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张李之争的实质
最初看到有关张炜李锐之争的文字，是我例行浏览左翼文学网站《左岸会馆》时的不期之遇。而吸引本人上“左岸”蹓跶的最初原因，是在该站读到了一篇名为《那儿》的极具震撼力、又极具争议性的中篇小说。
有关〈那儿〉， 邵燕君、贺桂梅等人是这样评说的：
文学在八十年代是“伤痕”热，九十年代又成了风花雪月、小资情调，且以反映上层知识精英的生活情调为主，远离了社会的大多数劳动群众。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但是在2004年国企改革大讨论的背景下，八十年代发行量曾经很大《当代》却刊登了《那儿》这样唯一一篇反映工人弱势群体的小说，有可能是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几个人在看完后都感受到一种很久很久都没有感受到的非常强烈的震撼。这篇小说也引发我们想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样一个应该说很“古老”的一个命题。《那儿》的艺术性也不错，但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那种思想性，是一种带有深广时代性的时代悲歌。它把思想的前沿性和力度用充满感染力的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今年的一个重要作品。这部作品也又重新引起了一些“古老”又沉重的话题。从文学家角度来讲，就是文学的使命的问题，还有作家的使命和责任问题，……这大概和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立场的分裂有很大关系，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新左派”开始对现在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提供了一套比较有力的思想资源，《那儿》可能跟这种思想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
贺说：《那儿》是我从02年以来读的第一篇小说。读这篇小说我一开始是惊讶，惊讶小说是这么清楚地站在底层的立场上，而且把革命的传统给提出来了。它把当代的一个工会主席和30年代的工人领袖联系起来，而且这个工会主席死的时候，身边放的是镰刀和斧头。这些符号再清楚不过的代表着中国革命的传统。在我的感觉中，这种写法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大众文化中好像是第一次。……《那儿》这篇小说是这么清晰的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改革”在这样的立场里看来整个儿是剥夺底层的一个过程。中国的改革如果不断地推进私有化进程，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会使得一种阶级意识逐渐明朗，，而且象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是靠革命起家的，革命的传统总有一天会浮现出来。而在这篇小说里它是非常彻底非常清晰地把这一点讲出来了。这是让我比较震动的地方。
也有人表示：小说对他的主要感动，是去年发生了国有企业改制大讨论，但是很多人竟然不知道，而这篇小说正是用文学的手法很形象地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人们，很明白地告诉人们“ＭＢＯ”是什么。工人阶级地位的下降是怎么回事。
邵燕君补充说：在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概念里工人阶级是当家作主的。如果不用这么革命的词语的话，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里，每一个人应当被当作人来对待，但在资本主义里工人就是生产工具，你就是下等人，说你竞争力差、没读书所以你就是下等人，就因该受贫困、被人使换，这就是资本式的逻辑。在这篇小说里，有一句话就说：我们工人只要有活干就能把日子打法得快快活活的。而且回忆以前工厂里的生活觉得很快乐。作者还特别强调“小舅”为什么能当上劳模，是因为他活干得非常非常好，是一种工人里的“高等能力”，是有能力的比表现。他这里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是说在资本主义下不把人当人，把人当奴隶、当资本的机器。然后社会主义是怎么反叛这种制度，它是真正把人当作人，而且社会的幸福应当是社会整体中大多数人的幸福。
我有意把似乎毫不相干的一篇小说，和张炜李锐之争放到一起来谈，是因为要确切把握这一争论的真正性质，必先弄清导致这场争论的社会大背景。而组成这一社会大背景的重要元件，不仅有跟“国有企业改制大讨论”主题密切相关的《那儿》，有重庆3403厂和咸阳棉纺织厂等大中型国营企业工人用自己气壮山河的实际斗争行动，直接参与“国企改制大讨论”和对中国何去何从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而且有王蒙等几十位文化界名人毅然决然宣布拒绝与所谓西方先进文化“全面接轨”的《甲申文化宣言》， 有代表一部分曾经真诚相信西方“历史终结”之说的钱理群之类“自由派先驱”，终于有了“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的深长感悟。更有曾经发起过著名“人文精神”讨论的王晓明，对中国狂热投入“全球化走资”做法，明确指出这类“发展”模式，不可能在全国全球范围内全面实现的，因为它不公正，就资源来说，中国和地球也不可能承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争取主动转弯……”。
归纳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总“领风气之先”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此起彼伏的这类最新呼声，外加新一代中共领导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观路线”和“建设和谐社会”之重点，如果可以把控诉文革的〈班主任〉小说之出现，视为当年中国全面“右转”的先兆，控诉所谓“改革开放”之《那儿》的出现，也理所当然可以视为中国将会全面“左转”的一个强烈信号。我以为，也只有从这样一种紧密联系中国和世界关系发展现状和前景的阔广视野去审视，才能看清看透张炜李锐之争的真实涵义和价值。那种单就人际交往关系和姑嫂勃斗之心去理解这一中国文坛风波的各类见解评说，我蔑视之。
诚如清醒如刘继明者所言，张炜在《精神的背景》以及其他一些文论和随笔中所持立场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强调“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以‘人民’名义发动的无产阶级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划时代巨变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甚至创伤，但这并不能成为将‘人民’彻底抛进垃圾堆的合法理由”。换用汪晖的意思来说，历史尚未终结，中国人民仍然存在着作出不同历史选择的重大机会。
而正是针对张炜“精神不能全球化，个性不能全球化，艺术不能全球化”这类表达含混、指向却极为鲜明的、公然要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脱轨”的意识，才使李锐吴亮之辈，激发出远远超过一般学术理念之争的狂热“捍卫意识”。他们并不似刘继明所指出的那样，完全无视中国原自由主义觉醒人士倒戈猛击“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烈“精神背景”，而是太了解、太清楚跟以上社会大背景和中国历史发展新趋势紧密相连的最新“文化反叛”，对他们一心要维护的“驾轻就熟”的“全球化接轨路线”，是一种何等可怕可恨的威胁挑战！
然而从李锐的表面文字看，他似乎力求把话说得公正中允，力求不偏不倚地指责“自由主义者们的火力只对准社会主义的计划和专制，新左派们的火力只对准市场神话和资本垄断的霸权与压迫。双方都只针对事实的一半，结果是双方的争论看上去都和中国无关。”
随后在其谈论张炜所深恶痛嫉的“精神沙化”现象时，一个曾经有望挤入“诺贝饵文学奖”得主行列的“文学大家”，却开始象中文网络上由自由主义“狼奶”喂大的任何一名自由主义“狼孩”一样，超低水准地、喋喋不休地谈论“专制政体”如何败坏“消费时代”名誉的根本制约关系。在他正确揭露“纵欲和拜金的新宗教是权力和金钱的合谋”之产物的同时，却闭口不提这类横行霸道二十余年的“政治权力”，到底是肯定继承还是不断抛弃否定毛时代正面实践经验的“专制权力”！
在强调“极端的权力和贪婪的资本互相依靠”的同时，李锐根本回避“反科学发展路线”所“人为构建”（哈耶克教宗所传播的“自然演进”之说，原本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的、以为国际国内资本牟利为唯一宗旨的“消费时代”，是走资权力疯狂否定毛时代平民主义路线的起始动机和必然结果。
张炜受体制内既定地位制约，也许确实无法看清、也许是有意“简化”的中国走资权力与商业资本利益疯狂扩张的复杂关系，但作为不愿“在权力之下垂首而立”的李锐吴亮之辈及其跟随们，又何曾勇敢无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权力与国内外资本财团狼狈为奸的右翼专制本质？没有，从来没有！
他们总是谎言惑众，公然无视俄国等全面彻底完成政治经济共同“转规变型”之现成反面教材的客观存在，反复宣传中国没有出现“好资本主义”之“大好反革命形势”的关键，完全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专制遗毒没有被扫除的缘故。他们只讲权力高度集中的表面形式，却从来不敢争论表面形式一致的高度集中之权力，完全可以体现为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利益代表性质。
拙文〈新毛主义重建中国方案〉xueshe.com/dispbbs.asp?boardID=2&ID=1192&page=3 对社会主义制度下高度集中权力存在的必要、难以避免的缺陷弊端和“分权制衡”的改进方式，几年前就做过相当全面系统的分析总结和设想建议，李锐如果真想了解“不同立场的反省和批判”，对跟新自由主义教旨立场针锋相对的立场观点，何以如此闭目塞听？这并不需要知道特定作者姓名，在互联网任何一家著名“搜索引擎”上打上“新毛主义”或“毛主义”几个关键字，不管作者姓啥叫啥，有无知名度，应该不难发现跟自由派观点尖锐对立的无数思想表达与观点论述。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或不会做，视野就无法做到不偏狭，思维就不能不永远“定格”在数十年前早就自成一统的固定套路和思想“自闭”症状之中。即使主观上并无傍世界超级大款的用心，长期缺乏跟异质观点和思想的接触交流，对“早已经充分商业化彻底消费化”的、当今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李锐先生所蔑视的专制也不得不“陪笑外交”的超级大款所主导的观念理想，就很难做到不奉若神明。一听张炜对“充分商业化彻底消费化”之“自由世界”的中国版本出言不恭，物伤其类，就难免不急火攻心。明明事关“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却又躲躲闪闪地指嘀张炜是“诗意化、道德化的（地）对待历史”，最后又不愿紧扣观点分歧追根究底，而是借“豪宅”之说从对方个人的日常道德操持上，笑里藏刀地给“一个值得苛求的作家”提出一种“不是苛求“的“精神个体”衡量，极为慷慨大方地对对张炜提出“大师境界的要求”。
最后顺谈一下钟健夫的观点。创办的书院花了老百姓（“纳税人”之说甚谬，具体理由可参见〈关于“为纳税人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之争的“三个记住”〉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139365&strItem=no01 ）这么多钱，不一定是在为老百姓办事的存疑，如果书院没有为中国绝大部分工农大众仗义执言的“文学”记录，恐怕也不能一言轻废之。但如果以目前张炜的“左转”思路走下去，并带动书院同人一起努力，那跟茅于弑所兴建的以教化培养中国“自由主义狼孩”为宗旨的大宅小院，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钟的上述指责保留，也就只能算他说过一句告诫的话。反之，这样的质疑，我看就有长期保存和不断公开宣传的价值。
至于钟某连篇累牍声称张炜属于“主流作家”，他才是真正“边缘”思想人士，就未免有些搞笑。作为吃“言论饭”的文化人，一个人的所言所行是否符合这些年“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意见和走资路线的舆论宣传需要，才是区分“主流”、“边缘”的客观标准。如果要以张炜具有省作协主席身份来确定划分，身为政协全国委员的邓力群和江青之女李钠等，和曾经集体上书愤怒指责“反科学发展观”路线种种恶果的王光美等前中共高层人物遗霜，是否均能算作中国政界思想界“主流”人物？
钟某夫妇积极制作和参与编辑的“声音”，包括去中央电视台“客串”发言，倒反而不是“中心的声音，主流的声音”，而是“文化界边缘人士”的无奈之举？
把这类稍具社会政治常识就能看清的话题也引入争论之中，这是钟健夫可以写“大作”却难成“大器”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希望看到拙文批评后，从此打住有关部“主流”、“边缘”的无聊口水，注重自我约束和自我品位提升。
总而言之，我看张炜李锐之争的实质，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山雨”，就是在中国曾经猖獗一时的“反科学发展观”路线已经无以为继，就是中国全面左转是必然趋势，人心所向！
而《那儿》小说与这场争论的另一相关之处，就是两者同时触及了“文学与社会”之关系这样一个很“古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