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分子”
谢泳的新作《没有安排好的道路》，是一本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名”的著作。近十多年以来，谢泳一直从三个独特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一个人（胡适）、一本周刊（《观察》）和一所大学（清华大学）。以前，我读谢泳的《教育在清华》，不禁感叹作者能够对原始材料作如此细致入微的爬梳，而议论则做到了“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谢泳虽然身在山西，似乎是“处江湖之远”，但他的治学态度却比某些“居庙堂之高”的学院派学者还要严谨。另一方面，谢泳显然又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他最终是想勾勒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心灵世界，并且通过对“道路为什么没有安排好”这个问题的探讨，发掘出可以让今天的文化人汲取的思想财富来。在我看来，以对清华校史的描述和对清华精神的理解来说，恐怕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清华教授和清华学生都远远无法与不是清华人的谢泳相比。这固然是谢泳的骄傲，但何尝又不是清华的悲哀呢？
除了探讨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胡适的学术贡献、政治倾向、处世态度和心路历程之外，谢泳还比较了１９４０年代末胡适的学生辈们不同选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同结果。钱理群曾经在《一九四八：天地玄黄》一书中论述了“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变局面前的彷徨和决断。其实，最艰难的并不是如何在“好”与“坏”之间作出选择，也不是如何在“好”与“更好”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如何在“坏”与“次坏”之间作出选择（意识到这样的处境者极少，比如胡适就先去了美国，后来才返回台湾）。换言之，在还没有作出选择之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便注定了悲剧性的命运——“自由”之于中国，依然是一种“奢侈品”。
梳理２０世纪的文化史，我们会发现，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几乎都是在２０世纪的上半叶完成的。在后半个世纪里，许多具有成为大师潜力的作家和学者，最后都未能成为大师。或者像沈从文那样，文学生涯嘎然而止；或者像冯友兰那样，学术水准直线下降。学者陈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对诸多大师或“准大师”的命运进行了真实而又令人心碎的描述。谢泳则更为直截地指出，１９４９年以后，选择留在大陆或者回到大陆的年轻的人文学者，如王瑶、赵俪生、周一良等人，虽然具备了相当的学术天分，但最后都未能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与之相反，选择移居台湾或美国的杨联 、何炳棣、殷海光等人，却做出了更大的学术成就来。
以王瑶先生为例，最能够代表其学术成就的《中古文学史论》写于１９４０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政权更迭之后，王瑶由清华调入北大，由古典文学研究转向新文学研究。尽管他以《新文学史稿》开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先路，但是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的束缚下，他无法在《新文学史稿》中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才华。他那敏锐的文学感觉和深厚的思想能力，都只有吉光片羽的闪现。再以后，随着文艺界成为“文艺战线”，硝烟味与血腥味越来越浓烈，王瑶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条件。１９７０年代末，王瑶重新登上讲堂，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学术研究能力没有得到完整的恢复，但他却培养出了一大批学界俊才——钱理群、赵园、凌宇、吴福辉、温儒敏、陈平原……他们都成为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或许多多少少能够给王先生带来一丝的安慰吧？
然而，王瑶先生依然是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作为弟子的陈平原痛切地感受到了老师的遗憾：“王先生喜欢以是否具备‘大学者的素质’，来品鉴师友乃至晚辈。偶然听他感叹‘某某本来具备成为大学者的素质’时，一脸惋惜与悲悯，颇有代上苍鸣不平的意味。先生当然清醒自己已经达到什么学术境界，也明白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年轻时的理想。我常常猜想，先生晚年面对众多恭维时的心境：志得意满中，定然不时掠过一丝苍凉。”显然，王瑶在对他人严格的评述之中，也包含了对自己更为苛峻的体认。与其说他的心中“不时掠过一丝苍凉”，不如说一直都盘踞着一个巨大的阴影。１９８９年之后，这个阴影终于将这位倔强的学人吞噬了。
学者夏中义在《九谒先生书》中，专门有一章题为《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他认为：“耽误先生未成‘大学者’的要素应说有二：一曰‘外伤’，二曰‘内伤’。‘外伤’指有共和国史以来的非正常变故，‘内伤’则指深入先生之骨髓的‘政治至上’意识。尽管先生自１９８６年始已着意‘告别体制’，但某种价值心理定势仍顽强地驱动先生尾随东林儒士，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势必怠慢含英咀华的读书声。”而在我看来，“政学不分”以及“热心时政”并不足以对学术造成致命的伤害。胡适、蒋廷黻、吴国桢、傅斯年、殷海光等人参与或议论国民党政权，远远比留在大陆的王瑶这批知识分子参与或议论大陆政权深入和广泛。但是，胡适他们的参政议政并没有湮没他们的学术成就，为什么王瑶他们反倒会“一无所有”呢？如果放眼西方的话，无论是萨特还是福柯，无论是费正清还是乔姆斯基，大概都是“政学合一”的、“不纯粹”的学人。因此，我认为，更为关键的还在于一个政权是否能够为知识分子提供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乃至参政议政的自由，也在于一个社会是否能够为知识分子预留一处获取自足的文化和经济资源的“公共空间”。如果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变成等级森严的衙门和“单位”，如果每个知识分子的生存都必须依赖于工资、户口和粮食本（据说，１９４９年之后到１９６０年代末，从来没有领取过官方的工资、而靠自己的稿费生活的知识分子，只有巴金和傅雷两个人），那么文学和学术的巨著又岂能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呢？１９８６年，晚年的王瑶先生突然元气淋漓，他如此言说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他说的又岂止是鲁迅呢？然而，在“计划经济”、“计划政治”和“计划文化”的时代里，“独立”谈何容易！
于是，知识分子便成为“优败劣胜”体制的牺牲品。谢泳还谈及一个语言学家王力的小故事。１９７４年，王力参加编写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那是一个文盲领导学者的时代，组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青年工人，指挥王力干这干那。７０多岁的王力每天挤着公共汽车在北京东城和西城之间来回奔波，有一次还被从公共汽车上挤了下来。王力一直保持着沉默，谢泳解释说：“他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间的这样生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也许在王力先生的记忆中，这算不得什么，因为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在时常发生着，但我们从这一件小事当中，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是如何以它最下流的方式把知识分子的尊严打掉的，这样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耻辱。”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王瑶先生所憧憬的“分子要独立，知识不变质”逐渐成为可能，王小波就是新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辞职给他带来了心灵的自由，对他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王小波不堪生活重负而英年早逝，但他实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在生命形态上与胡适那代学人的“对接”。王小波之后，更多的年轻人都开始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因此，我愿意与谢泳一样，对我们自己的未来抱一种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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