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是天降神器吗？
《宪政古今》是美国宪政学家C.H.麦基文的一个讲稿，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在这本书里，作者用凝练的笔法大致阐述了宪政这一现代政治制度的历史源流，作者认为宪政从古到今的核心命题是人民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近代以来则表现为审判权的独立于治理权。通过对包括事件和学说在内的西方宪政史的简要梳理，作者像西方大部分宪政学者一样将其源头诉诸古希腊时代，其流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变包括罗马共和国时代以及后来的中世纪王权危机中产生的治理权和审判权的分殊，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近现代宪政主义的最终确立。
本书的两个主要概念是治理权和审判权，麦基文认为西方宪政架构之所以获得成功，核心原因就在于治理权没有能够僭越审判权，而审判权则是捍卫自由和权利的核心堡垒，因此维护法律就成为最要紧的事。麦基文在阐述西方最终形成规则之治的政府约束模式过程中，特别注重治理权、审判权之争背后更深的精神性原因，即如果没有宗教纷争就不可能有近现代的宪政，这与当代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在论述西方宪政理念基础时的观点非常相似——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观念。
麦基文对西方宪政的未来发展忧心忡忡，他认为治理权与审判权的过度平衡可能会导致责任部门针对人民的合谋，这种平衡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导致弱小单子的个人权利完全赤裸地面对巨大的国家权力，由此一切自由就会荡然无存，由于本书的时代背景是40年代，因此欧洲极权主义使得作者担心宪政制度是否会走上极权主义道路。但是，作者显然没有深入思考两种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及关联性的根由和差异性的根由，不必讳言，麦基文的的担忧虽然颇有远见，但在思想上是模糊的，这一深度在后来的米塞斯、哈耶克，尤其是弗里德里希那里得到了弥补，弗里德里希挖掘到两个孪生制度在精神背景上极端对立的性质（虽然它们某种程度上同源于逻格斯中心主义），而麦基文则仅仅关注它们的相似性。
不过，作者毕竟主要阐述宪政制度的古今源流，其着重点在于古今宪政思想与实践在历史和时空意义上的连贯性、变异性，以及连贯性基础上的变异性，这种思维方式当然不是他独有的，西方在16世纪社会革命之后（reformation仅仅被译为宗教革命是不准确的），对宗教的反叛也经历了数百年时间，但这种反叛一直没有从整体上呈现过像中国这样全盘颠覆传统的时期，在天主教势力式微之后，新教作为基本的社会精神力量迅速替代了它，科学主义、唯理主义即使喧嚣一时，但也未能长期或者全面统治过欧美。因此，从整体而言，欧美思想家并没有出现过中国思想家这样精神血脉与传统完全断裂的时期，因此在梳理古今制度变迁史的学术传承上，他们在思考历史突变时更注重历史本身的延续性。这也是麦基文将西方宪政史化约为治理权与审判权平衡史，而不是仅仅从成文法意义上阐述宪政史的原因。
麦基文与许多宪政学家的差别也许在于他更关注历史传统本身或者说社会史意义上的法，而不是成文法学说中立法意义上的法。一个社会无论有没有成文宪法，只要存在着对政府权力的真实制约，我们就能够说这个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宪政因素。
当代中国，走成文宪政之路似乎已经是制度变迁的不二法门，但是思想界一直存在着百年来全盘否定传统的流毒，将中国古典制度与宪政完全对立，甚至将文化与制度对立，例如当今最孚声望的一些宪政学者依然视中国传统如草芥，言必古希腊或者欧美，而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移植完全异质的制度和文化，古典传统深厚的中国尤其如此。如果为了建立宪政制度而全盘否定本国传统，其后果必然是裁缝依样作西装，连补丁也刻意裁制出来。
如果以麦基文式的广角远景镜头考察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西周确定下来的礼治以及汉初的无为之治、东汉的光武仁政、唐代制约皇权的三省六部制、宋代的科举文官制度以及历代多有的乡绅传统等等都不能说没有包含限制政府权力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时代也有宪政因素，问题只是一直缺乏理性化的系统宪政，在近代则缺乏审判权对治理权强有力制约的成文法意义上的制度建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科举制的流变及其表面的高度发达反而助长了明代的总体专制和清朝部分时代的政治高压。
近400年治理理性化的趋势以及因此而来的政教分离传统的确立，导致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对现代宪政含义的理解变得越来越成文化。中国的宪政转型从成文法意义上看待始于19世纪后期——从具体制度的变革角度则是末期，中经清末立宪、北洋民国以及国民党训政、1949年后的全能主义政治，直到今天，宪政转型依然尚未完成。然而，以大历史眼光看，这种转型所需完成的不仅仅是成文宪政运动未走完的道路，更是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整个国史延续。政治制度的转型离不开参酌外来文明，更离不开本土历史，离不开我们生活呼吸其间的传统，宪政制度成文化是必然趋势，但古人没有建立整体宪政制度，并不是我们否定传统中存在宪政因素的理由，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
麦基文避免从成文立法角度解读西方宪政史，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东西方制度史的共性，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从西方的历史中映照出真实的自己已经恰当其时，为此在一个印刷品泛滥成灾的时代，在一个被称作“有一种垃圾叫信息”的时代，读这本书也许还能让人有所获益。
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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