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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烫”:中国自由撰稿人生活揭秘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帮人,一支钢笔,一台电脑,是他们全部的武器,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南征北战,纵横捭阖,频频向记者和作家的专利问鼎。稿子一篇篇地抢占了报刊版面,倒让那些“正规军”哑口无言。

  由于他们,中国报刊清汤寡水的局面打破了,文人“穷文富武”的现实改变了。虽然主流文坛从不正视他们,但他们仍然骄傲地把“自由撰稿人”五个字印在名片上。他们中,有来京朝圣的“文青”(文学青年),也有求职无门的大学才子。可以说,一个自由撰稿人,就是一部当代生活的心灵史,时代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无不在他们的生存状态中得到昭示。

  充满神秘色彩的自由撰稿人群落,是现代都市中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风景。

  有人说,当一名自由撰稿人,只需要“麻、辣、烫”三大件就行了,所谓“麻”就是行文要尽力迎合大众口味,哪怕搞得肉麻兮兮也在所不惜;所谓“辣”,就是要手段老辣,别人不敢写、不会写、不屑写的题材,也要大胆去写;所谓烫,就是要抓热门题材,什么演艺明星、公众热点、奇闻轶事,都要及时反映在笔下。此话虽然偏颇,但从某种程度上,也确能反映了当代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状态。

  一夜之间他杀出重围

  在北京自由撰稿人中,最值得深思的“个案”也许当数杨光,在我们采访的自由撰稿人中,他占了几个第一,年龄最小(23岁)、学历最低(小学文化)、速度最快(从写作到发表处女作不到六天)。当这位来自大西北的电脑评论家坐在我们面前海阔天空时,我们还以为他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想不到他说:“哪里,我只是放羊娃的出身。”我们以为他只是幽自己一默,想不到他全是实话实说。

  杨光出生于宁夏平原一个封闭的山村,由于从小性格与环境格格不入,初中才上了一个多月就退学回家,这一“出格”举动自然无人理解。

  无事可干,他放着家里的几只羊,想象着只在电视上见过的现代都市。几年后,他怀揣四十多元钱,把理想的羊群放牧到了北京。刚到北京时他还没见过真正的电脑,甚至在北京的最初两年里,电脑也只能是他的梦中情人。他换过若干工种,吃过不少苦头,所挣不多的工资全都买了电脑书籍和报刊。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准备购买电脑的小老板请他当购物参谋,在中关村,杨光验货侃价大刀阔斧,竟省下了两千元。客户大悦,杨光也就挣了平生第一笔“大钱”:800元。他又东拼西凑,买了一台二手386。他想借此机会多做一些电脑生意,但对身无分文的他来说,“空手套白狼”只能是画饼充饥。百无聊赖,把自己的电脑派上了用场,他把学习电脑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投寄几家报刊,想不到不出一周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到月底,十来笔稿费汇到他名下。歪打正着使他信心大增,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由于初次出道,路径不熟,他一下子撞上了“黑客”。常跟他打交道的一家报刊发过他六七篇稿,但到结稿费时却一拖再拖。一个偶然的机会杨光发现,这是一家挂在其他报社名下的“皮包报社”。直觉告诉他,自己的一千多元稿费有可能鸡飞蛋打。

  他多次去找责任编辑江×,对方置之不理。他又到报社财务室去查,会计说稿费已经被江代领。杨光索要,江避而不见,他找主编,主编也推三推四。

  在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杨光苦思对策。在零下十多度的冰屋子里,一个念头使他浑身发热。告状!他买回大量法律书籍,并找了律师,写了诉状。在诉状中,他并不像其他原告那样狮子开口漫天要价,而是一分不多一文不少,只要自己的一千多元,但是他的另一条款却破了中国纪录:要求被告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一百家媒体上公开向他道歉。

  一纸传真发到报社,一切迎刃而解。在“最后通牒”期限内,拖了两个月的悬案顺利解决。

  此事在北京传开了,再有报刊跟他打交道时都开宗明义:“我们是正规报刊,不会拖赖你的稿费”,有些报刊还开绿灯,预支稿酬。

  一切都像是个神话,仿佛一夜之间,杨光杀出资历的重重包围一举成名,创造了一个信息时代自学成才的奇迹。自1998年10月至今,他的论文接二连三被《北京青年报》、《网络世界》等四、五十家报刊发表,并被《电脑报》、《作家文摘》等多次转载,有的刊物还特辟专栏连载他的自传。他的论文涉及软件、硬件、网络、企业文化等多个领域。现在,杨光正在构思两本书,一是长篇自传《从牧童到作家》,一是《给比尔?盖茨上课》。

  对这两本书的出版,他并不着急,他准备在即将建立的个人主页上连载。
  
  没有路费的“独立制片人”

  与杨光比起来,林教头要倒霉得多。虽然出道多年,林教头却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林教头毕业于安徽某大学政教系,做过几年中学教师。上班期间,就一直因为“不务正业”遭到周围人们的孤立,穷乡僻壤,只有发表过的几个屈指可数的中篇是他的唯一安慰,一本省作家协会会员证为他带来不大不小的名气。可惜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稿费只是一种饿死肉体撑死精神的幻像,加上学校工资时不时要延期才能发下来。他索性把目光对准了北京。他 没有冒然辞职,而是请了长期病假。北京的确是个充满竞争的城市,但这里的竞争远非他想象中的优势竞争,劣势竞争也时时显山露水,一个人的能力跟机遇并不是正比关系。他在公司写文案,妙手文章自是赢得老板称道,然而到发工资时却并不比几个只会溜须拍马的闲人更多。他像误入白虎堂的林冲,一怒之下,他跳槽来到另一家公司,以期工作环境的改变能为自己带来好运。想不到这样做的结果是每况愈下,天下老板一般黑。老板的面孔像走马灯一样在他面前飞来飞去,他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婆家”,兜里的银子反而比刚来北京时更少。

  上班实在让人疲惫,他无比渴望回到写作中去。在一间只有七平米的小屋里,他啃着馒头榨菜苦干了两年,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终于杀青。他兴冲冲去找出版社,但在十几家得到的答复全都一样,经济风险太大,出版费用得由作者自己负担。这时有一个好心的编辑给他出谋划策,说书稿卖给出版社作者吃亏,有经验的作者都是自己找投资,到时候作者自己可以拿百分之十的版税。林教头去找了几个书商,但人家看都没看稿子就拒绝了他。林教头犟劲上来了,你们不出,老子自己出!他到印刷厂一打听,发现出书利润极大,一本售价二十元的书,成本只有四块钱,按一万册算,每本可以赚十六万!林教头茅塞顿开,四处活动借钱,老家的亲友都以为他在北京发了大财,竟然都肯借给他。八万元到手,房东也对他刮目相看,也拿出两万元存款入股。

  十万元在手,该到出版社弄书号了,谁知此时上面有文件,禁止买卖书号和变相买卖书号,他请遍了认识的所有编辑也没弄到书号。而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正在着急,他结识了一位在某草台剧组扮过配角的青年。初步了解了一下,林教头觉得出书太亏,不如搞电影,当一个独立制片人岂不比当作家更好。他又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小说改成了电影剧本,四下里拉赞助。他认为企业家都像他的故乡人一样容易说服,拉个儿百万不成问题。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无所获,如果有收获,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大老板的派头。他已经不适应独自一人生活,而是喜欢前呼后拥。

  他从办照公司那儿办了一个注册资金十万元的文化公司,从劳务市场雇了几个高考落榜青年为他处理杂务。自己到外面去搞钱,正是挖东墙补西墙。见他能借来钱,那几个青年也乐得呆在屋子里享清福,于是天天好话不断恭维得他晕晕乎乎。项目悬而未决,负债面却越来越大。两年下来,竟负债十几万。房东想驱逐他,但又怕当初的那两万收不回来,只好让他白住房子。

  遭受接二连三的失败后,林教头又想起了出书,他认为出了书电影就好拍了。他变魔术般又不知从哪借了五万元,这才把几年前写的那部作品印出来,他本想印几万册的,只是所有的钱就这么多,就暂印五千册。但多数书店根本不要,除了联系了一千多册代销之外,另外四千册都压在印刷厂的仓库里。

  林教头是带病接受我们采访的。听说我正在写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稿子,他问:其他自由撰稿人怎么样?一个月能不能挣一万?我说:一万元不是人人能挣的,但一两千还不算太难。林教头失望地摇摇头:投稿,那是小打小闹,还是要搞大项目,我的电影要是启动了,一下子就是几千万,它绝对可以直接把奥斯卡奖拿来,成功之后,我一定赞助你!

  林教头的赞助可能永远也拿不到了,倒是我在一家饭馆里赞助了他一顿,对他几个月没见过肉星儿的胃来说,这顿饭过于丰盛,他是捂着肚子从饭馆出来的。

  评论文字论斤吆喝着卖 老白是知名理论家,他80年代的一些著名论断至今还时时被人提起,他铁面无私、所向披靡的文字掷地有声,他那辆破自行车也给读者留下极佳的口碑。由于这个缘故,他几次遭到批判,在他任教的那所大学里也不讨领导喜欢,无奈之下辞去公职,开始自由撰稿。自由的状态应该给他的写作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随着的那辆破自行车换成一辆白色“捷达”,他的文风也开始变得华而不实。

  前不久,我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了老白。印象中的老白一直很清瘦,但是现在却发福了,他的头发上打了过多的摩丝,肚皮里储存了过多的脂肪。但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十足。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收起了绝不妥协的风格,而是变成了一只唱歌的鸟儿。他把那位年轻画家的作品抬上了天,参观者们也都像看伯乐一样投去敬仰的目光,几个外国记者把镜头对准了他。几天后,在另一个画展上,老白又出现了,说的还是上次那一套。以后在许多画家的画册上,在 一些美术报刊上,都可以看到他对一些画家的推荐文字。

  有朋友告诉我,现在北京的评论家们也开始做买卖了,特别是美术评论家和电影评论家。评论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理性和良知的声音,而是成为商业的帮闲,权威理论家把评论文字论斤吆喝着卖,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前几年老白等若干知名人士在某刊物上联名发表了一个批评家声明,凡给艺术家写评论,论字收费,每千字千元。如果是在海外发表,则需以等量美元支付。这个老白也是一专多能,什么都能写,年轻作家出书,年轻画家卖画,年轻歌手出专辑,都要请他,他也甘当伯乐。只是那些拿不起钱的穷艺术家们他是不屑一顾的。

  但无论如何,老白还是颇有气节的,他只在文化圈里混。前不久有位企业家托人找他,让他帮着写一份广告词,酬金是三万,老白大手一挥断然回绝了:那传出去多不好?评论家要有自己的风骨,不能成为商业的附庸!

  编辑也要讲编德
  
  人们一直有一个误解,似乎自由撰稿人是男性的事业,其实“娘子军”也不可小觑。来自四川的马思北比男人厉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虽然只有27岁,来京不过三年,但已经拥有别墅私车,算个中产阶级。

  对自己的操作内幕,马思北直言不讳。前几年有一位探险家死在了西北,媒体一时炒得十分火爆。马思北正好跟探险家有过几次电话交往,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她把跟探险家的交往用夸张的手段、煽情的笔法写了一万字,命名为《探险家最后的红颜知己》,又到街头找了一家打字社,复印数百份,四面八方地抛了出去。凭预感,她觉得这篇稿子能“煽”起来,因为“麻、辣、烫”三大件在她的稿子中一应俱全。果然,几十家报刊纷纷刊登,有的还配上巨幅照片,发了头版头条。虽然此稿一分真实,九分演绎,且犯了“一稿多投”的大忌,但一些贪天之功的主编们也不介意,汇单雪片般地飞来。许多文人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在马思北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对于此举,虽然圈内颇有非议,但马思北火起来了却也让人眼热,电视台要采访,出版社要出书,她真有些应接不暇。

  关于“一稿多投”,马思北自有一番说法。刚到北京那会儿她也想过写稿为生,然而文人无行,接触的编辑令她大失所望。

  许多编辑发她的稿并不是为了她的稿好,而是为了她单身女性的身份,一些报刊发稿不寄样刊也不寄稿酬,有些新闻性强的稿子投了好久不发,她又不敢投到别处,等新闻效应一过就全部作废。“作者要讲文德,编辑也要讲编德。现在,相当一批有功力的作者改行他就,媒体要想生存,就得讲究游戏规则,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提高稿酬,不可等闲视之。作者一稿多投,也是逼上梁山。不过近些年我已经不那么干了,用不着。”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发现马思北出的几本书还是换汤不换药,严重存在一稿多登的问题,区区六七十篇稿,她竟然拼来凑去“组装”了四五本集子,这是不是也算一稿多投的一个变种呢?只有马思北心里清楚。

  虽然自由撰稿人的大量存在给传媒和读者带来了不少问题,但他们毕竟使我们的报刊好看起来。比起国外文稿市场来,中国尚存在不小差距,但是比之“百无一用是书生”、“著书难为稳粱谋”的80年代,卖文为生、写稿致富已不是神话,而是已经成为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潮流。

  “穷文富武”的时代正在过去,在一些文科大学生看来,自由撰槁人不能使人一夜暴富,但至少还是一个相对的高收入阶层,写稿已经是一些大学生择业的首选项目。

  自由撰稿人,跟城市魔方一起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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