国内企业目前需要研究的课题。
《商务周刊》：同样利用商业信用工具，为什么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坏账率差距如此之大？
柴海涛：根本原因是中国企业在使用商业信用支付方式的同时没有使用信用风险的防范工具。具体来讲，中国的出口企业在使用商业信用支付方式的时候缺乏三样东西。
首先，在信用交易的前期缺少对客户进行全面、真实、详尽的企业资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据商务部调查，中国涉外企业中只有11%建立了信用监管体系，其中又有93%是具有外资背景的跨国企业。很多国内企业没有认识到海外欠账的风险和成本，致使中国海外拖欠款中恶意欺诈占到66%。
其次，在信用交易中期，也就是交易行为发生时缺乏对应收账款及时的监控、预警和风险分散技巧。中国企业的内部信用政策是割裂的，通常对合作伙伴的信用评估由财务部作出，而坏账回收由销售部门去做，但是财务部或销售部都不能单独履行企业内部的风险避免政策。最合理的方式应该是企业内部有一个非常流畅的信用信息的沟通，有一个独立的信用管理部门来制定信用管理政策并且进行监管。正因如此，西方发达国家货物贸易中应收账款的回收率通常是37天，而中国2001年的数据为90-120天。我们的企业更多关注市场占有率，关注怎么把货卖出去，对一些重要的信用管理指标，比如整体销售额中应收账款的比例、应收账款到期后没有及时回收的比例、应收账款的运转周期等等，关注不够。
另外，企业在交易后期缺乏应收账款逾期以后及时予以追缴的技巧和能力。在逾期应收账款的追缴过程中，时间的因素非常关键。国际商账追收有一个经典公式，账款逾期如果能在3个月内及时予以追缴的话，成功率超过50%；如果超过半年，逾期账款回收比例大幅度下降到只剩下20%或30%；如果逾期一年以后再启动追缴程序，回收比例就只剩下10%。但中国的出口企业通常都是逾期账款沉淀下需要计提坏账的时候，才下决心提起诉讼，这就错过了最佳的追缴时期。
《商务周刊》：为什么长虹在对外贸易中会犯下如此大的错误？为什么在已有保理商的情况下，长虹依然有高达3亿多美元的应收账款无法回收？
柴海涛：apex之所以能够赢取长虹的信任，就在于其前期运作看上去非常规范。apex的惯用手法是头几批小金额的货款都能及时返款，随后以市场需求大幅增加为理由要求订单放量，并且以资金周转不灵为借口要求赊账,长虹因此被一步步拖入泥潭。从目前已经报道的事实来看，这很有可能涉及到商业诈骗的问题。
保理商在对公司进行专业评估后给出一个信用保险额度，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在信用保险额度内的风险。但是，保理商承担的只是企业的信用风险，一旦出现质量纠纷，保理商有权不予赔付。从目前实际看，中国企业更看重的是保理商提供的融资手段。
《商务周刊》：目前，国内家电企业在全球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大家电的市场中，分别占据着大约1/3、2/3和1/4的份额。出口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家电行业不计代价地寻求市场占有率，渴望成长的急切心态左右了企业的战略设计，直接导致了出口风险被放大。从长虹问题的暴露，我们可以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
柴海涛：我要强调的是，长虹的问题并不在于它选择的结算方式有误，它最大的问题是对信用额度的超额运用。目前中国很多出口企业给予合作伙伴的信用额度都是由企业领导人主观决定的，专业机构的评判对企业的对外贸易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通过大量个案的研究，可能出现信用风险的早期征兆是可以总结出来的。比如过去做得很好、长期都是一定规模的情况下突然要求增加定量，比如现在虽然也付款，但往往拖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比如原来沟通都很流畅但是在某几种订单的款项支付上对方总是推脱等等。但我们很多企业缺少这样的专业培训。企业内部要建立起一套出口贸易的风险管理和风险避免的工作机制，这才是真正的治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