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研究的面面观
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潮保有足够的敏感，就不难发现，“俗文学研究”早已不是什么“显学”，很难再吸引志向远大的年轻学者的目光。按理说，潮起潮落，阴晴圆缺，一切变化都很正常；可即便如此，我们也须追问：曾经显赫一时的俗文学研究，如今为何落得这般“门前冷落车马稀”？在我看来，有三个有形无形的陷阱，制约着这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点，对比学科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初创期的生机勃勃，当不难明了。
五四那代人———包括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鲁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顾颉刚、常惠、魏建功、董作宾等———之所以关注俗文学，是有精神性追求的。眼光向下，既是思想立场，也含文学趣味。提倡俗文学（比如征集歌谣），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既可以达成对于“贵族文学”的反叛，又为新文学的崛起获取了必要的养分。八十年过去了，“平民文学”的口号早已进入历史。从歌谣中寻找新诗发展的方向，这一努力基本落空；朱自清关于歌谣可以欣赏、研究甚至模仿，但“与创作新诗是无关的”这一论述（《歌谣与诗》，《朱自清全集》第八卷272—27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基本上得到了证实。而“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由于劣等文人的模仿而变成“一套烂调子”，于是“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找新方向发展了”（《〈词选〉自序》，《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胡适的这一“大胆假设”，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与质疑。时至今日，你还会相信《故事会》、《今古传奇》、《文学故事报》上的作品，或者哪个书场的成功表演，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未来？失去了“民间崇拜”这一精神支柱，在很多人眼中，俗文学研究正逐渐失去其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学科，边界的不确定、理论预设的过于迂阔，以及研究方法的相对陈旧，也使得后来者望而却步，对其发展潜力将信将疑。
20世纪20年代俗文学的迅速崛起，得益于特定的思想潮流，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今人无法复制五四新文化人的成功，但在学术研究中坚持某种理想性的追求，这点并不过时。如果俗文学研究失去其精神面向，沦落成为纯粹的技术操作，那确实前程堪忧。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重建“民间”想像，并将其作为达成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之一，是值得俗文学研究者探究的“真问题”。与此相联系的是，我们该如何面对以下两个危机：俗文学研究中文学性以及当代性的失落。
现代中国，不仅“俗”（“民间”），而且“文学”，这可能吗？提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注意到，当代中国的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其焦点正逐渐向外转移———研究者关注的，大都是民俗、宗教、语言等，与文学基本不搭边。这一转向，自有其合理性，但丢弃了“文学”，只将内地的“三套集成”或台湾的“俗文学丛刊”作为社会史料来看待，实在有点可惜。1936年4月9日北大《歌谣》周刊复刊，胡适撰《复刊词》，称：“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歌谣〉复刊词》，《胡适全集》第十二卷33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对于胡适“我们的韵文史上，一切新的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这一假设，我是不无保留的；但我承认，胡适的提醒值得注意，俗文学确实可以“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
过去我们曾将俗文学说成是一切文人文学之母，如此过度褒扬，基于以下假设：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截然对立，前者如果想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从后者汲取养分。不只胡适、郑振铎这么想，鲁迅也是这么说的。所谓“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鲁迅全集》第五卷579页）———这样绝对化的思考与表述，现在看来是颇有问题的，尤其是将其引入文学史建构。
或者“刚健清新”的民间，或者“陈腐浅陋”的文人，如此二元对立，为文学革命的展开提供了原初动力，但无法贯彻到历史写作中。胡适提倡白话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撰写《白话文学史》，则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关键在于，反抗者的“悲情”，没能顺利地转化为史家的“通识”。其中最要不得的，便是为了渲染白话文学的“正统”地位，刻意贬低乃至抹煞二千年的文人文学。记得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曾特别强调：“‘正统文学’之害，真烈于焚书之秦始皇！文学有正统，故人不识文学：人只认得正统文学，而不认得时代文学。”（《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胡适全集》第二卷856—857页）可他忘记了，这一反“正统”的理论武器，是一把双刃剑：既指向“文言正统”，也指向“白话正统”。
在我看来，恢复对于俗文学的信心，不是靠唱高调，也不是靠争正统，而是洞悉并认同文学的多样性———俗文学自有其价值，不必要、也不能够靠贬低李白杜甫，或打击文人文学来给自己鼓气。无论古今中外，文坛上都需要雅俗对话，二者既互相竞争，也互相补充。尽管这里的“雅”，不等于文人文学，“俗”也不就是民间文学。文学一如自然，必须保持生态平衡，没必要弄得有我没你，非此即彼。读者需要多种养分，需要多种体验，也需要多种文学作品。永远的“高雅”———比如拒斥一切“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歌曲、武侠小说以及警匪片等———并不怎么值得吹嘘，有时反而是缺乏自信胃口太弱的缘故。保守自家立场，而又能以通达的眼光来看待另一种文学趣味，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当初提出俗文学命题时，直接针对的是高雅文学/文言文学/贵族文学———这里涉及文体、风格、体裁等不同层面的考虑。那么，今天该如何分拆，哪些思考明显过时，哪些则仍然有效？有一点我深信不疑：谈论俗文学，必须考虑文类特征，不只注重其“说什么”，还得关心其“怎么说”。表现形式的重要性，对于雅文学、俗文学来说，没有任何差异。
随便举个例子，陈寅恪论《再生缘》，便是从思想、结构、文词三点入手。今人注重女性意识与民间立场，此书的思想意义不言自明。至于结构和文词，陈先生同样非常重视：“若是长篇巨制，文字逾数十百万言，如弹词之体者，求一叙述有重点中心，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之作，以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缘》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再生缘》之文，质言之，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元）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论及此，陈先生悬的甚高：前者对比章回小说，相形之下，《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其结构皆甚可议”；后者则称：“世人往往震矜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我们都明白，陈先生如此不遗余力地表彰《再生缘》，其实别有幽怀。除“论诗我亦弹词体，怅望千秋泪湿巾”外，更强调：“《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你可以不同意陈先生的具体结论，但如此眼光，如此襟怀，还是很让人感动的。
不是靠争“正统”，而是从文学形式、风格、趣味的多样性，来理解并诠释“俗文学”的独特价值，这样的研究，方才不至于将俗文学彻底“史料化”。
俗文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稽古或资料普查的阶段，还得尽可能介入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这一点，几年前我曾提到：“二十一世纪的俗文学研究，很可能是在学有根基的前提下，主动出击，以开阔的视野与灵活的姿态，介入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潮。”（《我看俗文学研究》，刊2000年3月15日《中华读书报》）至于何谓“介入”，因系大会发言，当时语焉不详，这里不妨略作补充。
我所理解的“介入”，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借助俗文学的资料或眼光，来从事其他领域的专门研究，一如顾颉刚以故事的眼光来理解古史的构成，胡适借母题（motif）的生长与扩张，来诠释中国章回小说的演进，或者像俞平伯、朱自清那样，以歌谣的趣味来解读《诗经》。这一类学科“溢出”的努力，还在继续，还可能会有丰硕的成果出现。第二，直面当代中国俗文学的发展，承认新民谣、二人转、网络笑话等同样值得关注，愿意对此进行严肃的学术批评，而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传统中国。第三，吸取俗文学的养分，从事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好似电影电视剧的挪用民俗与民歌，重编梁祝故事、白蛇传传说等。这三者，或学术，或批评，或创作，共同点是介入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在我看来，刻意经营学科的“当代性”，是保持其生命力的重要举措。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俗文学”的范围到底多大，一直是见仁见智。从1930年代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到1990年代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的《中国俗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学科边界仍在滑动中。俗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三者的互相纠葛，让不少研究者感觉头痛。但我以为，这不是最可怕的。真正的隐忧在于，像“俗文学”这样崛起于危难之中，曾深刻影响一个时代思想进程的学科，一旦失去“精神”、丢了“文学”、远离“当代”，可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链接
俗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化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俗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结束
本报讯 中国俗文学学会成立于1984年6月21日，由赵景深任名誉会长，姜彬为会长，学会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1年7月，学会转而挂靠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由吴组缃任会长。1994年，学会又改选吴小如为会长。2000年3月4日，学会进行了新一届班子改选，由陈平原任会长。
正是鉴于当今俗文学研究中对“精神性”、“文学性”、“当代性”三方面的欠缺，时届中国俗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中国俗文学学会、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了这次“俗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会议于2004年10月24—26日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一方面回顾学会成立20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表彰为学会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同志、老学者，展示学会做出的巨大成绩；另一方面则力求凸显高品质的学术特色，关注当代文化视野下俗文学的状态及走向，会议主议题为“俗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子题包括（1）传统俗文学的当代发展（2）俗文学与现代传媒（3）当代俗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4）雅俗关系的现代立场。
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共有40余人进行论文发表和专题发言，其中既有对学会的总结和展望，对传统俗文学形式如小说、歌谣、笑话、戏曲、说唱文学等进行的常规研究，也有对俗文学本身的理论考量以及对俗文学如何介入当代文化建设的探讨。会议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未必得出什么宏伟的结论，但是大家有了这样的共识：俗文学研究一旦失去“精神”、丢了“文学”、远离“当代”，可就真的“一无所有”了。而有了这样的清醒认识，俗文学研究也就有了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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