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态链
发现员工精神
“企业家和工人共享勤勉、刻苦和节俭的新教伦理精神是推动资本主义起步的关键。”马克斯·韦伯如此断言，其“资本主义与宗教伦理”的判断虽然备受争议，但独辟蹊径地打开了认识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奥秘的大门。
时间追至三百多年前，马丁·路德振聋发聩的宗教改革，一呼百应；法国三十年宗教战争为资产阶级赢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英国和风细雨的国教改革，为美洲大陆送去了大批勤俭的清教徒……宗教改革扫除了中世纪人们心头的阴霾，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同时也为上帝工作，这些人既有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也有忠于职守的大批默默无闻的工人，这也造就了欧美工人对职业和行业的忠诚。在经济发展初期，欧美是宗教信仰协调了企业家精神和员工精神。
一百多年前，日本推行明治维新，当时日本新办的企业最初的工人都是来自武士阶层。明治政府巧妙地把武士道精神中人们对天皇的忠诚移植到对企业的忠诚，为企业工作即为天皇和民族振兴工作。这也造就了日韩工人对企业的忠诚。在经济发展初期，日韩是政府协调了企业家精神和员工精神。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我们(欧美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最深的道德意识和我们的自身利益相吻合。”欧美工人为上帝而工作，日韩工人为国家和民族工作，他们道德意识深处的员工精神与自身利益在企业生态场中是和谐的。
当历史转针转向中国时，情况并不美妙。一百多年前，当近邻日本如火如荼地进行现代化改革时，中国人不得不为生存和国家统一而战斗。终于，五十多年前中国从战争的地雷阵中解放出来，返回生产每天需要的面包的麦田里。当中国人从“为什么而战”转为“为什么而工作”命题的时候，计划经济来了。
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掺杂了复杂的历史因素，整个中国片面发展重工业。大量的重工业企业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出现企业政治化倾向。这样的企业需要的是高度服从和纪律性强的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化的企业只需要管理者和工人简单服从生产、经营的指令。这个时代没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也无从产生，更没有员工精神。就纯粹的市场经济而言，中国当时没有真正的企业，所有的企业和员工都只是计划经济安排下的螺丝钉。因此，当时的企业生态链是由国家行政力量来维持，包括对员工进行为国家而工作的宣传，结果是，企业、员工围着计划转。
然而，时代背景的切换必须带来时代主题的更新。一个时代命题呼之欲出：我们为什么而工作？
中国工人没有为上帝而工作的宗教基础，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作用也转入了半休眠状态。劳动力结构性的大量过剩也给整个工人阶段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岗、失业……似乎总是挥之不去的阴霾：是为生活而工作还是为工作而生活？生存的重压下，工作创新是个奢侈的字眼。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发轫初期，企业家和员工共同保持勤俭精神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西方现代穷奢极欲的消费主义不断侵蚀中国的年轻一代。对他们而言，勤奋、节俭，似乎只存在于遥远的过去，生活的乐趣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来自工作，而是来自消费，工作对他们而言已不再充满激情。显然，目前中国工人整体上缺乏必要与合适的职工精神，也普遍缺乏为工作而奋斗的精神动力。二十年前他们为最为基本的需要而工作，二十年后依然如此。
将军手中的雇佣军？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除掉了厚厚的计划色彩，孕育了一大批生机勃勃的企业家，他们是时代见证人，也是繁荣的创造者。竞争激烈的市场催熟了中国最早的企业家，也使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日趋成型。然而，日趋成熟的企业家群体没有日趋成熟的员工群体与日趋成型的员工精神与之配套，就如同才华横溢的将军手中只有一只流动雇佣军。
没有忠诚勇敢的士兵无法取得战斗胜利，没有忠诚上进的员工也无法谋得企业长远发展。于是，中国出类拔萃的企业家群体们，成为了中国经济急行军的急先锋与孤独的先行者。中国生态链是脆弱的，员工精神的缺乏加剧了这种脆弱性。这时候的工会也是困惑的，工会的传统职能不断在被边缘化。企业体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计划经济时代的宣传手段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那么激起中国工人再一次工作热情的路径又何在？
企业的焦点从政治转换到了经济，企业生态法也从政治化走上伦理化。中国需要建立的是新兴劳动伦理关系，企业家与员工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只有在伦理原则下，不断整合员工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尤其要重新赋予员工精神新意义，才是补足企业生态链最薄弱环节的重要一步。
中国经济历来是由地方诸侯推动的，第一波经济发展时，几乎所有的地方诸侯一窝蜂争取FDI；现在第二波经济发展周期，诸侯们又不遗余力地在争取民营企业的投资；那么，FDI热、民营经济热后，下一波行情又是什么？大家都有了充足的资金，有了技术、有了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后，谁有素质高、积极性高的员工，谁就建立了新型劳动伦理关系，谁就能拔得下一波发展的头筹。
正如心理学指出：只有5%的人能实现自己的意愿，而其余的95%则在帮助5%的人实现5%的愿望。企业生态场中，企业家无疑是属于5%能实现自己意愿的行列，但他们也必须有其余95%的员工支持。
今天的事实是，法律在本质上存在着与生俱有的结构性缺陷：消极性。法律只能限制人们不做什么，而不能告诉人们该做什么，日趋复杂的劳动关系亦是如此。即便用法律手段为民工追讨欠薪体现出对困难群体的人文关怀，维护法治，但并不能因此而建设出一种更加积极的劳动关系，中国现阶段急需的积极推动因素是建立新型劳动伦理关系。
(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