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把不起眼的事变成生财之道
谈到自己，汤敏的话总是很少。谈到大湄公河的一条条公路一座座大桥，谈到亚行正在山西开展的煤层气项目，谈到他和几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开办的保姆学校，汤敏的话便多了起来，很有兴致，也很耐心，像个和蔼的老师。
汤敏是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他说，开发银行做的事情很杂，但是非常有意思。他们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变成生财之道，变成能投融资的项目。
见证大湄公河成长
7月初，第二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在昆明召开。
大湄公河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能有今天，亚行功不可没。1992年，亚行发起这一合作，成员国包括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十多年来，大湄公河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等领域启动了一百多个合作项目，动员资金近35亿美元，其中亚行直接项目贷款11．8亿美元，技术援助1．4亿美元。
看到大湄公河的今天，汤敏心里很欣慰，“要知道，这些地方原来是各国最穷的地方！”到今天，这一次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增加了3倍，出口总额增长了6倍，区域内出口增长超过了10倍。过去几年中，次区域各国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6%。
汤敏是伴随大湄公河的发展一路走过来的。1989年，他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以后，便进入亚行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总部，开始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工作。当时，他在亚行发展研究中心供职，研究的领域包括亚洲经济合作、亚洲债务问题、亚洲各国的经济问题等。
亚洲经济合作真正热起来是9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而亚行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推进这件事情。博士刚毕业的汤敏恰好赶上这个时候，“当时我们很清楚，这是非常具有潜力的领域。”亚洲在很长时间里是一盘散沙，历史上的多次战争把亚洲分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阵营，亚洲各国也认为自己的出口市场是北美、欧洲，亚洲内部的合作意义不大。“我们一直反对这种看法，因为亚洲国家的主要市场实际上还是在亚洲，亚洲合作有巨大的潜力。”
汤敏和他的亚行同事们为亚洲经济合作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模式———成长三角区，或者叫次区域经济合作。如果说经济合作是全世界的共同特色，那么次区域经济合作则是亚洲特有的。它不是整个国家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合作，而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和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合作。就拿大湄公河为例，中国的云南、广西就作为区域中的一部分加入其中。这个投资了几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在十年前、十五年前为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汤敏和他的亚行同事坚信大湄公河能够成功。
相比以减低关税等贸易合作为主的欧盟合作，亚洲次区域合作更多强调全面的合作———对于连基础设施都很缺乏的大湄公河区域，先要把路建起来，把桥搭起来，把能源做起来，它才拥有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不像欧洲国家，路早已经在那里了，减低关税就可以了。亚洲不同，合作谈得再多，道路不连通，什么都没用。”
打了几十年仗的大湄公河地区，各国之间曾充满相互不信任的情绪，如果没有一个中立的组织来推动，几乎不可想象它们能很快地成为亲密的伙伴。起到这个特殊作用的协调员就是亚行。“从90年代初我们就开始推动这个项目，不断地写文章，和各国政府谈，制定长期的规划。”汤敏那段时间经常去当地做工作，锲而不舍的推动工作渐渐消除了各国之间的隔阂和猜忌。夫人左小蕾回忆说，那些地方天气炎热，生活艰苦，有些地方也不太安全，汤敏一去就是几个星期，非常辛苦。
关注“小事”
2000年，亚行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同年汤敏回国，任亚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在负责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经济研究时，汤敏曾帮助当地设立专业的小额贷款银行，并给国内写文章介绍经验，“我们不只能从先进国家学来东西，发达国家毕竟离我们比较远，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意义往往更大，小额贷款就是从落后国家学来的东西。”
回国后，他发现，在国外小额贷款试点一段时间后，很快就发展壮大，有些还升级成全国性的银行，但在中国，10年前的小额贷款试点到了10年后还是试点，只是从三个村子变成五个村子。他和几位经济学家感到，如果还是按照老路走，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重复性的改革，肯定会继续耽误时间。于是，他们开始管闲事了。
十几年前，汤敏和茅于轼等经济学家在山西省的吕梁地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小额贷款扶贫项目。这个项目至今仍然运行良好，从几百元起家，到现在已经有120多万元的收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们正在考虑把这一试点扩大到县一级甚至省一级的项目，较大规模地对贫困农民贷款。
有了办事处，亚行在中国的项目也更加有声有色。推动亚行的投资改革成为汤敏回国后一项主要工作。中国已经有那么多外汇，为什么还要找亚行借钱？亚行怎样把国际先进经验介绍进来，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都是汤敏常常思考的问题。
采访中，汤敏给了记者几份资料，都是亚行正在做的项目：《加快开发利用煤层气，提高采煤安全性》、《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从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入手，进一步减轻农村负担》……
粗略一看，这么大的开发银行，怎么关注的好像都是些小事、杂事？“别看很杂，但是特别有意义，而且往往被人忽视。”汤敏笑着说。
“煤矿总是发生瓦斯爆炸，但是不挖煤也不行，怎么办？”亚行研究发现，在采煤之前先把瓦斯抽出来，可以使煤矿生产中的瓦斯涌出量降低70%－85%，大大消除安全隐患。而且，抽出来的瓦斯还可以用来发电。去年，亚行批准了两项煤层气开发利用示范项目，分别位于山西和辽宁，一共投资近2亿美元。
汤敏告诉记者，根据《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配额可以进行买卖，山西的项目就向世界银行排放交易基金卖出了温室气体的十年减排额，光是这一项就能收回2000多万美元，还不算发电的收入。
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没有人做？“没有良好的投资机制———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投资这个能赚钱，因此需要亚行的介入。”汤敏说，现在他们正在研究把山西小煤矿的瓦斯抽出来，集中利用。“这里的投资机制怎么样，怎样协调起来，我们还在研究。这些事情做成了，不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吗？”
正在发生的电荒自然逃不过亚行的视线，他们正在涉及能效电厂的项目。“只要我们的耗电量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未来10年根本不需要新建发电厂。但是我们的现状是，浪费可以赚钱，建发电厂可以赚钱，但节约不能赚钱，所以没有人做。”
把没有人做的赔本买卖变成金矿，就是开发银行要做的事情。
“农民怎么增收？粮价不能再提了，税收都减了，下一步怎么办？”亚行提出实行农村免费教育，通过减负实现增收。亚行估计，如果分两年逐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等于每年增加农民收入400亿元。
“这些东西看似小事，但都是大事。”汤敏把关注“小事”总结成开发银行的一个特色。另一个特点是：“如果民间和商业机构做得了，就不用我们做，就是因为民间做不了，做了不赚钱，但又是国家非常需要的，就需要我们去研究，找出一个机制，让它赚钱。”13年前，亚行在唐山建立第一个污水处理厂的时候，谁会知道污水处理厂能赚钱？“现在根本不用我们去做，人家打破头去建，银行也愿意贷款。然后我们又去找别的项目，这就是开发银行做的事情。”
开发银行好像一个寻宝队，不同的是，他们找到了宝藏并不独自享用，而是留下来，让更多的人来挖掘。身为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做的并不是学术，而是那些对社会发展特别有意义的实事。夫人左小蕾评价汤敏说：“对于亚行的很多项目，他都能提出特别有操作性的建议，这可以说是他的一大优势。”
“有本事就要找出新路来。很多事情都是有解的，关键看我们做不做，研究不研究，思路开阔不开阔。”汤敏指着项目的推介资料说，“这些就是民间和企业不愿意做、做不了的事情，是政府和开发银行应该做的事情。”
很多人最初知道汤敏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亚行，而是因为七年前的一封信。不少人现在还在抱怨汤敏，说那封信是导致今天毕业生就业难的“罪魁祸首”。
写那封信的时候，汤敏还在菲律宾。1998年11月，他和夫人左小蕾把题为《扩大高校招生量一倍的建议》的信呈交给国务院领导。他们在信中建议，3至4年内使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新增学生实行全额自费，同时国家建立助学贷款系统，给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
当时是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身处危机的中心，汤敏夫妇感触颇深，体会到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启动内需是关键。“当时国内也提出启动内需，比如汽车、住房，但是那种形势下很难启动。”汤敏夫妇想到了高等教育，“教育需求是排在第一位的需求，我们国家上大学难，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是学校太小。菲律宾的适龄青年入学率是31%，中国只有2％多。”
他们发现，在诸多的选择中，扩大高校招生将是一个国家投资少、刺激内需力度大，又能实现群众迫切愿望的有效措施。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新增的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对正处在改革攻关的关键时刻又恰遇亚洲金融危机的我国经济改革来说，这几年的缓冲期无疑将发挥重大作用。”
那封三五页纸的信很快被政府部门接受。现在，大学生数量已经超过当时的两倍。然而，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扩招带来了毕业生数量的大幅增长，今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超过330万。近三年来，每到七八月就听到新闻里说如何解决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有人说就业难“都是扩招惹的祸”，更有人把矛头指向汤敏夫妇。
“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一利就会有一弊，上大学容易，找工作就会难一些，这是不奇怪的。”汤敏听到过类似的抱怨，并不在意，他相信自己没有做错。
汤敏关心教育不只是写信、写文章，他还身体力行办教育。北京通州区的富平保姆学校，就是他和茅于轼等几位经济学家一起创办的，旨在为农村来的女性提供家政服务培训，并帮助她们找到保姆的工作。上个月，学校的第80期学员毕业，甘肃省副省长特地来到学校参观，呆了一个下午，“因为我们做得有意义，有特色。”
把这样的“闲事”视为己任，让很多人，包括汤敏的夫人左小蕾，都钦佩这些经济学家的为人。让汤敏自豪的是，从2002年到现在，保姆学校走出了5000多名毕业生。“我们也不是特别富的人，投资也就几十万，但是创造的GDP不少，一个毕业生一年创造1万，5000毕业生就是5000万，四年就是亿元。还有40个全职的员工，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你看，一般人不太注意这种事情，但我们照样可以做。”汤敏说，这所非盈利的保姆学校除了保证不赔钱，还要闯出一条路，证明三件事：贫困地区的农民需要培训才能早进城，多进城，进好城；要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进城；职业培训最好由民间来做，政府往往做不好。
记者问汤敏为什么这么关心教育，他回答说：“每个人都花了十几年在学校里，教育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关心教育应该没有业余与专业之分。
如此爱“管闲事”的汤敏夫妇，在家里倒是万事不管。汤敏有着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因为家里有两位经济学家，很多人都问他们：“你们在家里都干吗啊？”夫人左小蕾听了总是大笑，因为他们家里好像没有什么家事要管，所以他们谈论的也都是些“国事”。左小蕾文章写得好，从大洋彼岸的格林斯潘讲话到热闹的股权分置改革，她都不吐不快。汤敏很鼓励她，还做了分工———“咱们家你就管大事吧！”
16岁的儿子聪明懂事，不需要他们操心，倒反过来关心他们：“你们一天到晚谈经济，太枯燥了，没有自己的嗜好。”后来，儿子发现父母很享受自己的工作，才放下心来。
请左小蕾谈谈先生汤敏，她的第一句话是“人品很好”，“他能够和各种人打交道，总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结婚20多年了，从没听他说过别人的坏话。他心态很平和，永远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