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的精神分析
恐怖主义和世界的对立更多的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让步来消除的。
三年前的一场惊世灾难，似乎让世界坠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2002年，在树影婆娑的印尼巴厘岛，“伊斯兰祈祷团”策划的一次大爆炸夺去了202人的生命。10天之后，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的人质事件又制造了120位死难者。
然而，恐怖分子的脚步并没有因为人们的泪水而有丝毫的迟滞，2003年，他们在车臣、卡萨布兰卡、北奥塞梯、巴格达、伊斯坦布尔和孟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案，造成 500多人丧生。而到了2004年，恐怖主义的步伐越来越快了。 2月6日，莫斯科地铁爆炸，50死130伤；3月11日，马德里爆炸，198死1800伤 ；8月24日，俄两架客机坠毁，89人全部遇难；9月1日，北奥塞梯人质事件，至少300人死。
面对穷凶极恶的恐怖主义，我们不仅需要愤怒的声讨和谴责，更需要理性的观察和判断。事实上，丧心病狂的杀戮只是恐怖主义貌似强大的外在，穿越幽暗的时光隧道，我们分明能看到恐怖主义那脆弱、敏感和彷徨的心。
浓重的自卑感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出现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但是，西方文明一直在伺机反击。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的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动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次事件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从此长期互相仇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二战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不得不投降认输，割地求和。有荣耀往昔的穆斯林一次次吞下耻辱的苦果，其民族自信心遭到了致命打击。而且，一些中东国家还同以色列分头媾和，追随美国，倒向西方，彼此纷争不休，最后还被西方视为贫穷、愚昧、腐败和反对进步的化身。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敌意，一些人开始用暴力表达他们的愤怒。当别的都做不了时，在屈服和耻辱以外惟一能自己选择的就是暴力。暴力仍旧改变不了处境，但至少可以表达反抗，可以纾缓心中积累的仇恨，也可以洗刷被迫屈服的耻辱。而只有在仇恨达到极度的状态时，才会促使人宁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对敌人的惩罚。因此可以说，恐怖主义炸弹的爆炸，首先是仇恨的爆炸。
而从19世纪开始，穆斯林社会的政治精英们尝试了旨在改革和复兴民族国家的许多世俗方法和道路。从阿富汗的现代主义改革呼吁，埃及阿里的西方化改革、到凯末尔主义，再到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伊朗国王巴列维领导的“白色革命”，但他们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伊斯兰社会的困境，没有实现预期的富强和繁荣。在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上，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是社会心理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战争的失败导致了此前如火如荼的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戛然而止。在世俗道路行不通的同时，求助于《古兰经》的穆斯林却找到了答案：他们发现，穆斯林社会在现实中无助和无望的困境其实在经书中早已有所预言，即，它是真主对不信者、背离者和偏离正道的社会的惩治，是为了让民众敬畏，回归到正道上来。由此便提出了“回归伊斯兰正道”、“伊斯兰是惟一救赎”等主张，并且赢得了大批对世俗政策深感失望的民众，从而使极端势力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宗教精神的位移？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宗教。但同时一些宗教哲学家认为，伊斯兰教的安拉是一个“无限的神”，神的全能凌驾于逻辑之上。这种思想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曲解，幻化为排斥一切、独尊一元的宗教狂热和蔑视生命、献身未来的盲目冲动。于是，在今天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眼里，这世上没有无辜旁观的第三者，一个人不是真主的罪人，就是蒙祝福的信徒，从道德的角度看无辜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无辜，他们都分担了这世界的罪和不义，不挺身反对不义，不关心不公平的事，就是赞成不公不义；不反抗压迫，就是帮助压迫，没有中立的余地。
美国学者埃斯托波西在《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一书中就指出，“如果说确实存在着一种伊斯兰的威胁，那么许多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相信，同时也存在着一种西方的威胁——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文化霸权主义性质的威胁，一种以文化侵略相伴随的政治占领。结果，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如同他们在西方的对应物一样， 极容易倾心于简便的反帝口号和把西方恶魔化。”
十几个可以流畅地说英语、可以驾驶波音767的人，一定不是耳塞目闭的人，不是容易欺骗的人。要驱动这些人视死如归，并且理直气壮地夺走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靠的恐怕不是金钱，而多半是内心深处的使命感。此时，被扭曲的宗教精神帮助复仇者用更为神圣的道德压倒良心层面的道德，为自己的行为与生活方式提供强有力的合理化辩护，以允诺另一个世界的嘉奖和报偿来吸引不惜生命的献身。
到目前，人们还没有找到铲除恐怖主义的灵丹妙药。但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需要谨记的是：恐怖主义既然是一种“主义”，就不仅仅意味着打打杀杀，而肯定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诉求。对拉登这样的恐怖大亨而言，除非有一天全世界的妇女都戴上面纱、男人都蓄起胡须，否则他是不会满足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恐怖主义和世界的对立更多的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让步来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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