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烫”：中国自由撰稿人生活揭秘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帮人，一支钢笔，一台电脑，是他们全部的武器，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南征北战，纵横捭阖，频频向记者和作家的专利问鼎。稿子一篇篇地抢占了报刊版面，倒让那些“正规军”哑口无言。
由于他们，中国报刊清汤寡水的局面打破了，文人“穷文富武”的现实改变了。虽然主流文坛从不正视他们，但他们仍然骄傲地把“自由撰稿人”五个字印在名片上。他们中，有来京朝圣的“文青”（文学青年），也有求职无门的大学才子。可以说，一个自由撰稿人，就是一部当代生活的心灵史，时代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无不在他们的生存状态中得到昭示。
充满神秘色彩的自由撰稿人群落，是现代都市中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风景。
有人说，当一名自由撰稿人，只需要“麻、辣、烫”三大件就行了，所谓“麻”就是行文要尽力迎合大众口味，哪怕搞得肉麻兮兮也在所不惜；所谓“辣”，就是要手段老辣，别人不敢写、不会写、不屑写的题材，也要大胆去写；所谓烫，就是要抓热门题材，什么演艺明星、公众热点、奇闻轶事，都要及时反映在笔下。此话虽然偏颇，但从某种程度上，也确能反映了当代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状态。
一夜之间他杀出重围
在北京自由撰稿人中，最值得深思的“个案”也许当数杨光，在我们采访的自由撰稿人中，他占了几个第一，年龄最小（23岁）、学历最低（小学文化）、速度最快（从写作到发表处女作不到六天）。当这位来自大西北的电脑评论家坐在我们面前海阔天空时，我们还以为他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想不到他说：“哪里，我只是放羊娃的出身。”我们以为他只是幽自己一默，想不到他全是实话实说。
杨光出生于宁夏平原一个封闭的山村，由于从小性格与环境格格不入，初中才上了一个多月就退学回家，这一“出格”举动自然无人理解。
无事可干，他放着家里的几只羊，想象着只在电视上见过的现代都市。几年后，他怀揣四十多元钱，把理想的羊群放牧到了北京。刚到北京时他还没见过真正的电脑，甚至在北京的最初两年里，电脑也只能是他的梦中情人。他换过若干工种，吃过不少苦头，所挣不多的工资全都买了电脑书籍和报刊。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准备购买电脑的小老板请他当购物参谋，在中关村，杨光验货侃价大刀阔斧，竟省下了两千元。客户大悦，杨光也就挣了平生第一笔“大钱”：800元。他又东拼西凑，买了一台二手386。他想借此机会多做一些电脑生意，但对身无分文的他来说，“空手套白狼”只能是画饼充饥。百无聊赖，把自己的电脑派上了用场，他把学习电脑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投寄几家报刊，想不到不出一周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到月底，十来笔稿费汇到他名下。歪打正着使他信心大增，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由于初次出道，路径不熟，他一下子撞上了“黑客”。常跟他打交道的一家报刊发过他六七篇稿，但到结稿费时却一拖再拖。一个偶然的机会杨光发现，这是一家挂在其他报社名下的“皮包报社”。直觉告诉他，自己的一千多元稿费有可能鸡飞蛋打。
他多次去找责任编辑江×，对方置之不理。他又到报社财务室去查，会计说稿费已经被江代领。杨光索要，江避而不见，他找主编，主编也推三推四。
在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杨光苦思对策。在零下十多度的冰屋子里，一个念头使他浑身发热。告状！他买回大量法律书籍，并找了律师，写了诉状。在诉状中，他并不像其他原告那样狮子开口漫天要价，而是一分不多一文不少，只要自己的一千多元，但是他的另一条款却破了中国纪录：要求被告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一百家媒体上公开向他道歉。
一纸传真发到报社，一切迎刃而解。在“最后通牒”期限内，拖了两个月的悬案顺利解决。
此事在北京传开了，再有报刊跟他打交道时都开宗明义：“我们是正规报刊，不会拖赖你的稿费”，有些报刊还开绿灯，预支稿酬。
一切都像是个神话，仿佛一夜之间，杨光杀出资历的重重包围一举成名，创造了一个信息时代自学成才的奇迹。自1998年10月至今，他的论文接二连三被《北京青年报》、《网络世界》等四、五十家报刊发表，并被《电脑报》、《作家文摘》等多次转载，有的刊物还特辟专栏连载他的自传。他的论文涉及软件、硬件、网络、企业文化等多个领域。现在，杨光正在构思两本书，一是长篇自传《从牧童到作家》，一是《给比尔?盖茨上课》。
对这两本书的出版，他并不着急，他准备在即将建立的个人主页上连载。
没有路费的“独立制片人”
与杨光比起来，林教头要倒霉得多。虽然出道多年，林教头却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林教头毕业于安徽某大学政教系，做过几年中学教师。上班期间，就一直因为“不务正业”遭到周围人们的孤立，穷乡僻壤，只有发表过的几个屈指可数的中篇是他的唯一安慰，一本省作家协会会员证为他带来不大不小的名气。可惜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稿费只是一种饿死肉体撑死精神的幻像，加上学校工资时不时要延期才能发下来。他索性把目光对准了北京。他 没有冒然辞职，而是请了长期病假。北京的确是个充满竞争的城市，但这里的竞争远非他想象中的优势竞争，劣势竞争也时时显山露水，一个人的能力跟机遇并不是正比关系。他在公司写文案，妙手文章自是赢得老板称道，然而到发工资时却并不比几个只会溜须拍马的闲人更多。他像误入白虎堂的林冲，一怒之下，他跳槽来到另一家公司，以期工作环境的改变能为自己带来好运。想不到这样做的结果是每况愈下，天下老板一般黑。老板的面孔像走马灯一样在他面前飞来飞去，他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婆家”，兜里的银子反而比刚来北京时更少。
上班实在让人疲惫，他无比渴望回到写作中去。在一间只有七平米的小屋里，他啃着馒头榨菜苦干了两年，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终于杀青。他兴冲冲去找出版社，但在十几家得到的答复全都一样，经济风险太大，出版费用得由作者自己负担。这时有一个好心的编辑给他出谋划策，说书稿卖给出版社作者吃亏，有经验的作者都是自己找投资，到时候作者自己可以拿百分之十的版税。林教头去找了几个书商，但人家看都没看稿子就拒绝了他。林教头犟劲上来了，你们不出，老子自己出！他到印刷厂一打听，发现出书利润极大，一本售价二十元的书，成本只有四块钱，按一万册算，每本可以赚十六万！林教头茅塞顿开，四处活动借钱，老家的亲友都以为他在北京发了大财，竟然都肯借给他。八万元到手，房东也对他刮目相看，也拿出两万元存款入股。
十万元在手，该到出版社弄书号了，谁知此时上面有文件，禁止买卖书号和变相买卖书号，他请遍了认识的所有编辑也没弄到书号。而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正在着急，他结识了一位在某草台剧组扮过配角的青年。初步了解了一下，林教头觉得出书太亏，不如搞电影，当一个独立制片人岂不比当作家更好。他又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小说改成了电影剧本，四下里拉赞助。他认为企业家都像他的故乡人一样容易说服，拉个儿百万不成问题。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无所获，如果有收获，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大老板的派头。他已经不适应独自一人生活，而是喜欢前呼后拥。
他从办照公司那儿办了一个注册资金十万元的文化公司，从劳务市场雇了几个高考落榜青年为他处理杂务。自己到外面去搞钱，正是挖东墙补西墙。见他能借来钱，那几个青年也乐得呆在屋子里享清福，于是天天好话不断恭维得他晕晕乎乎。项目悬而未决，负债面却越来越大。两年下来，竟负债十几万。房东想驱逐他，但又怕当初的那两万收不回来，只好让他白住房子。
遭受接二连三的失败后，林教头又想起了出书，他认为出了书电影就好拍了。他变魔术般又不知从哪借了五万元，这才把几年前写的那部作品印出来，他本想印几万册的，只是所有的钱就这么多，就暂印五千册。但多数书店根本不要，除了联系了一千多册代销之外，另外四千册都压在印刷厂的仓库里。
林教头是带病接受我们采访的。听说我正在写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稿子，他问：其他自由撰稿人怎么样？一个月能不能挣一万？我说：一万元不是人人能挣的，但一两千还不算太难。林教头失望地摇摇头：投稿，那是小打小闹，还是要搞大项目，我的电影要是启动了，一下子就是几千万，它绝对可以直接把奥斯卡奖拿来，成功之后，我一定赞助你！
林教头的赞助可能永远也拿不到了，倒是我在一家饭馆里赞助了他一顿，对他几个月没见过肉星儿的胃来说，这顿饭过于丰盛，他是捂着肚子从饭馆出来的。
评论文字论斤吆喝着卖 老白是知名理论家，他80年代的一些著名论断至今还时时被人提起，他铁面无私、所向披靡的文字掷地有声，他那辆破自行车也给读者留下极佳的口碑。由于这个缘故，他几次遭到批判，在他任教的那所大学里也不讨领导喜欢，无奈之下辞去公职，开始自由撰稿。自由的状态应该给他的写作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随着的那辆破自行车换成一辆白色“捷达”，他的文风也开始变得华而不实。
前不久，我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了老白。印象中的老白一直很清瘦，但是现在却发福了，他的头发上打了过多的摩丝，肚皮里储存了过多的脂肪。但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十足。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收起了绝不妥协的风格，而是变成了一只唱歌的鸟儿。他把那位年轻画家的作品抬上了天，参观者们也都像看伯乐一样投去敬仰的目光，几个外国记者把镜头对准了他。几天后，在另一个画展上，老白又出现了，说的还是上次那一套。以后在许多画家的画册上，在 一些美术报刊上，都可以看到他对一些画家的推荐文字。
有朋友告诉我，现在北京的评论家们也开始做买卖了，特别是美术评论家和电影评论家。评论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理性和良知的声音，而是成为商业的帮闲，权威理论家把评论文字论斤吆喝着卖，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前几年老白等若干知名人士在某刊物上联名发表了一个批评家声明，凡给艺术家写评论，论字收费，每千字千元。如果是在海外发表，则需以等量美元支付。这个老白也是一专多能，什么都能写，年轻作家出书，年轻画家卖画，年轻歌手出专辑，都要请他，他也甘当伯乐。只是那些拿不起钱的穷艺术家们他是不屑一顾的。
但无论如何，老白还是颇有气节的，他只在文化圈里混。前不久有位企业家托人找他，让他帮着写一份广告词，酬金是三万，老白大手一挥断然回绝了：那传出去多不好？评论家要有自己的风骨，不能成为商业的附庸！
编辑也要讲编德
人们一直有一个误解，似乎自由撰稿人是男性的事业，其实“娘子军”也不可小觑。来自四川的马思北比男人厉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虽然只有２７岁，来京不过三年，但已经拥有别墅私车，算个中产阶级。
对自己的操作内幕，马思北直言不讳。前几年有一位探险家死在了西北，媒体一时炒得十分火爆。马思北正好跟探险家有过几次电话交往，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她把跟探险家的交往用夸张的手段、煽情的笔法写了一万字，命名为《探险家最后的红颜知己》，又到街头找了一家打字社，复印数百份，四面八方地抛了出去。凭预感，她觉得这篇稿子能“煽”起来，因为“麻、辣、烫”三大件在她的稿子中一应俱全。果然，几十家报刊纷纷刊登，有的还配上巨幅照片，发了头版头条。虽然此稿一分真实，九分演绎，且犯了“一稿多投”的大忌，但一些贪天之功的主编们也不介意，汇单雪片般地飞来。许多文人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在马思北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对于此举，虽然圈内颇有非议，但马思北火起来了却也让人眼热，电视台要采访，出版社要出书，她真有些应接不暇。
关于“一稿多投”，马思北自有一番说法。刚到北京那会儿她也想过写稿为生，然而文人无行，接触的编辑令她大失所望。
许多编辑发她的稿并不是为了她的稿好，而是为了她单身女性的身份，一些报刊发稿不寄样刊也不寄稿酬，有些新闻性强的稿子投了好久不发，她又不敢投到别处，等新闻效应一过就全部作废。“作者要讲文德，编辑也要讲编德。现在，相当一批有功力的作者改行他就，媒体要想生存，就得讲究游戏规则，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提高稿酬，不可等闲视之。作者一稿多投，也是逼上梁山。不过近些年我已经不那么干了，用不着。”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发现马思北出的几本书还是换汤不换药，严重存在一稿多登的问题，区区六七十篇稿，她竟然拼来凑去“组装”了四五本集子，这是不是也算一稿多投的一个变种呢？只有马思北心里清楚。
虽然自由撰稿人的大量存在给传媒和读者带来了不少问题，但他们毕竟使我们的报刊好看起来。比起国外文稿市场来，中国尚存在不小差距，但是比之“百无一用是书生”、“著书难为稳粱谋”的80年代，卖文为生、写稿致富已不是神话，而是已经成为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潮流。
“穷文富武”的时代正在过去，在一些文科大学生看来，自由撰槁人不能使人一夜暴富，但至少还是一个相对的高收入阶层，写稿已经是一些大学生择业的首选项目。
自由撰稿人，跟城市魔方一起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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