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必须通过“西化”才能复兴
作者简介：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先后就职于北京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1997年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同年进入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课程、现为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
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李泽厚称文化的基本问题
还是吃饭问题
我们的本土文化运动
则完全解决不了
甚至干脆无视
这样的吃饭问题
笔者曾经说过，在东亚社会，最“西化”的地方一般也是最传统的地方。韩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也是个儒教的国家。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要脱亚入欧，如今甚至想把英语变成自己的官方语言；可是儒家文化不论在精英的学术文化层面，还是在小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有一股生生不息的动力。
如今我们有了国学热、读经运动，似乎传统文化又开始复兴了。但以笔者之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空前的“西化”运动，传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
现代社会对所有传统文化都提出了挑战。只有对这些挑战作出创造性的回应，传统才可能有生机。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一个最大的先天不足，就是没有经过"西化"的洗礼。这一点，比起日本来就看得一清二楚。
日本接触西方比中国晚一步，却能迅速打开国门，借明治维新一跃成为世界列强、东亚文化的中心。中国反成为其俎上之肉，在文化上乃至连“中国学”也难以和日本相比。现在回顾起来，无人不骂当时的满清政府无能。其实，如此大的一个历史责任，远非一个朝廷可以承担。就文化而言，日本本土的国学为现代化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但中国的国学却一直面临着生存危机。
江户时代二百多年的太平盛世，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前近代经济体之一。日本人由此信心大增，不再甘心当中国文化的附庸，于是由本居宣长开启了本土的国学运动，强调日本文化对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这种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潮，与我们中国人一般所理解的本土文化运动有一个关键性的不同。这就体现在江户的"国学"对西学的包容上。
简单地说，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运动，实在上是日本对中国的一场文化独立战争。虽然那些日本中心主义的学者信心十足，但毕竟中国文化传统长、积累深，日本从典章制度到学术文字都从中国借鉴太多，想独立谈何容易。所以，小文化要独立，就得找大联盟。找来找去，找到了西学。
江户的日本，接触西学并不容易。德川幕府确立其统治之初，就严厉剿灭基督教，把外国人都赶走，禁止国民造远洋船只出海，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唯一能接触的西方人，就是那么几个荷兰人。而这些人，全被限制在长崎港外的一个小小的人工岛上，与日本老百姓隔离。幕府也就是通过这一严格控制的孔道，从西方获得必要的信息、技术、和物资。所以当时的所谓西学，就叫兰学。比起中国来，日本人要了解西方条件差多了。
但是，本土文化的动力，驱动日本的学者以一种宗教般的狂热探求西学，甚至不惜把身家性命也赌上。在国学运动掀起后，兰学大盛，许多日本中心主义的国学家，同时也是兰学家，对西方充满敬意。比如西方医学在解剖等方面证明了许多中医传统理论的不实。于是这些国学家们坚信，西学实证，中学(汉学)玄虚，把西学的实证知识学到手，就可以确立日本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绝对优势。平田笃胤作为一个提倡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学者，拥抱哥白尼的日心说，并以之证明日本这个日出之国的民族主义神话。他赞扬兰学的实证精神，指责中国的学问对人类还没有认识的事情妄加推测。他还对被禁的基督教充满了热情，偷偷地弄到中译的传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优于儒教的理论，来论证他所鼓吹的神道优于儒教的学说，并公开主张日本要向各种文化传统广泛学习。结果，日本的国学派逐渐建立了这样一种文化精神：我们是日出之国，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世界的学术文化都涌向日本。中国则只知道固守自己的传统，难以包容天下的学问，所以是文化的边缘。
也正因为如此，面临西方的挑战，日本要比中国有准备得多。当年佩里率美国军舰长驱直入，橇开了日本的国门。佩里送给日本人一些体现西方工业化成就的礼物，如火车模型等等，意在炫耀自己的实力，吓唬一下日本人。但美国人发现，日本人拿到这些礼物后，如获至宝，并不断提问，显示他们对这些新技术早从书上读到，而且研究过，如今真有机会看实物模型，激发了他们进一步的兴趣。福泽谕吉骄傲地说，我们日本人从第一次看到蒸汽机船后，只用7年就掌握了驾驶技术，并独立远航跨越太平洋。他到美国后，觉得社会文化给了他巨大震撼，但工业技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什么超出他想象的东西，因为他来之前作了家庭作业，对这些内容了如指掌。
可以说，学习西方构成了日本中心主义学者的一个重要的使命。结果人家又学了西方，又保留、发展了传统。加藤周一干脆把日本文化称为“杂种文化”。在中国，本土文化运动几乎都是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为目标，哪里谈得上引入西方文化的意愿。这种本土文化运动之间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的“国运”。
从历史走向现实，我们面临的挑战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中国对外贸易在GDP中的比重高达40%。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这个比值也只有20%，比我们低一半。仅Wal-Mart一家企业与中国的贸易，就占了中国的GDP的1%。可见，在大陆国家中，中国几乎最依赖对外贸易，依赖发达国家(即西方国家)的市场。
依赖人家的市场，靠人家的钱包发展，就得了解人家的文化，了解人家要什么。这是我们养活自己的本钱。当我们仅仅接受外国的订单、靠廉价劳动力给人缝缝鞋子时，了解不了解消费者并不重要。但是，一旦我们发展到日本、韩国那个阶段，靠自己的公司和品牌打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文化的敏感就会成为经济成功的关键。你只有象日本那些大公司那样，对美国与欧洲人的口味有细致入微的体会，才可能保住自己的市场，在开发产品时领先对手一步。而要在人家的领土上投资建厂，在人家的文化、社会、和法律制度的框架中运作企业，对人家的文化的了解就得更加充分。可惜，诚如笔者所言，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21世纪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美国的关系。但中国竟没有“美国学”，乃至笔者这样的业余选手不得不为美国研究“填补空白”。李泽厚称文化的基本问题还是吃饭问题。我们的本土文化运动，则完全解决不了、甚至干脆无视这样的吃饭问题。
当一个民族的传统无法为这个民族面临的基本问题(包括吃饭、生存问题)作出回应时，这个传统最多只能是博物馆中的传统，就象发了财的大款家中摆着的几件明式家具。这样的传统，不可能在现实中复兴，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所以，本土文化运动如果想有任何前途的话，就必须把学习西方文化摆在自己的中心议事日程之中。舍此之外，别无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