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答《南方周末》记者问
问：很想知道您近年来的文化和艺术批评活动,请简述一下.
答：我想其实人们并不真的“很想知道”我近年来在干些什么，如果不是为了后面的问题，你们肯定不会来找我，不是吗？
问：在给陈村的信中,您把张炜的《精神的背景》视为坏文章,形容为“装腔作势，概念混乱，陈词滥调”，现在您依旧坚持自己的判断吗?
答：那本来是一封致陈村的私人信件，措辞比较随意。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不过既然陈村把它公开，我就要对文字负责。在这三个贬义词当中，“概念混乱”是一个可以举证的判断，我后来在《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一文中指出了《精神的背景》的诸多“概念混乱”之处；另外两个词虽然属于“负面”的形容词，也不过是形容词而已，当然，如果有人不喜欢，删掉也无妨。
问：您使用了“坏”字来形容《精神的背景》，您能概括指出它“坏”在哪里吗？
答：“坏”在“概念混乱”，以及“举证不足”。
问：您质疑张炜谈论《精神的背景》的能力，“仅凭一种井底之蛙式的对外部世界的粗浅个人印象和好恶，肯定不具备谈论当今时代（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全球的）精神背景的能力。”是否可以说，只有在具备某些能力的时候，人才有资格对一些普遍性的命题发言？
答：我不怀疑张炜的个人能力，但我确实看到了张炜在处理这个题目时的“能力不具备”。当然由于还存在着现实规约和心照不宣的语言谨慎（我希望是这样），或许使张炜难以逾越这些界线（在他的文章中，多处使用一些模糊的词汇来描绘当前的尖锐问题，使得有关问题的解释和历史起因的分析反而走向了歧途）——如果他清楚这一点，就更不适合在“不能充分言说”的背景下，来自由地讨论今日之“精神的背景”！
问：人对具有意义的重大命题的思考、发言和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参与是否必须要具备某种专业背景和理论学养之后才能进行？您怎么看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怎么看作家表达意见的权利？
答：恰恰相反，目前有不少“具备某种专业背景和理论学养”的人士，夸夸其谈，谬论叠出。至于说到“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或“作家表达意见的权利”，那可是个好问题——对这“表达权利”的妨碍或威胁，肯定不会来自我那篇文章中仅仅对“能力”和“逻辑”表示质疑的批评，妨碍和威胁来自何处，你应该比我明白。
问：您批评张炜所揭示的“精神的背景”是陈词滥调，那您关于《精神的背景》新异的见解是什么？
答：在不少地方，我的判断和《精神的背景》中的一系列结论正好相反——那并非称得上是“新异”之见，不过是“常识”之见而已。
问：体察当代的中国的精神背景和世界的精神背景，会给您个人什么样的直觉？
答：需要在另一个场合来回答你，如果有那样的场合的话。
问：我注意到您现在对张炜的批评是全盘性的，您用了一个词就是“井底之蛙”，但是我也看到您1986年12月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评张炜《古船》的旧作，您形容为：《博大胸襟的杰出虚构》，您批评的态度、方向和立场的转移是因为您批评的尺度发生的变化吗？
答：不，我只不过对《精神的背景》的基本观点持一种接近于“全盘性”的否定意见。我不愿相信这篇文章能代表张炜的全部内心世界（它要比观点、立场和概念复杂得多），他只是在谈论宏观事务时，容易陷于情绪化和独断论，仅用很少的材料就推导出很大的结论。他知道“一叶知秋”的道理，却忘了“一叶障目”的道理。此外，我之所以这么认真地看待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更认真看待这篇文章的“精神背景”（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孤立的一种言论和个人倾向），并想借此机会指出，当前所谓的文化批判中，存在着一种过度迷信主观偏见的倾向，甚至把这一主观偏见混同于对时代内部矛盾和真实结构的认识。“主观偏见”对一个作家有时是有利的，有时则是有害的，这要看他用什么方式谈论什么话题以及怎么谈。如果一个作家因主观偏见的特权和他的才华同时被称颂，被一些人不加思索地追随，他的任何言论也不再受到认真的追问和质疑，我想你肯定不会认为这是件好事情。人们迟早要问：作家可以怀疑时代，为什么这种怀疑就不能再被怀疑呢？
你提到近二十前我对张炜《古船》的评论，我当然必须承认它曾经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我当时判断的是一件“虚构作品”，现在我们却在面对同一个“精神背景”即我们共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今时代！我知道我的“态度、方向和立场”是否随“尺度”的改变而发生“转移”，这个问题一陷进去就会很乏味。换句话说，批评对我而言不过是对某一大家共同关心的事物和观点的再次思考、怀疑与表达，它有时是独语，有时是沟通，有时是论辩，但是它们既同为“批评”，“混乱”则都是应当而且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