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拾荒大北京一年捡走30亿
人数庞大 利弊共存 亟待规范管理
30万拾荒大军调查报告
在北京，拾废品者随处可见，近年来不断发展壮大成拾荒大军。北京社科院的研究员们日前专门就北京的拾荒者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拾荒大军调查报告》，发现目前北京有30万拾荒者，他们一年能从北京捡走30亿。
生存状况
混在北京就图好干
人没文化，技术活不会干，就捡垃圾省心，平均每年也能拿家来七八千块钱，再有两三年就可以盖房了
构成：拾荒者大都生活贫困
研究员们几个月来走访了上百个拾荒者，发现贫穷是前往北京拾荒的主要原因。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金汕说，河南是中国的农业大省，工业相对滞后，人口又是全国第一大省。地少人多，大部分地区人均土地只有一亩二分左右，因此大量人出来拾荒。
驻马店的李福强在介绍他的捡拾经历时说：“靠土里刨食，吃饱肚子问题解决了，可是老人有病、孩子上学怎么办？将来孩子结婚盖房子怎么办？”“北京好混多了，这几年平均每年也能拿家来七八千块钱，再有两三年就可以盖房了。”来自驻马店的庞中勤说，“我们农村地方穷，人没文化，技术活不会干，就捡垃圾省心。”
行规：破烂王等人送上门
同是拾荒者，也分档次和等级。金汕研究员说，拾荒者中有人给自己这样分类：“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坐在家里等人送”的算是最高档次，他们通过多年努力加上头脑灵活，已有相当实力，纷纷自办废品收购站，成为这个群体中的“破烂王”。而层次最低的是捡破烂的，走街串巷捡垃圾，一般平均收入约在五六百元到千元左右。如果关系户多，能走进大单位不仅收购报纸、旧家具，还能打出招牌：“回收并出售旧家电；回收各种电料废钢材……”这样的人一个月能收入两三千。
竞争：保洁员“近水楼台”
除了四处捡拾的拾荒者，研究人员发现，在庞大的拾荒队伍中，最近增加了不少住在小区内的保洁卫生员。金汕说，这些卫生员全是外地人，而且很少有未婚的年轻人。他们拖家带口，发现在北京拾荒也能增加收入，弄好了可以使工资翻番，所以他们都用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策略。他们和小区保安沟通，不允许外人染指。有的保安甚至以安全为由，不允许收购废品者进来，卖报纸等物品都要由他们经手。所以现在很多拾荒者抱怨，捡拾废品的难度越来越大。
收入：拾荒者收入减少一半
由于进北京拾荒的人越来越多，废品资源毕竟有限，调查发现，在北京拾荒这个行业也是僧多粥少，不少拾荒者在抱怨收入越来越少。一名在北京拾荒已5年的安徽芜湖人张翠寿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月收入最多到过2000多元，但现在也就1000元左右，城里人也精明了，人家也知道卖，捡不到好东西了。”专家分析说，这不是好现象，因为拾荒者大多不愿意离开北京，一旦挣不到钱，生活难以为继时，有一部分人就有可能铤而走险。
面临困境
充当废品收购二传手
实际上我们这些走街串巷收废品的充当的是废品收购的“二传手”
付出辛苦只为挣差价
“少给城里人一点钱，城里人没有什么，我们活得太难。”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有相当部分废品收购者用假秤等手段欺骗城里人。河南驻马店的张玉福说，“实际上我们这些走街串巷收废品的充当的是废品收购的‘二传手’，我们在你家门口的收购价略低于收购站的，因为你们也图省事，少跑道。卖给我们后，再由我们送到收购站，我们付出点辛苦从中挣这个差价。前几年根本没有用假秤的，都是这些老头老太太逼出来的。不知道你注意没有？有些人卖废品都要我们出收购站的价格，那我们挣什么？吃什么？后来逼得没办法，想出这么个办法，只有在秤上找一找。这种秤的价钱比正常秤贵一倍多呢！”
为夺地盘占山为王
在拾荒人中，因为抢夺地盘发生聚众械斗的事件时有发生。调查者发现，去年6月，在霜景花园小区就有欺压拾荒者的现象：他们每天开一辆黑色帕萨特来，天天“巡查”，让收废品的根据地段和摊位大小收取1000元、1500元、2000元不等的管理费，每月能收入几万元。后来这个团伙被公安机关一举捣毁。曾经有某处的十几个垃圾桶也被两个黑龙江人所“占领”，凡是行人扔的可捡之物均属于他们所有。
另外，一些不法分子是捡破烂与偷盗一肩挑，收购与销赃一条龙。他们进了建筑工地，偷掉了无数井盖、电缆，他们与工地保安、工人秘密约定，干着收赃卖赃的违法活动。
行业管理
行业松散亟待规范
建议设立专门管理部门，负责拾荒者审查、登记、发证、监督、管理工作
记者通过采访相关部门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废旧物资回收原来是由供销系统的回收处负责管理，它也承担国家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及相应管理的职能，但由于体制改革的原因，这个部门已经不实施这个功能了。北京社科院刘怡华研究员建议，对于拾荒大军应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如今，拾荒大军发展势头迅猛，这是多年前始料不及的，所以常规的管理方式已经明显落后，现在对于回收行业的监管归北京市商委，但是如此复杂的行业又不是一个部门能管理好的。这个行业本来就松散，现在没有人负责拾荒者审查、登记、发证、监督、管理工作，缺少规章制度的约束，也就难免行业的混乱无序。
除此以外，专家同时也建议，治理拾荒大军，也要做好废旧物品分类，对于铁路、油田、电信通信等公共设施加强监管等。
北京人也加入“拾荒大军”
研究者发现，除了外地人，近年来，北京人也加入了“拾荒大军”。
随着城市下岗职工和贫困人口的出现，北京人也有参加“拾荒大军”行列的。他们丢掉了“面子不好看”的思想负担，堂而皇之地参加拾荒。此外，还有一些衣食基本无忧的北京人也打起拾荒的念头，他们的目的和外地人是有差异的。我们在调查中遇到过一位姓李的丰台区退休老工人，他每月有1100元的退休金，今年64岁，看上去身体很结实。他自称是“自由捡拾者”。他说，“我退休后就发现外地人在北京捡废品的越来越多，再一细问才知道，一个妇女每月都捡千八百的。我的身体还可以就想试试，可是刚和家人一说就炸锅了，老伴、儿子、儿媳妇全反对。后来我就想了个辙：偷着干！每天吃过早饭骑自行车走人，到朝阳区、宣武区和东城区，怕家人看见。可有一招，我只捡矿泉水瓶子，不捡其他的。我还到一些饭馆，发现吃饭的人都不要酒瓶和饮料瓶，我穿的干净，又是京腔京调，所以老板和顾客都给我面子。每年3月开始到10月末，天冷了就不干了。你们可别小瞧了，每天我都能卖个十几块钱，3年来，我的小金库也有个万八千块的，将来出国旅游去……”
拾荒背后的利益和规则
通过捡垃圾，一个四川农民在15年的时间里，从衣食无着，变成了百万富翁。而且，京城“垃圾大王”杜茂洲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公司的老板，让垃圾回收变成了一个产业。
在“垃圾大王”杜氏兄弟背后还有一个“智囊”，这个智囊名字叫王惟平。
王惟平是垃圾对策专家，1996年，王惟平开始利用双休日跟随杜氏兄弟捡垃圾。9个月后，他在自己调查分析报告上写道：“从专业分工角度，有3.1万人是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的，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为1.5万元；从宾馆饭店收泔水和商场收废品的人约为2万人，人均年收入1.2万元；蹲守垃圾楼(北京已建成762座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的人约2.1万人，人均年收入也在1万元以上；散布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废品市场交易的人约1万人。” 他调查报告最终的结论是：“拾荒大军是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理论可信可行可推广的实践者。”
1999年初，他指导京城“垃圾大王”的杜氏兄弟成立公司，理由是“既然干着第四产业，就得正规化，消灭游击队，群龙有首才便于管理”。“北京一年产生的垃圾大约是400多万吨，堆起来相当于两座景山。他们的功绩在哪儿？因为垃圾是要付出代价的，收运、转移和处理1吨垃圾，要花掉财政150多块钱。” 那么，按这个推算，北京市一年要为处理垃圾花去7个亿左右，这还不包括如买垃圾车、修建垃圾厂、油钱、工人薪水等固定投资。
这就是王惟平关于在利益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在杜茂洲等人的带领下，每年可以减少逾150万吨的垃圾量与政府对垃圾处理2.1亿多元的费用支出。同时，还能节约资源，解决就业。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与“拾荒族”之间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垃圾视作宝 经济不景气使近年来台湾拾荒族倍增
由于经济不景气使得台湾拾荒者人数倍增，不仅常有“抢”资源回收物，也有人“把垃圾变黄金”，在网络上贩售资源回收物，每个月至少进帐3万元。据台湾媒体报道，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很多民众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干脆就加入拾荒行业。一名油漆工曾因找不到工作，家中又有3个小孩要养，干脆晚上外出拾荒，果然度过难关，至今仍继续拾荒。阅读全文
刘洪波：“拾荒族”的命名逻辑
在消费主义时代，媒体面对一个新的现象时，会习惯于以消费主义的立场来加以命名和描述。这就是捡垃圾为生的大学生被称为“拾荒族”的内在逻辑。今日媒体与其说是生活的反映，不如说是时尚构造系统中的一个环节。你打开每天的报纸或者杂志，就是打开一本“高品质生活”的指南，从制作精良的广告到精心设计的内容，都在告诉你应当怎样开始生活。到处是“情感倾诉”，告诉你如果没有婚外情，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是失败的。充满情调的文字，描述着购物中心、超级市场、流行影音、时装美容、酒吧咖啡厅等场景因素作为基本生活元素的意义。消费主义完成了关于生活的虚构，它将一切不符合“高品质生活”的要素排斥在外，在高级、时尚、好玩、有趣、雅致、精细、小资之外，你不会再关心什么。数码相机、照相手机、mp3、汽车、宠物医院、high、星巴克、酷毙等等，这才是消费主义者的生活图景。这种生活是符号化的，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符号标明品质高下，你会为拥有较高级的符号而努力，当获得这些符号时，你满足于自己人生的成功。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