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人和诗
诗，在文学门类中，是一种难度很大的体裁。而我偏偏碰上了这个既令人眷恋，又令人怨恨的难分难舍的对象。这也许是我的天份吧!
我开始学着写诗，大约三十多年了。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放弃学习的兴趣。能否学成，还说不准。反正，我准备着直到走进另一个世界为止，继续学下去。因为，诗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诗已经成了我血管里的必不可少的细胞。我爱诗，象约旱哪盖滓谎砍希蟀婀谎苛摇？梢运担壹蛑笔且桓鍪柰豕锏目嘈猩Ｈ欢倚吹氖遣皇鞘遣皇钦嬲氖?/SPAN>?它终究要接受人民的鉴定和历史的检验。是或不是，人民和历史会做出公正判断的。是，就接受，不是，就抛弃。
有一位诗论者说：“诗是心灵的燃烧，但是，必须用生活充作薪炭。”从我亲身体会来看我认为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诗如果离开了实践与生活，它就是一个没有薪炭的炉灶，它就燃烧不起来，它就变成一个与零相乘㈠被乘数。这样的诗，不用等人民和历史抛弃，它自己就会立刻消失的。但愿，诗人不要落到这种可怜的地步!
当我每-次产生写诗的念头时，我就不顾一切地走出去，走到生活当中去，为我的“心灵的燃烧去寻觅“薪炭”，将把生命的血液灌进我的心田，去滋润我心田的花蕾，让它开放出芬芳而美丽的花朵。到生活中去，就会产生感情，就会产生理智，然后，也就自然会产生带有浓厚生活气味的诗。
我国当前的改革是—场革命，这是无可非议的现实。一个诗人——作为人民的代盲人的诗人，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面前，能不能自觉地找到自己的现实位置，能不能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变革的洪流之中，或者是站在岸上观望，或者是干脆躲避，这是对他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以为、—个诗人，一个觉醒了的诗人，面对着历史和现实，面对着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这样一个伟大变革，决不能采取一种无动于衷的、躲闪的、自卫式的态度。现实要求诗人和诗不但要贴近生活，而且要切入生活。没有生命力的诗，就等于没有灵魂的人。没有生活，是不会产生出有生命的诗来的。
维吾尔族新诗的出现，大约有半个世纪了。正如其它民族的新诗有它的负担一样，维吾尔族新诗也有它的负担。就是说，它在今天，尤其是处在大变革的今天，存在着一个突破几十年以来所形成的陈旧框框的问题。我们要想发展它，要想使它适应时代的要求，就必须大胆地突破这个框框，不断地开拓、跨越、前进。否则，它就会僵化，它就会枯干，它就会蜕化，甚至会自行消失。
我很赞成强调诗要与人民，革命和民族的命运相一致。这是个前提，是原则，是诗人和诗的丝毫不可推脱的天职。
但是，几十年以来，由此也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中心说”，在我们的文学领域里正存在着这样一个“左”的传统，我写了三十年的诗，这种“左”的传统也伴随着我搅和了三十年。当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还没有发现有人公开提什么“中心说”，但是，由于这种传统的历史较久，影响较深，因而或隐或显地总在表现着自己。有那么一些“左”的瘾头较深的人却认为，诗只能有一种；那就是一味的象高音喇叭似的、虚伪的，说教式的诗。我可以断言，这种诗，决不是贴近生活的诗，而恰恰是歪曲生活的诗。我想，当一个诗人还没有丢失自己的头脑和灵魂以前，决不会写出迎合这种口味的诗来的。我十分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替诗人们找回了他们丢失已久的头脑和灵魂。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那种虚伪的，说教式的诗，还仍然占据着报刊的头条位置，而真正的好诗，往往放在很不显眼的位置上，或者干脆被拒之门外。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的道理，只有上帝知道。因此说，新诗的负担是很重的。要想丢开这个负担，我以为，诗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现实革命的命运始终紧紧地连在一起，勇敢地走向生活，把生活作为自己的生命，而又把这个生命化为诗。这样，诗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会从那种“左”的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其次，诗人本人也要更新和摆对关于新诗的观念。
再也不能让这种“左”的传统把诗人和诗当作被动的工具，要把诗放在探求真理的实践中去，充分发挥它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愿诗人自己去掌握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