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野生动物
而我的天性，就是一只野生动物。
在社会进步和开放的今天，追求自由和真实的生活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空洞幻想。当我把人事档案已经看成是一张过期的船票时，我体味了自由给我带来的无尽欢乐。虽然，我永远地失掉了积攒十余年的宝贵工龄，还要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等多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切身利益而操心和奔波，但比起我因此要付出的巨大精神代价和宝贵时间来说，再苦和再难也是值得的。
在单位时，我最烦的一句话就是领导动辄语重心长地忠告：你要注意影响啊！我不知道我时刻必须小心谨慎地注意什么？我不明白人对人为什么要那么苛刻、总让我依照他人的方式去生活？但我牢记住这一条：我是为我自己活着的！
当我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候，就像一个长久地囚禁在山沟与世隔绝后，突然从天而降一辆汽车，你驾驶着它一下子冲出沟壑奔向平原……
一晃，维持着这个亢奋感觉已经近九年了。
那时，“自由撰稿人”可不是现在这样既时髦又泛滥。九十年代初期，它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我孤零零地在新闻界面前，开始了孤军奋战。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单位与其说很难接受我不如说很难接受这种新奇现象。辞去在工厂宣传部的职业后，顶着六月的骄阳，我骑自行车穿梭于京城的各大报社，拿着写好的稿件送给一些报社。清楚地记得我那时很迷茫，汇入骑车的洪流漫无目的随着众车前行。但当绿灯闪亮时，竟然不知自己是继续前进还是向左或右转。我焦灼地伫立在喧闹的街头，惆怅和悲凉。
然而，我不是娇贵的宠物，是一只野生动物！
我继续不屈不挠地叩一家又一家报社的大门，我坚信自己的能力，坚信自己如果当记者不会逊于其他记者。这种自信对一个人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力的差距并不大，关键在于缺乏自信。没有自信心就会变得裹足不前，就会一遇挫折便半途而废。开始写影视界人物的稿件，我一筹莫展，因为过去对这类文章不屑一顾，而如今自己写起来，才知道什么叫“眼高手低”。后来编辑说：这样写没有可读性，语言要风趣些、活泼些。我心领神会，第二次再写时，就找到了要领。其实只要有写作基础，根据不同报刊和不同内容采取不同写法应该说是件极容易的事情。
真正写并不难，但采访则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一个默默无闻的自由撰稿人当然无法接近那些大名鼎鼎的明星。通过间接、曲折的关系，我终于与某摄制组挂上了钩，我死死地抓住这一条线索不放，进行放射状的联系，以我的办事诚实认真、说话严谨可靠和待人不卑不亢树立自己、也是自由撰稿人的整体形象。大小明星们在口头传播中渐渐地认识并接纳了我和“自由撰稿人”。当他们首次接到我的名片时，都会不约而同地笑道：“啊，自由撰稿人！咱中国也有了。”
演员们相互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对我比较信任，比如当初正值张丰毅婚变，我采访时问他“外界传说你们已经离婚，是真吗？”张丰毅想了想肯定地点头称已经有些日子了，他轻描淡写地简略说几句后立即叮嘱我：“请你在文章中不要提我婚姻的半个字。”我答应并且严格信守自己郑重的承诺。
还有一次采访古月，我请他提供几张照片，古月表示为难：“这些记者太没信用，采访你时答应得非常痛快，保证还你照片，但一走就再无消息。”我向他保证用完归还，他一笑：“都这么保证过，我却一张也没收回来。”一个月后，当我去还他照片时，他惊愕了。一张照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一个人的信誉则是个考验，不论你是自由撰稿人还是从事其他各个行业。
数月后，开始了良性循环，每月能发表十来篇文章，很快，见报率就滚雪球似的呈几何速度增长，迅速占领一个又一个“地盘”。随着我的独家新闻和热点报道的日益增多，正式或非正式转载我文章的报刊数不胜数。他们纷纷非通过各个渠道找到我并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由于约稿的报刊增多，各报刊便出现了争相夺作者的现象。于是，高稿酬、发行量大和去旅游胜地参加笔会等等种种诱惑也接踵而至。但我恪守着自己的诺言，首先将稿件给最初发表文章的报刊，无论它的级别高低或者稿酬多寡，我都放在次要位置。因为这关系到做人的品行和信誉，我必须把情义放在利益之上。正是由于我首先看中自己的声誉，才使我迅速地拥有越来越多的编辑、记者朋友。
９２年，北京市一家报社创刊，我这个没有大专文凭的非正规记者破例被请到报社，一度还封为记者部副主任。我很不自在，对当时的总编辑讲：“我不适合做领导，正如我不愿被别人管一样，我也不愿去管别人。”但总编笑了：“我了解你的性格，其实封你个主任目的不是让他去领导谁而是怕你当反对派，防止你煽动大家跟领导对着干。”
我在那家报社工作了两年，颇有点吉普赛人进入文明社会里的不适应感。我厌倦周而复始、按部就班地去上班。喜欢弹性、有效率地工作。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总有个别人对我继续给外报写文章恨之入骨，他们把时间、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频频地向总编告状上，我怒了，推开门当面质问他们，这些人背地里对我咬牙切齿，但正面冲突时则一个个退缩角落无人应战，我最后嘲笑地告诫他们：“你们别妄想用纸绳拴铁人！”
维系了两年后，随着总编的离任，新领导不喜欢我行我素的人，更喜欢下班后陪他下棋或请他喝酒的下属。又加上因我的文章惹起一场官司，把那个酒囊饭袋的总编辑吓得急忙去向对方赔礼。并且居然让我一起去！我断然拒绝这种屈辱的举动。事后，原告放弃对报社的起诉而把我过孤零零地留在了被告席。巨大的压力也没能让我屈打成招，最终他们灰溜溜撤诉。当然，我与报社从此也不欢而散。我再次恢复了自由身，尽管档案关系依然在那家报社里，但我早视为一张废纸！其领导找我解决档案问题，我爽快地让他“扔了吧或者撕掉，反正我不再需要它！”
由于我生性好斗，揪了不少次老虎尾巴，被抨击的明星或“名导”们自然对我充满怨恨，但我清楚：他们谁也无法遏制我的发展。而我更清楚，真正遏制我的是我自己。这些年，贴着“自由撰稿人”标签的很多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试图与我共同联手合作。在这里，我不想对具有同样选择的人妄加评判，但我只求洁身自好，并且依旧沿用单枪匹马的战略开拓我的天地，继续奉行我的“独往独来”方针。我相信：虎或者豹捕猎是不需要成群结队的。
当然，在鱼龙混杂的自由撰稿人队伍里，我也陆续结识了几位从人格到文笔都非常出色的同行，比如方刚和汪继芳。他们不仅多产且质量上乘。更可贵的是有自己独立不羁的人格。方刚的纪实文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汪继芳写过许多关于前卫艺术的有影响文章，这使她赢得了相当多读者的尊敬，当然也给自由撰稿人整体形象添了许多光彩。
现在，我和全国各地近500家报刊有着不同程度的广泛联系，我们合作的轻松而愉快。尽管不少家报刊想把我在当地垄断，答应每月定期付薪金而不论我是否每月供稿。也有的报刊想聘我当编辑或记者，并且声称不用日日上班，我都一一谢绝，我不想受任何束缚。没有与人签约，我永远是自由的。因为自由，我可以真实、无拘无束地生活，直言不讳地写稿。任何一家报刊来约稿，我不管他们报刊的级别和发行量，只注重编辑是否可靠和诚恳；反之，我拒绝合作。
近些年，也有不少财大气粗的公司老板找我想“合作”，我依旧不加思索地一概谢绝。因为再大的诱惑也无法换取我的兴趣和我的自由。况且，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当我出现在某些社交场合，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询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时，我会调侃地告诉他：“下岗的。”而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我索性自我介绍说：“我是一只野生动物！”
Copyright 2003-2005 www.sohozu.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