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背景下的阶层地
7月中旬，关于阶层的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0日在成都市召开的“和谐社会论坛”上，专家强调指出，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由十大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2001年，当“十大社会阶层”的话题刚被提出时，曾经引起震动，而不久前，新华社全文发表了胡锦涛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科院与中共成都市委共同举办的这次论坛格外引人注目。
极具隐喻的阶层地图
7月14日正午是修路民工老王和同伴们的午休时间。他们在北京陶然亭路的街边席地而卧，头顶上是刺眼的太阳，面前是尘土飞扬的工地。
老王今年36岁，入行20年，是资深的修路民工，“一天赚80元，每月结账。新手的话，大约是40元左右一天。”老王说。“我们都住朝阳公园那边，平房，有床，一个房间240元。还好，还好。”白白的牙齿在黝黑的脸上极其显眼。
沿这条路往西走是菜市口大街，从菜市口大街向南，可以来到北京有名的“上访村”。如果向北走，可以到西单，那里是高楼大厦与五光十色的商业广告牌组成的现代都市场景，白领、金领、粉领出没频繁。
这是城市地图隐喻性的一角。而在上述极具隐喻性的地图上，这十大阶层都有分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已存在十大社会阶层，其中“中间阶层”占20%左右，“中低阶层”仍占人口的大部分。“该大的没有大起来，该小的没有小下去。这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稳定，是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组长陆学艺在7月12日的“和谐社会论坛”中指出，“和谐社会需要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缺乏阶层认同是现实
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一位科级干部看到这一消息时立即对照自己，“我原来以为是第一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但再往下看，这一阶层是指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行使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我再往下找，发现自己最适合的是第五阶层，办事人员阶层。”
按照阶层划分来看，办事员阶层是指协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处理日常事务的专职业人员。而他担心自己如果不小心工作会被抛向社会底层，他说，他周围的人对阶层划分都很有兴趣。
“传统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平均概念，少有中国人愿意露富，或是承认自己属于上流。而平均化的社会是不存在的。适当的社会差别能促进社会发展。”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表示，“无须恐慌阶层差别。”
25岁的张小姐在一家知名外企从事公关工作，父母都是外交官。但是张对这些学者进行的划分有不同的看法，“仅仅是浅薄的社会表象，真正所谓阶层不应该这么定义，这十种阶层划分只能说明社会上存在的工作种类，而有关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理财观念，都没有涉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社会学家龚维斌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称：“目前我国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人群之间的区别已经出现，并且日益明显。同时，这一切又处在剧烈变化中，人们对自己的自我设定也在不断变化。大家对阶层身份还缺少认同感。”
阶层极不稳定
按照中国社科院研究者的划分，根据职业状况，以及所占据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当前社会存在着十个不同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
所谓“社会上层”包括了第一、二、三、四类中的小部分人：比如院士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资产过亿的私营企业主，ceo级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大型国有企业高管，以及副部级以上干部等等。这些人大约占社会总人口的1%左右。
第五、第六类，以及一至四类中除了社会上层的那部分人，构成了我们现存的中间阶层，即所谓中产阶层，目前约占总人口的20%，并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
第七、八、九、十则构成了社会的中低层。这占据了中国人口的大部分。这些人所占有的组织资源几乎为零，经济条件较差，文化水平较低。其中农业劳动者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42.9%。
龚维斌分析道，形成这一社会结构，既与中国目前市场经济不完善有关，也与一些具体政策有关。比如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城乡差距加大，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正常流动；“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但中国却有农民工。这群人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造成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龚维斌说。
“我们需要平衡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现在是拿的多的太多，拿的少的太少。”陆学艺说，“比如近几年，知识分子叫苦的少了。但是农民、产业工人的收入却相对减少了。有些人甚至失去了土地与工作。他们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这是不公平的。”
陆学艺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称，“需要通过推进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改革，调整城乡、区域和就业结构，使农业劳动者阶层逐渐缩小，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逐渐扩大，引导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需清理阶级社会遗留弊端
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表述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社会阶层的讨论，逐渐进入学术领域。
“当时是改革初期，重提阶级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家都意识到旧的阶级论不太适合中国实际。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对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社会结构做出较为科学的划分，这是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社会政策的依据。”陆学艺说。
“2001年之后，中央文件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阶层一词。”陆学艺说。
尤其是胡锦涛“2-19”讲话第一次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一并提出，明确要求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
2005年2月21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
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在走向合理阶层社会时，需要清理阶级斗争时代留下的，已经不为现代社会所接受的东西，比如更应该注重个人权利的保护，注重人权的维护，摈弃政府万能的意识，需要建立服务型政府等。
用教育弥合阶层鸿沟
“事实上，阶层差别总是客观存在的，这并不可怕。关键是阶层之间能否公平合理地流动。”龚维斌说。
就中国而言，目前促进阶层流动的最大动力是教育。其他促进流动的方法还包括就业和收入分配。而后两者又与教育息息相关。
“教育不公平就是最大的不公平，”龚维斌与卢汉龙不约而同地表示，“阶层鸿沟的弥合首先要保证教育公平。”
“当我看到农村的孩子不能享受义务教育，看到城镇的孩子要支付择校费才能上好学校，都感到非常痛心。高等教育录取方面也存在着很大问题，拥有优势教育资源的大城市却能比边远的省份享有低得多的录取分数线。我国目前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存在着不平等。”龚维斌说。
“我们要保证的是，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希望的生活方式。”卢汉龙说。
专家指出，在进入2005年后，中国高层对公平问题的强调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胡锦涛总书记“2?19”讲话已经勾画出今后中国的社会政策走向，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演变。(来源：了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