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放弃百万年薪傻不傻？
梁冬
经历：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
现任职：百度公司副总裁
第一次哭得有些尴尬。大学毕业的分别，兄弟们抱头痛哭，挥泪校园，在倒车镜里梁冬还看到自己的泪光，但忽然想起毕业证还放在宿舍的桌子上……
而第二次却哭得痛快淋漓，那是在离开凤凰卫视的时候，梁冬泪流满面，他说因为“一个时代结束了” 。
“隅居”在百度10平方的办公室，显然比不了凤凰卫视几百平方米的演播厅，这里没有绚烂华丽的灯光，没有婀娜多姿的美女，更没有响当当的名望，但梁冬喜欢把他的办公室叫做自己的“阁楼”。
虽然梁冬对于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但是依然令人觉得担心。哪个工作一年可以有一半的时间周游世界，而且还能轻松地获得凤凰卫视百万年薪？恐怕这是很多上班一族到死也难以实现的追求，而梁冬却把它们统统丢弃了，这不免令人想到钱钟书笔下《围城》的味道。
梁冬有他自己的理由：“任何事情都有轮回，每年都有春、夏、秋、冬，所以人总要走到冬天，因此，你会更加珍惜春天、夏天、秋天，在冬天的时候，你知道收场是必须的过程。”
梁冬的悲观让人透不过气来，可他却说，“正因为你懂得了终极的悲观，才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去尽情的生长、体会、享受。”他不愿意见到被迫的收场，不愿意见到冬天的到来。
一夜成名
梁冬祖籍广东，因父亲是军人，小时候是和爷爷一起度过的。梁冬说他喜欢呆在爷爷身边，只是在思念父母的时候，才会回家住上一段时间。
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学生通讯社风起云涌，梁冬被好友董家耀拉着加入了广州学生社（广州当地的一家学生通讯社），后来又和董一起考入北京广播学院。
而正是当初学生记者的那个机缘改变了梁冬的命运。
大学毕业后，梁冬很幸运地进入了凤凰卫视，更在1998年来到了香港凤凰总部，至此开始了他的凤凰之旅。
突然有一天，一个机会跳到了一直做幕后工作的梁冬面前。台里需要一个节目主持人，两个条件：第一，对节目概念有所了解，第二，普通话不标准。梁冬觉得自己能行，还真就干上了。
在凤凰卫视第一次主持的节目，竟然是师姐鲁豫成名的《凤凰早班车》。鲁豫每次准备节目是早晨5点钟起床，而梁冬则整整提前了2个小时起床准备。
第一次直播，梁冬就犯了作为主持人的致命错误。节目还有3分钟才结束时，他就对观众说“咱们明天见”。主编冲进来告诉梁冬 ，还有两条新闻没有播。梁冬难堪地回到镜头前：“不好意思，这里还有两条新闻。”回家后，梁冬恨不得自己撞进马桶让水冲掉。
在主持节目的两周时间内，梁冬如履薄冰，最后甚至有些心灰意冷，想转行。“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很热，我就想加入网络的热潮。”但后来老师的一句话让梁冬决心留下来。
老师告诉梁冬：如果他作为一个失败的主持人离开这个行业，他一辈子都不会有一个英名。“‘你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来’。于是就爬了，终于爬到了一个不是最差的主持人的角色，证明给大家看。”梁冬很感谢老师当年的棒喝。
主持《娱乐串串烧》，梁冬就像一座沉寂多年的火山一样爆发了，并一夜成名。然而，此刻梁冬却对人生有了更多的反思。
30岁的反思
30岁生日，梁冬是在首都机场度过的。那天，他准备飞回广州，以一场高尔夫球赛度过自己30岁生日，但是不巧遇上大雾，雾把梁冬逼到机场的茶餐厅里，逼着他“胡思乱想”。
“我在想，一个人活到30岁的时候，他应该给自己一份礼物，听一下自己心里面的声音，觉得如果只能做一样，做行销是比做主持人于我而言更重要。”
梁冬那时有些厌烦了娱乐，“究竟什么才是我想要的？做娱乐节目本身，已经开始越来越八卦，只要道听途说就可以把节目做得收视率很高。我觉得这种事我能干，但是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梁冬说：“我还和当时的女朋友聊起这个话题，我说我就是想做一个娱乐厨子，炒盘回锅肉。”他半正式地讲起自己过去的故事。上大学的时候，北京广播学院有很多美女，但是梁冬都不敢看，因为自卑。那时梁冬就想，有朝一日要做一个工作，能直勾勾地看美女，而且可以调侃她们，还能挣钱。“到后来，全中国最重要的选美赛事有一半都是我主持。”
缘起缘灭的轮回
事情总是这样奇怪，当梁冬再次回到北京，选择的房子竟然和当初毕业时在凤凰打工租的房子相距不过500米。绕了一个大圈，梁冬又回到了起点。
梁冬喜欢一句话：“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梁冬的祖辈都信佛，他也信，“所有的缘都是跟你的心念有关。”
其实，梁冬和互联网结缘很深。早在2000年时，梁冬就认识了很多华南的互联网人，而作为圈子里惟一的非互联网人，主要在谈论他非常感兴趣的娱乐经济。2003年时，梁冬又作为顾问，帮助动感地带、腾讯、百事可乐做有关行销的工作。而在2004年的时候，虽然收视率没有下降，但梁冬投入到节目上的时间已经不多。
“那时候，我觉得我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我跟凤凰的刘老板聊的时候，我说我很愧疚，但是我内心已经清醒地觉得这不是我要追求的了。”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李彦宏。“当时百度邀请了很多媒体人去青岛玩，我就和李彦宏聊了5分钟，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说的每一句话，你听着不觉得怎样，过一会儿，你会觉得这话很有意思。”但是，那时梁冬还没有决心加入百度，他只想做个顾问，然后浪迹天涯，做有关中医的事情。
“可是，李彦宏坚决不同意这一点，他说做事情要专一，任何事情不投入百分之一千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是一个互相观察的过程。“很多人都觉得梁冬进入百度是一个很冒险的行为。事实上李彦宏花了很长时间来观察我，安排了公司所有的高管来跟我认真地聊天，我们开了很多次会议，他确信我是能够胜任的，然后才提出来的。”
在百度，梁冬重新整合了市场部而且想在大厦上立块广告牌子——“百度活在理想中”。这是百度抑或是梁冬的写照。
杨子
经历：中国巨力集团ceo
现职：演员
开亚洲惟一的超长悍马、用22万美元一只的vertu手机、戴46亿年前的祖母绿的戒指，在一位名叫杨子的ceo身上有太多让人说道的“卖点”。
这位集奢华与时尚元素于一身的年轻人，不仅仅背叛了他的事业，也背叛了他的家庭。
杨子所在的巨力集团做的是军工产品，它是世界最大的吊索具企业却很少有人知道。正因为此，杨子的第一次出镜显得不那么容易：他连续向集团董事会递交了4份请假申请书，董事会反复研究才批准，并且叮嘱他“有些镜头要注意形象”。
杨子的ceo身份倒是让剧组的道具省了不少心：需要扮演绅士时，杨子有一衣柜的阿曼尼最新款西装；需要跑车时，他随便就开来一辆保时捷跑车。
他自己每天的睡觉时间很少。晚上常常是通宵的拍戏，睡一小觉之后又得处理公司的事务，还得背台词。好在现在的办公设备发达许多，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传真机不断地接收公司的信息，六个助理伴随左右、随时待命。
自打因主演第一部电视剧《青花》，获得了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杨子已正式对外宣布他弃商从影的计划，2006年他将拍摄4部电影、160集电视剧，自称可能是明年中国最高产的影视剧演员。
自称对钱淡泊的杨子，却很在意自己的片酬，强调自己没有白干，更没有花钱买角色。在演了几部戏后，杨子得意洋洋地宣称，“我现在的片酬比某些腕儿还高。”
第一次演戏就获奖，这给杨子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以前的奖都是公司的，只有这个奖是我个人的。”这也让杨子一下子掉进演戏的“蜜月期”。
张醒生
经历：爱立信中国区总裁、亚信集团ceo兼总裁
现任职：盛禹铭集团董事长
离别亚信集团总裁职位近3个月后，刚满50岁的张醒生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深深的一鞠躬，双手抱拳向记者作揖，一身休闲装扮的张醒生似乎刻意要流露年轻的气息。
在爱立信的时候，没有人质疑张醒生是个腕儿；到亚信任ceo兼总裁，也没有人敢轻视他；可是，如果说自己做网游，他只能说是个“小字辈”。然而，张醒生希望重新找回自己的年轻。
不知道是不是给别人打工厌烦了，老张终于出来独闯天下。“我觉得职业经理人就像做一个保姆，尽力尽职是你分内的事情。但是，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自己从一个执行者变成一个真正的决策者。”张醒生说。
记得在几年前《英才》采访他时，张醒生还对作为职业经理人充满信心。但作为职业经理人，张醒生在爱立信、亚信受到限制颇多。张醒生必须同时面对经营业绩和公司发展的双重考验，以至于有时候，张醒生并不能最后作决定。这次“出逃”或许才是多年积累下的“怨气”的真实反映。
重新创业，张醒生选择了告别职业经理人生涯，担任盛禹铭集团董事长。而做职业经理人的老板或许会更了解职业经理人，这可能是张今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杜聪
经历：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曾任法国某银行副总裁
现任职：智行基金会主席
“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没有钱。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太孤单。” 一首歌这样唱道。英雄稀缺的大众狂欢时代，似乎只有金钱、权力才能让人一呼百应。
然而，人群中不显山露水，甚至略显羞涩的杜聪，放弃一家法国银行副总的高薪职位，义务为救助艾滋孤儿奔走。
又一个艾滋病患者去世。杜聪记得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记得他的溃疡、腹泻、低烧，记得他的欢笑和呻吟。
临死前，他把孩子托付给杜聪。想到这些没爹没娘的孩子，杜聪就想大哭一场。为了去看一个孩子，和孩子说句话，聊会儿天，他常常要坐十几个小时的车。“这值得，我的行动可能改变这个孩子的一生。”
看见人间最大的悲剧
杜聪本人的人生轨迹也因为这些孩子改变。2001年，他正担任一家法国银行副总裁，得知河南艾滋病村一些消息后，他亲自前往。
“我看见人间最大的悲剧，很多人死得毫无尊严，他们的生命被忽略掉，很多孩子没有父母照顾。如果我不能全心投入救助，就像看见大火在烧，浓烟滚滚，却不能去扑灭，只能绝望地看着一切毁灭。”
也许那时杜聪头脑中闪过儿时的一个景象。念小学时，祖母常带他吃点心。每次路上遇到乞丐，祖母就给他几枚硬币，让他送给乞丐，并嘱咐他，有能力时一定要帮别人。“他们需要帮助时，我有机会提供帮助，这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
在那个村庄的玉米地边，杜聪和同去的几个人抱头痛哭。他决心辞职。“我做事情都经常问最后的结果，而不是问方法，不是问第一步怎么做。”
辞职时，家庭也反对过。父母担心他做一份没有薪酬的工作，生活和前程会不会出问题。但他们没有怀疑救助艾滋孤儿这件事的意义。“我的母亲、妹妹都是佛教徒。我不是佛教徒，不过很欣赏佛教教义。我就用佛教的观念说服他们：积善因，得善果。从小，父亲就对我很有信心，给我很大自由度，这次看我很坚决，也没有多说。”
“我还是放不开”
可能是陷得太深，有几次杜聪差点崩溃。在艾滋病患区看到的恐怖景象紧紧缠绕着他，做噩梦是经常的。“我还是放不开。”
杜聪放不下。“艾滋病人的孩子可能要再生存几十年，如果无人关心，他们中有些复仇心理很重，一旦变坏，会影响社会几十年。”
艾滋孤儿一天天长大，他们需要的越来越多：学费，找工作，心理支持。杜聪说，我们要针对他们的需求做。不过，最让他沮丧的是，有些孩子很倔，铁了心去打工，不愿读书。
“这些孩子辍学率很高，他们只能呆在家里。资助他们重返校园，将来才能自力更生。”
但是，目前全国7.6万艾滋病孤儿中，智行基金会“只救助了3000多个，钱永远都不够用。不过，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我也没有雄心救所有的孤儿。”
在银行的工作经历，让杜聪的救助显得与众不同。在商业环境中，讲效率和回报，而“捐助艾滋孤儿时，要在最短时间内，捐助最多的孩子。同时，我们强调把智慧与慈悲，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天天抱着孩子哭，救不了他。要制定制度来约束救助，达到救助最大化。要用智慧做慈悲的善事。”
问到会不会放弃救助孤儿时，杜聪提高声音，激动起来：“我是有了以前10年赚的钱，才能现在做事。如果不影响救助孤儿，将来会考虑找份有收入的工作。目前，还没考虑。当初，我为这个放弃了所有，现在不会放弃这个。”
有个朋友捐钱给艾滋孤儿，杜聪表示感激。那朋友说，“要感激你啊，杜聪，你做了我不能做的事。”杜聪自己则认为，“我的作用，只是像把硬币从祖母手中接过来，代他们走了一点路。”
上次做体检，杜聪查出血糖偏高。性格上的内向与温和，也可能让他承受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压力。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会受不了。
罗红
经历：1992年创立好利来，1995年重拾起相机
现任职：好利来董事长兼总裁
一走进罗红的办公室，满眼都是他的巨幅照片：骑着马飞奔的、开着越野车溅起水花四射的。
最大的一张罗红显然最为满意，夕阳西下，他穿着一身黑衣、戴着西部牛仔帽，倚在越野车上眺望远方。
17岁就开始出外谋生的罗红，最初从事的就是与摄影有关的照片冲洗。攒的第一笔钱罗红就用它买了一台理光相机。也许从那时起，摄影情缘就已经流淌在罗红的血液里。
1995年，创办好利来三年之后，一次偶然的外出摄影，让罗红又重温了儿时的旧梦。这以后，不仅是他自己，好利来的副总裁们都多次和罗红一起出过远门，“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为了能拍到好片，罗红曾身处海拔4400米、温度达到零下16度的贡嘎山里，每天吃着大白菜和清炖羊肉，一等就是三天三夜。
“只有平凡的视角，没有平凡的人和事。”这是罗红开始摄影的第一个体会。不知不觉，他在10年里走过18万余里，摄影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最难忘的一次拍摄
今年初的一场大雪过后，罗红和一帮朋友赶到山西一个偏僻的小山庄，附近的居民却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天鹅的存在。找了整整一天后，终于，一大群的天鹅出现了，满眼都是白色。
罗红兴奋得在雪地里连打几个滚，当他按下快门时，手指甚至都在发抖。拍到第三天，看着天空飘着的雪花，同去的几个朋友都开始撤了。谁知，当天下午太阳开始露出光芒。
“我飞奔上车，赶往湖边，水塘里面的天鹅开始展现出各种姿态。”罗红边说边比划着，仿佛又回到那如同梦境的地方。
一阵狂拍，两张2g的存储卡很快就满了，仅剩的一名同伴赶忙帮他导卡。这时罗红的手机响了，先行离开的那帮朋友正在翻越秦岭，谁知大雪封山。他们回头一看，是万丈光芒。电话里，这几个朋友悔恨得都想跳车。
“人有时候还是执著一点好。”罗红认为自己极富激情，但在工作中并不能完全释放，在摄影的过程中，他这个“发动机”将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只会越转越快。
最大的收获
摄影让他学会了去授权，让部下更多的承担责任。
最开始要远行的时候，罗红特意买了个卫星电话，万一公司有重大事件，可以及时通知到他。“谁知，我带了两次，却一个电话也没有。”罗红说，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地球缺了谁也一样转。现在的他，甚至有时手机都不开。
有一次，罗红外出回来，一件亟需解决的事情在等着他拍板。罗红大发雷霆，他告诉手下“我随时都会坐飞机，随时都会没了，如果罗红没了，这个公司全都不转了，你们全都是一帮笨蛋。”
“很多企业家越做越累，我觉得是越做越轻松。”罗红说，明年他就要把总裁的职务让给一个32岁的年轻人。
来源：千龙新闻网
经历：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
现任职：百度公司副总裁
第一次哭得有些尴尬。大学毕业的分别，兄弟们抱头痛哭，挥泪校园，在倒车镜里梁冬还看到自己的泪光，但忽然想起毕业证还放在宿舍的桌子上……
而第二次却哭得痛快淋漓，那是在离开凤凰卫视的时候，梁冬泪流满面，他说因为“一个时代结束了” 。
“隅居”在百度10平方的办公室，显然比不了凤凰卫视几百平方米的演播厅，这里没有绚烂华丽的灯光，没有婀娜多姿的美女，更没有响当当的名望，但梁冬喜欢把他的办公室叫做自己的“阁楼”。
虽然梁冬对于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但是依然令人觉得担心。哪个工作一年可以有一半的时间周游世界，而且还能轻松地获得凤凰卫视百万年薪？恐怕这是很多上班一族到死也难以实现的追求，而梁冬却把它们统统丢弃了，这不免令人想到钱钟书笔下《围城》的味道。
梁冬有他自己的理由：“任何事情都有轮回，每年都有春、夏、秋、冬，所以人总要走到冬天，因此，你会更加珍惜春天、夏天、秋天，在冬天的时候，你知道收场是必须的过程。”
梁冬的悲观让人透不过气来，可他却说，“正因为你懂得了终极的悲观，才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去尽情的生长、体会、享受。”他不愿意见到被迫的收场，不愿意见到冬天的到来。
一夜成名
梁冬祖籍广东，因父亲是军人，小时候是和爷爷一起度过的。梁冬说他喜欢呆在爷爷身边，只是在思念父母的时候，才会回家住上一段时间。
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学生通讯社风起云涌，梁冬被好友董家耀拉着加入了广州学生社（广州当地的一家学生通讯社），后来又和董一起考入北京广播学院。
而正是当初学生记者的那个机缘改变了梁冬的命运。
大学毕业后，梁冬很幸运地进入了凤凰卫视，更在1998年来到了香港凤凰总部，至此开始了他的凤凰之旅。
突然有一天，一个机会跳到了一直做幕后工作的梁冬面前。台里需要一个节目主持人，两个条件：第一，对节目概念有所了解，第二，普通话不标准。梁冬觉得自己能行，还真就干上了。
在凤凰卫视第一次主持的节目，竟然是师姐鲁豫成名的《凤凰早班车》。鲁豫每次准备节目是早晨5点钟起床，而梁冬则整整提前了2个小时起床准备。
第一次直播，梁冬就犯了作为主持人的致命错误。节目还有3分钟才结束时，他就对观众说“咱们明天见”。主编冲进来告诉梁冬 ，还有两条新闻没有播。梁冬难堪地回到镜头前：“不好意思，这里还有两条新闻。”回家后，梁冬恨不得自己撞进马桶让水冲掉。
在主持节目的两周时间内，梁冬如履薄冰，最后甚至有些心灰意冷，想转行。“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很热，我就想加入网络的热潮。”但后来老师的一句话让梁冬决心留下来。
老师告诉梁冬：如果他作为一个失败的主持人离开这个行业，他一辈子都不会有一个英名。“‘你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来’。于是就爬了，终于爬到了一个不是最差的主持人的角色，证明给大家看。”梁冬很感谢老师当年的棒喝。
主持《娱乐串串烧》，梁冬就像一座沉寂多年的火山一样爆发了，并一夜成名。然而，此刻梁冬却对人生有了更多的反思。
30岁的反思
30岁生日，梁冬是在首都机场度过的。那天，他准备飞回广州，以一场高尔夫球赛度过自己30岁生日，但是不巧遇上大雾，雾把梁冬逼到机场的茶餐厅里，逼着他“胡思乱想”。
“我在想，一个人活到30岁的时候，他应该给自己一份礼物，听一下自己心里面的声音，觉得如果只能做一样，做行销是比做主持人于我而言更重要。”
梁冬那时有些厌烦了娱乐，“究竟什么才是我想要的？做娱乐节目本身，已经开始越来越八卦，只要道听途说就可以把节目做得收视率很高。我觉得这种事我能干，但是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梁冬说：“我还和当时的女朋友聊起这个话题，我说我就是想做一个娱乐厨子，炒盘回锅肉。”他半正式地讲起自己过去的故事。上大学的时候，北京广播学院有很多美女，但是梁冬都不敢看，因为自卑。那时梁冬就想，有朝一日要做一个工作，能直勾勾地看美女，而且可以调侃她们，还能挣钱。“到后来，全中国最重要的选美赛事有一半都是我主持。”
缘起缘灭的轮回
事情总是这样奇怪，当梁冬再次回到北京，选择的房子竟然和当初毕业时在凤凰打工租的房子相距不过500米。绕了一个大圈，梁冬又回到了起点。
梁冬喜欢一句话：“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梁冬的祖辈都信佛，他也信，“所有的缘都是跟你的心念有关。”
其实，梁冬和互联网结缘很深。早在2000年时，梁冬就认识了很多华南的互联网人，而作为圈子里惟一的非互联网人，主要在谈论他非常感兴趣的娱乐经济。2003年时，梁冬又作为顾问，帮助动感地带、腾讯、百事可乐做有关行销的工作。而在2004年的时候，虽然收视率没有下降，但梁冬投入到节目上的时间已经不多。
“那时候，我觉得我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我跟凤凰的刘老板聊的时候，我说我很愧疚，但是我内心已经清醒地觉得这不是我要追求的了。”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李彦宏。“当时百度邀请了很多媒体人去青岛玩，我就和李彦宏聊了5分钟，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说的每一句话，你听着不觉得怎样，过一会儿，你会觉得这话很有意思。”但是，那时梁冬还没有决心加入百度，他只想做个顾问，然后浪迹天涯，做有关中医的事情。
“可是，李彦宏坚决不同意这一点，他说做事情要专一，任何事情不投入百分之一千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是一个互相观察的过程。“很多人都觉得梁冬进入百度是一个很冒险的行为。事实上李彦宏花了很长时间来观察我，安排了公司所有的高管来跟我认真地聊天，我们开了很多次会议，他确信我是能够胜任的，然后才提出来的。”
在百度，梁冬重新整合了市场部而且想在大厦上立块广告牌子——“百度活在理想中”。这是百度抑或是梁冬的写照。
杨子
经历：中国巨力集团ceo
现职：演员
开亚洲惟一的超长悍马、用22万美元一只的vertu手机、戴46亿年前的祖母绿的戒指，在一位名叫杨子的ceo身上有太多让人说道的“卖点”。
这位集奢华与时尚元素于一身的年轻人，不仅仅背叛了他的事业，也背叛了他的家庭。
杨子所在的巨力集团做的是军工产品，它是世界最大的吊索具企业却很少有人知道。正因为此，杨子的第一次出镜显得不那么容易：他连续向集团董事会递交了4份请假申请书，董事会反复研究才批准，并且叮嘱他“有些镜头要注意形象”。
杨子的ceo身份倒是让剧组的道具省了不少心：需要扮演绅士时，杨子有一衣柜的阿曼尼最新款西装；需要跑车时，他随便就开来一辆保时捷跑车。
他自己每天的睡觉时间很少。晚上常常是通宵的拍戏，睡一小觉之后又得处理公司的事务，还得背台词。好在现在的办公设备发达许多，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传真机不断地接收公司的信息，六个助理伴随左右、随时待命。
自打因主演第一部电视剧《青花》，获得了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杨子已正式对外宣布他弃商从影的计划，2006年他将拍摄4部电影、160集电视剧，自称可能是明年中国最高产的影视剧演员。
自称对钱淡泊的杨子，却很在意自己的片酬，强调自己没有白干，更没有花钱买角色。在演了几部戏后，杨子得意洋洋地宣称，“我现在的片酬比某些腕儿还高。”
第一次演戏就获奖，这给杨子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以前的奖都是公司的，只有这个奖是我个人的。”这也让杨子一下子掉进演戏的“蜜月期”。
张醒生
经历：爱立信中国区总裁、亚信集团ceo兼总裁
现任职：盛禹铭集团董事长
离别亚信集团总裁职位近3个月后，刚满50岁的张醒生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深深的一鞠躬，双手抱拳向记者作揖，一身休闲装扮的张醒生似乎刻意要流露年轻的气息。
在爱立信的时候，没有人质疑张醒生是个腕儿；到亚信任ceo兼总裁，也没有人敢轻视他；可是，如果说自己做网游，他只能说是个“小字辈”。然而，张醒生希望重新找回自己的年轻。
不知道是不是给别人打工厌烦了，老张终于出来独闯天下。“我觉得职业经理人就像做一个保姆，尽力尽职是你分内的事情。但是，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自己从一个执行者变成一个真正的决策者。”张醒生说。
记得在几年前《英才》采访他时，张醒生还对作为职业经理人充满信心。但作为职业经理人，张醒生在爱立信、亚信受到限制颇多。张醒生必须同时面对经营业绩和公司发展的双重考验，以至于有时候，张醒生并不能最后作决定。这次“出逃”或许才是多年积累下的“怨气”的真实反映。
重新创业，张醒生选择了告别职业经理人生涯，担任盛禹铭集团董事长。而做职业经理人的老板或许会更了解职业经理人，这可能是张今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杜聪
经历：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曾任法国某银行副总裁
现任职：智行基金会主席
“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没有钱。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太孤单。” 一首歌这样唱道。英雄稀缺的大众狂欢时代，似乎只有金钱、权力才能让人一呼百应。
然而，人群中不显山露水，甚至略显羞涩的杜聪，放弃一家法国银行副总的高薪职位，义务为救助艾滋孤儿奔走。
又一个艾滋病患者去世。杜聪记得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记得他的溃疡、腹泻、低烧，记得他的欢笑和呻吟。
临死前，他把孩子托付给杜聪。想到这些没爹没娘的孩子，杜聪就想大哭一场。为了去看一个孩子，和孩子说句话，聊会儿天，他常常要坐十几个小时的车。“这值得，我的行动可能改变这个孩子的一生。”
看见人间最大的悲剧
杜聪本人的人生轨迹也因为这些孩子改变。2001年，他正担任一家法国银行副总裁，得知河南艾滋病村一些消息后，他亲自前往。
“我看见人间最大的悲剧，很多人死得毫无尊严，他们的生命被忽略掉，很多孩子没有父母照顾。如果我不能全心投入救助，就像看见大火在烧，浓烟滚滚，却不能去扑灭，只能绝望地看着一切毁灭。”
也许那时杜聪头脑中闪过儿时的一个景象。念小学时，祖母常带他吃点心。每次路上遇到乞丐，祖母就给他几枚硬币，让他送给乞丐，并嘱咐他，有能力时一定要帮别人。“他们需要帮助时，我有机会提供帮助，这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
在那个村庄的玉米地边，杜聪和同去的几个人抱头痛哭。他决心辞职。“我做事情都经常问最后的结果，而不是问方法，不是问第一步怎么做。”
辞职时，家庭也反对过。父母担心他做一份没有薪酬的工作，生活和前程会不会出问题。但他们没有怀疑救助艾滋孤儿这件事的意义。“我的母亲、妹妹都是佛教徒。我不是佛教徒，不过很欣赏佛教教义。我就用佛教的观念说服他们：积善因，得善果。从小，父亲就对我很有信心，给我很大自由度，这次看我很坚决，也没有多说。”
“我还是放不开”
可能是陷得太深，有几次杜聪差点崩溃。在艾滋病患区看到的恐怖景象紧紧缠绕着他，做噩梦是经常的。“我还是放不开。”
杜聪放不下。“艾滋病人的孩子可能要再生存几十年，如果无人关心，他们中有些复仇心理很重，一旦变坏，会影响社会几十年。”
艾滋孤儿一天天长大，他们需要的越来越多：学费，找工作，心理支持。杜聪说，我们要针对他们的需求做。不过，最让他沮丧的是，有些孩子很倔，铁了心去打工，不愿读书。
“这些孩子辍学率很高，他们只能呆在家里。资助他们重返校园，将来才能自力更生。”
但是，目前全国7.6万艾滋病孤儿中，智行基金会“只救助了3000多个，钱永远都不够用。不过，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我也没有雄心救所有的孤儿。”
在银行的工作经历，让杜聪的救助显得与众不同。在商业环境中，讲效率和回报，而“捐助艾滋孤儿时，要在最短时间内，捐助最多的孩子。同时，我们强调把智慧与慈悲，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天天抱着孩子哭，救不了他。要制定制度来约束救助，达到救助最大化。要用智慧做慈悲的善事。”
问到会不会放弃救助孤儿时，杜聪提高声音，激动起来：“我是有了以前10年赚的钱，才能现在做事。如果不影响救助孤儿，将来会考虑找份有收入的工作。目前，还没考虑。当初，我为这个放弃了所有，现在不会放弃这个。”
有个朋友捐钱给艾滋孤儿，杜聪表示感激。那朋友说，“要感激你啊，杜聪，你做了我不能做的事。”杜聪自己则认为，“我的作用，只是像把硬币从祖母手中接过来，代他们走了一点路。”
上次做体检，杜聪查出血糖偏高。性格上的内向与温和，也可能让他承受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压力。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会受不了。
罗红
经历：1992年创立好利来，1995年重拾起相机
现任职：好利来董事长兼总裁
一走进罗红的办公室，满眼都是他的巨幅照片：骑着马飞奔的、开着越野车溅起水花四射的。
最大的一张罗红显然最为满意，夕阳西下，他穿着一身黑衣、戴着西部牛仔帽，倚在越野车上眺望远方。
17岁就开始出外谋生的罗红，最初从事的就是与摄影有关的照片冲洗。攒的第一笔钱罗红就用它买了一台理光相机。也许从那时起，摄影情缘就已经流淌在罗红的血液里。
1995年，创办好利来三年之后，一次偶然的外出摄影，让罗红又重温了儿时的旧梦。这以后，不仅是他自己，好利来的副总裁们都多次和罗红一起出过远门，“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为了能拍到好片，罗红曾身处海拔4400米、温度达到零下16度的贡嘎山里，每天吃着大白菜和清炖羊肉，一等就是三天三夜。
“只有平凡的视角，没有平凡的人和事。”这是罗红开始摄影的第一个体会。不知不觉，他在10年里走过18万余里，摄影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最难忘的一次拍摄
今年初的一场大雪过后，罗红和一帮朋友赶到山西一个偏僻的小山庄，附近的居民却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天鹅的存在。找了整整一天后，终于，一大群的天鹅出现了，满眼都是白色。
罗红兴奋得在雪地里连打几个滚，当他按下快门时，手指甚至都在发抖。拍到第三天，看着天空飘着的雪花，同去的几个朋友都开始撤了。谁知，当天下午太阳开始露出光芒。
“我飞奔上车，赶往湖边，水塘里面的天鹅开始展现出各种姿态。”罗红边说边比划着，仿佛又回到那如同梦境的地方。
一阵狂拍，两张2g的存储卡很快就满了，仅剩的一名同伴赶忙帮他导卡。这时罗红的手机响了，先行离开的那帮朋友正在翻越秦岭，谁知大雪封山。他们回头一看，是万丈光芒。电话里，这几个朋友悔恨得都想跳车。
“人有时候还是执著一点好。”罗红认为自己极富激情，但在工作中并不能完全释放，在摄影的过程中，他这个“发动机”将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只会越转越快。
最大的收获
摄影让他学会了去授权，让部下更多的承担责任。
最开始要远行的时候，罗红特意买了个卫星电话，万一公司有重大事件，可以及时通知到他。“谁知，我带了两次，却一个电话也没有。”罗红说，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地球缺了谁也一样转。现在的他，甚至有时手机都不开。
有一次，罗红外出回来，一件亟需解决的事情在等着他拍板。罗红大发雷霆，他告诉手下“我随时都会坐飞机，随时都会没了，如果罗红没了，这个公司全都不转了，你们全都是一帮笨蛋。”
“很多企业家越做越累，我觉得是越做越轻松。”罗红说，明年他就要把总裁的职务让给一个32岁的年轻人。
来源：千龙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