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现在许多人也许会注意到，从四十年代末到现在，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现实背景和精神背景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巨大的变化。现在，作为集中体现和反映一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思想和文化来说，好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发生了一些游离，即没有与整个的精神背景完全融汇到一起。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它既然从属于精神，就应当与整个的社会生活浑然一体。然而现在不是，起码看上去不是。
实际上，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创作者和思想者，他们的作品，已经或正在从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中脱离出来。这个时期的精神作为一种总体背景，对于这些人来说似乎正在逐渐地开始后退――一些最重要的思维成果，正在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现象、精神状态、现实生活，这种种构成“背景”的东西慢慢剥离开来。这些作家作品与一个时期的精神流向，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已不是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趋向一致，而是越来越分离，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疏离的关系。
纵观以往，似乎所有的作家与创作都融进了时代精神的内部，他们的具体存在只是构成了大的文化和精神背景的一个部分。这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得出的认识和结论。但如果从局部看，比如现在，这一切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越是好的创作、好的作家，与这个时期最普遍的现实――特别是大的精神背景，越是发生了分离。时代的精神背景相对于一些个体，正在往后退去。于是，某些个体越来越孤单地呈现和裸露在历史的视野里。
这种奇怪的现象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起码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未有过。
现在，最优秀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正在把这个时期思想和创作界的一切喧嚣作为腐殖，全面地营养自己，从中孕育和培植独立的生长。这与过去是极其不同的。因为中国的精神背景和现实背景从来没有呈现出今天这样的复杂感和纵深感。比如说文革时期，比如说新时期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那时候整个精神和现实非常单一，如果有复杂性，也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复和立体，没有如此深厚的纵深感，只是单薄的一层。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表达的动机和欲望以及结果，都是那么相似。那时的中国是计划经济，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不可能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纵横交织的、立体的状态。
任何时期的精神背景都大致由现实生活所决定，它是有厚度的。有什么样的背景，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和思想。因此今天这种状态，正是出现真正优秀的个体的一个基础。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将逐一走出这个背景，与浑然的背景分离出来。
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它所经历的过程和由来？
精神平均化时期
对于那个特殊的时期，可以有许多命名和比喻的方式，如“精神板结期”也未尝不可，反正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极左，文化专制，都在说以往的精神贫瘠和苍白，还有荒芜和恐惧。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在中国一直是试图建立新的文化精神和艺术标准的探索时期。五十年代初尽管在文学创作、在思想和精神领域过分简单化和幼稚化，但的确有新的要求，有创新的强大欲望，而且这种现象具有某种普遍性。
中国当时有几亿人口，它试图打破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以及从清代开始传入的一些西方思想，以建立和创造出崭新的中国文明。在文学上，我们稍一回顾就会想起很多明朗而简单、却也清新天真的翻译和原创作品，这都是整个精神文化努力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努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那个时期的绘画、音乐、小说和戏剧，都呈现出差不多的色彩，倾向与趣味、形式和内容，都差不多。
现在一般认为那个时期的精神现象，比如艺术创作非常平庸单调――但是冷静思之，一切也远没有那么简单，还不能用一句“平庸”就把整个时代给概括了。因为那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如上所说的幼稚单薄，尚有自己独特的道德伦理内容，有探索的生气，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运行了几百年的商业化秩序——还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这当然是从苏俄文学开始的。所以如果放到历史和世界的大框架上去考察的话，它的确是一次猛烈而沉重的冲击和大胆的创新。
所以，当时整个文学界的清新气息显而易见。但是继续下去，在相当漫长的时段里没有一个自由活泼的个性空间，仅止于开始，就让人厌烦了。再美好的东西一旦被过分分享、复制和因袭，就会造成一种“平均化”的态势。大家都这样表达和思想，就势必会变得单调无聊，整个精神的土壤板结了、僵化了，绝不可能再有强盛的生长。
那个时期的简单、荒诞、创新、粗暴，还有纯洁和热情，等等一团矛盾都集中在同一体里，一种崭新的概念过早地完成并草率地推行到民众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其结果就是精神领域里的专横性和封闭性，这对于一个民族是非常可怕的。
那时作为个人已经没有了思想，当然也没有了艺术。所以说思想和艺术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比日常物质生活中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更可怕更有害。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文学创作、艺术和思想方面，基本上失去了个人独立创造的天地，机会均沾，但不逾规范半步。
出版物更没有什么叛经离道，它一方面普遍遵守了被中国传统改造过的社会主义伦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于旧的精神秩序的强烈进攻性。它在恪守中有创新，保守中有激进，它的整体倾向的确是富有进攻性的。
从一个时期精神的局部看，从内部看，它也许是习以为常和比较平淡的；但是从体制的外部看，从世界范围看，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又是生长的，具有挑战性的。比如说当时的美国和欧洲，中国的革命书籍戏剧电影甚至是街头秧歌，都给他们以新奇感、以冲击性。新中国的革命艺术与当年的苏俄艺术一样，都是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引起不安、引起巨大轰动的崭新的文化精神成果。为什么？就因为从外部看，那个时期这些民族的艺术和思想是生长的、具有挑战性的、具有真正个性的。
而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个时期的文学，是过分造做的阶级斗争内容、三突出的创作方式：如果这些出现在某一本书中，它仍不失为新颖奇特的创造，但是如果每一部都差不多，都如法炮制，那就不忍卒读、虚假以至于可怕了。
现在再看一下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或苏俄的某几部代表性作品，仍然觉得它们有今天所不及的健康精神、生长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可见只要是朴素向上的、真挚的，虽然简单，但却并非一定就浅薄。
这就是在精神平均化时期，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实绩。
“沙化”时期
近二十年来，随着世界的窗口日益打开，各种熏风长驱直入。成长在五四之后的几代人没有国学根柢，在激烈的吹摇下很容易连根拔脱。整整几代人进入了精神游移期，他们已没有方位感，没有立足点。如果说五四以后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那也仅是只鳞片爪，更谈不上什么根基。我们知道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同样丰厚的、西方文明的资源也是同样复杂的。就是说，五四以后，在文化上我们两头都不着边际，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整整一代或两代人都所知甚少。这里真正是割裂的一代、断开的一代。
我们既无力判断自己漫长的历史，也无力判断这短短的二十年。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标准，只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同时又向往一切。盲从将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几十年里，精神的发展和演变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在其他民族其他时期很难找到的一个现象。特别是这二十年来，我们有过多少莽撞的否定、没有根据的怀疑，以及莫名其妙的向往。我们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和标准，没有一个前进的轨迹，更没有一个过程。最起码有两代人，好像一下子就给推到荒漠里去了，精神的自我生存能力和更新能力都很差。
所以我们只能彷徨。既然没有基础、没有方位、没有立场，那么我们还能到哪里去？
由于在我们这儿仅仅是一二十年的商品经济的历史，处于转型期或者干脆说是简单的模仿期、混乱期，精神上必是一片浑沌。我们不可能成长起一代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没有生长出与商品经济时期的社会生态相对应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批判，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他们成长所需要的时间和环境。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比如说“非典”，我们无法抵御，是因为我们体内还没有抗体。在商品经济运行中，精神的抗体还没有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往往和商品社会采取一种简单的合作与协调姿态，无法也不可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时期形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由于对商品社会只是一种协调的依附的关系，市场就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某种权威，以至于非常害怕这个权威。这不仅是荒唐的，也是可悲的。过去是阶级斗争社会，知识分子最怕阶级斗争，一上纲上线，他们就慌了。因为不慌也不可能，把你赶到农场去就得了。现在的商品经济市场中，知识分子同样是没有丝毫的抵抗力。仅仅以图书市场为例，本来他们对于书籍是最有发言权和判断力的，可是一拿到市场上就没了主意。本来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平庸无聊，可只要是卖得好，有人立即就荒了，先是缄默，然后很快就跟上来，发出各种颂扬之辞。市场比起阶级斗争的威慑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市场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大众”，但它是打引号的。“大众”一叫好，知识分子用来判断的脑筋、用来表达的声音，一概全无。
在商品经济时代就是这种精神状态。消费主义统领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现出“沙化”现象，即精神的沙漠化。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时期，物质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揭露，人类最好的精神结晶，很容易就被纷纷抛弃。好像只有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才重新发现了“欲望”。实际上这个欲望不用我们发现，它一直是存在那儿的，只要有人就有欲望。欲望的力量，欲望的规律，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从来都是存在的，这很正常。
在沙化时期，有鹦鹉学舌式的全盘西化；还有产自本土的市井帮会气；有被极大地庸俗化和歪曲纂改了的儒学，即一般意义上的“孔孟之道”；也还有“公社文化”――我们现在不是残存而是有着很强的“公社文化”，这就是我们自五十年代末建立人民公社以来形成的特殊文化。这一切都空前复杂地糅合一起。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想象现在是极左余毒或是其他，因为早已没有这么简单。在文化上，我们现在正呈现出芜杂和混乱，而且有着极大的投机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思想和创见偶然显现，就会像一滴水洒到沙漠上一样，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无声无臭。什么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已经沙漠化了。所以在很长的一个阶段，嘲笑一切执著的探索和严整的思想，都会成为一种时髦。于是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打着叛离的幌子、“解构”的幌子，公然把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有些仅仅是常识性的东西――肆意践踏。他们以污蔑和嘲弄为能事，并且在大范围内得到欢呼和肯定，且很快繁衍为一种时尚。
这个沙漠化呈现出永恒的销蚀力和吸纳力。因为这是一片真正的沙漠，只要稍有一点思想的汁水，就立刻给吸掉了，没有踪影了。这种情况在国外也发生过，在历史上也发生过――稍稍考察一下，这往往是有了失败感的民族才出现的一种自然消散的精神状态。它因为失败而迁怒，四处发泄，然后又陷入极度的无聊和自私；有时，又会成为文化上一只永不餍足的怪兽，暴饮暴食却不能消化，于是开始大肆呕吐。
一个民族长期探索、保留和学习的一点精粹，不仅被抛弃而且被恶狠狠地跺了几脚。文化和精神的风韵丧失了，飘流了，这个民族再也没有什么去凝聚它、围拢它。
剩下的事情就是末日情怀，是变本加利地歌颂纵欲。五六十年代的“平均化”、“板结化”固然不好，但在今天作为一种反动，那种板结完全被搅碎了。它是被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给搅碎的。这个棍子粗壮而强悍，它插进去稍稍一动就搅碎了。但它不是搅出更自由、更疏松的一片文化土壤，不是很利于生长的那种土壤，而是愈搅愈烈，最终搅成了一颗一颗的砂粒，搅成了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
卖掉一切的写作和出版
在一种沙化时期，写作和出版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时期只能是卖，是大肆叫卖，直到“卖掉一切”。我们不可能有第二种结局。有什么样的写作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反过来也是一样。出版和写作都是被消费所决定的，被环境所决定的。整个世界的商品化，物质主义，只会导致精神和伦理上的无底线。这不光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趋向。美国走在前边，然后大家跟上。
所以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或艺术家会惊讶地发现：他如此生存，简直是在与整个世界对立。这种感受很正常。问题是这个发现之后是否恐慌。人处于第三世界就会有格外的恐慌。他突然发现了这么冷酷的一个事实：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有一点和整个世界发生对立的那种感觉。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普遍，终于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惊怵。
如果简单地从商品流通的意义来讲，刚刚转型的第三世界如中国，商品化程度不是过分了，可能还远远不够，即遵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那种商品游戏规则还远远不够，或许还没有进入它的内部，没有踏入堂奥呢。但是从精神和商品属性的混淆程度上看，从这种纠缠撕扯的混乱状态看，我们又实在是走得最远，几乎比任何一个所能了解的国家都走在前头：最混乱，最让人担忧。
现在的写作已不再是一些专门家的事情，而是越来越社会化、生活化，这当然很好。“作家”如今更多地被赋予职业的意义，它标明的仅仅是一个职业而已。只要是写了一点作品、或者有这个努力和爱好的，都被他视和自视为“作家”。与其他行当和职业不同，如从来没有把股长或科长厅长说成是政治家，也没有把一个在部队干的人叫成军事家。作家在职业的意义上被如此轻浮地界定，事出有因。所以现在，妓女、商人、政客、主持人、艺人、杀人犯、道德家，无论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因为自己的理由去写作，并产生卖点，成为“名作家”。从商品社会里看，这很正常。美国一个杀人犯，出来后把杀人的过程写出来，畅销并已致富。原来此刻一切都是为了卖，能卖即是成功。
所以，正因为如此，有一些人在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公然地宣称自己是美和善的敌人。比如美国的一个歌手，一登台就侮辱自己的母亲，诅咒自己的亲人，反而不可思议地博得了满堂彩。中国也有类似者――可想而知，现在只要美国有的我们迟早也会有。一些日思夜想走红的人，一上来就骂自己的母亲，不惜使用最下流的语言。不仅骂自己的母亲，还骂自己的兄妹、骂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我们从生存伦理上本能地知道，人的最后底线就是――母亲。
诅咒爱情，诅咒道德，践踏一切维持我们人类生存下去的那些东西，以求得自己不光彩的生存。前面讲过的那个美国歌手，他到了哪里都博得满堂彩，好多年轻人跟着起哄，后来终于惹起了众怒，被一个强力人物制止了。可是在中国，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家公然站出或有力地指斥。没有怒不可遏，甚至没有了惊愕和愤怒。我们没有自己青筋暴跳的批评家，至少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批评家得到大面积的响应。好像那种暴怒和批评才是多余的，可笑的，好像重大问题更不必发言，因为越来越专业化了，每个人只需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只需要随时准备出卖即可。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人连这种最基本的第一反应都没有，还会有真正的希望吗？我们真的进入了末日的生存了吗？
的确，一部分时刻追赶时髦的所谓的先锋，已经先自背叛了。连中国的道德家也转向了。中国现在的文学界和知识界已经没有了道德家，没有了顽强的保守主义。然而作为一个道德的宣讲者，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了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就将是一个不被信任的社会。没有他们，一个时期的精神背景就有问题，这个滋生思想和艺术的文化土壤就会有问题。我们现在呢？先锋们背叛了，道德家转向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陷入一种精神上的浑然状态。
从此理想主义者开始了自嘲。因为他不可能、也无力进行长期的坚持。与这些相对应的是流氓文人的自得，是充斥一切角落的性和暴力。伴随这些的，偶有故做斯文和矜持的叫好者，还有总不缺席的忘情吹捧者。流氓文人的自得，再加上吃精神垃圾长成的一拨轻浮浪子，他们纽合一起，竟使一些不道德的出版者大喜过望。他们从来没有禁忌，抓到篮子里就是菜。他们绝不怕下流，不怕惊愕，能卖就是一切。
所以，当精神和思想被出卖的时候，当它们在极力使自己成为卖方市场的时候，也就不能奢谈精神了。当中国作家像今天这样直言不讳地嘲笑理想和意义的时候，当那些不久前还在极力追求体面的所谓知识分子、艺术家，躲在“大众”这块幕布后面干尽了无耻下流的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只好背离他们，远离再远离，以至于成为禹禹独行者。
不仅是出版，打开电视，看看所谓的生活娱乐频道，一些网站，所有最下流、最庸俗、最不堪入目的那些东西，收视率和点击率都非常高。那些稍微想干一点正事、想表达一点追求的，往往很快就被“末位淘汰”。人们一朝发现并大肆倡扬动物性，把商业运作和精神价值完全混淆。如今做得可真彻底，学术和艺术出版没有财政补贴，连海外自由经济地区都不如。追求名利者也只有下流一途。什么无耻、无底线，只不过为了无限止地满足商品流通的贪婪，畅销等于一切。我们看不到严厉的权威、看不到所谓的知识分子在那儿青筋毕露地呼喊。相反，一部分批评家和作家出版者，与这样的时代合作良好，完成了一次卑鄙的合谋。
从背景中显现的文学
既然走进了如此悲观消极的黄昏，就不可避免地期待起黎明的曙色。于是这里发现了一种从昏暗的背景中凸出的文学。整个混浊的部分是背景，垂在那儿像一道沉重的幕布。如果这个时期还有什么正在与这道幕布分离出来，那么就是一小部分文学――当然还有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是商品时代的敌人。但商品时代作为一个大背景，又是文学的母体和悲凉的恩师。正是因为它，一种物质和欲望筑成的不可穿凿的壁垒，才使精神和文学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一次彻底的决绝。
从文学和精神的历史上看，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都是尽可能地把一个时期芜杂的精神现象作为背景意义来对待，而不是急欲化进这一背景、融进这一背景。中国世俗文化中有一个“藏”的智慧，是极易被等而下之地运用的。其实最大的“藏”是文化上的“藏”，即是化入这个非常芜杂的精神和现实的背景里，让自己构成这个背景的一部分。但今天的问题正好相反，是作为一个知识者，怎样鼓鼓勇气从这个背景里走出来，走得遥远，跟背景拉开一个尽可能长远的距离。
作家和思想者——这里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的个体，一定是站在背景前面的个人。
身后是空前的喧哗，跳跃和劲舞，翻滚折腾，嘶嚎，伴以整个时代的乐队。背景越大，舞台越开阔，越是预示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偌大的一个背景下，凸显出一种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存在，这就是个性的力量。因为他们一定不是思想和艺术的平均数，也不是一个时期的最大公约数，更不会是夹在芜杂里的和声，而仅仅是自由和执著的自己。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多么阔大的背景就有多么阔大的精神，有多么厚实的背景就有多么厚实的思想。我们在真正悲观的土壤上生长出真正的乐观，并为自己拥有如此斑驳丰富的背景而庆幸。
极度的浮躁，泥沙俱下，空前的媚俗，这一切都是激活思想和创造的条件。一旦失去了这种条件，苍白的季节就会到来。真正的创造也许需要互相刺激，包括彼此欣赏和厌恶、拒绝，甚至是极大的痛苦和藐视，还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精神的流放感――这些都不怕，这些都是催生的菌母。
然而，一个时期真正的精神危机却是心灵上的慌乱和庸俗的喜乐，那样的结果只能是正在发生的悲剧：太多的作家正以自己的努力融进那个“背景”，唯恐被一个狂飚突进的时代所抛弃。
怎样综合和吸纳这个时期的所有经验和经历，在营养丰富的腐殖土中茁壮成长，这才是时代的课题。
商品大潮中的精神理性是怎样理解“大众”。九百年前苏轼说过一句话：“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聪明的玩泡者其实也是最愚蠢的人。如果一本糟糕的书卖掉了一百万本，我们可以理解为：幸亏十几亿人口当中只有一百万个读者；反过来一本深刻的著作卖掉了一万本，那可以理解为：毕竟还有一万个读者能够阅读这样的书！这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掩耳盗铃。相信文明的薪火，文明的力量，正是一种商业时代的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