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管理的人最懂管理？
没有学过管理学的人也许最懂得管理学，那些创业英雄，总是使繁杂的管理学面临尴尬。
“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彼得·德鲁克
11月11日，推动管理学发展成为一门严肃学科的“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因“自然原因”逝世。我以为真正有资格称得上大师的管理学者除了德鲁克，还有“现代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和“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三位“父辈级”的人物只要一吭声，任何管理者都将竖起耳朵。彼得·德鲁克被《经济学人》誉为“大师中的大师”，不过他的学生们早已经忘记了他从社会和历史的高度去俯瞰和分析组织和组织管理的事实以及其经验主义分析法的教诲，现在的管理学已经混乱不堪。这位自称记者的管理宗师的离去，我们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反思可能才刚刚开始。当然，反思的对象包括德鲁克。
陈天桥比管理大师更懂管理？
陈天桥聪明、勇敢、自大，对于自己所获得的财富感到惊讶并且常常偷笑，他现在拥有新浪的最大股权并且想要控制它，但表现的并不着急，他的持股如果继续增加，那么对新浪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将更接近与马基雅维利常常会比较喜欢的那种科层状态，比如他在他创办的盛大公司，他总是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在董事会他说了算。陈天桥在新浪的权威如果最终得以确立，那么其内部交易成本将大为减少。
陈天桥是一个企业家。一个表现优异的企业的领军人物总是能够风光无限，而那些表现不佳的CEO们也正在不断地被炒掉，而且离职率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或许是一个让人感到沮丧的消息，或许我们认为结果早已注定，他们都是一些所谓的管理高手或者出色的经营技师，但他们并未把这些企业做大做强。我们该如何待企业的管理这个问题？在一部分人眼里这或许是个极其无聊的问题，他们可能感到浑身不适，甚至厌倦谈论管理者。这种做法不是没有根据，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之一，无数的经济学家在门内建树颇丰，皆天才，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声称掌握了赚钱的门路。
新制度经济学元老德姆塞茨说过他从芝加哥大学跳槽到加洲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原因：他在芝加哥投资老是猜错市场，亏钱不少，“我发现自己不停地给经纪人追加佣金，就像频繁地宠物喂食一样”，而洲大学出重金请他，他是没有理由拒绝的，“我赔的一塌糊涂，也丢尽了‘面子’”。大经济学家们亏钱的故事比比皆是。企业家没进过什么研究所，但显然他们比学者更会做生意。
管理，从某种角度可以把它这样个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组织管理，比如管理者不能让内部混乱，他要懂得权谋，要善于激励。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事实：即管理者有为下级选择低效率激励制度的短期激励。比如，一个中层干部，如果他遇到了一位比他优秀的手下会是怎么样？那么如何找出优秀的最差的就是高层要做的一件事了，在这一方面管理学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总结学习的，当然有些人天生就是领导。另一方面或许显得更为重要，那就是远见，也就是战略决策，投资什么产品，到底走什么样的方向。如果一个管理者在这方面非常优秀，那么除了天赋和运气，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因为这个世界太不确定。
思想的真伪与畅销是两码事
管理是门学科，但它是不是一门科学，这是个问题。有人说管理类著作就是文学，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娱乐业。华生说，“人类的独立心理和纯粹的不可预见性使很多人产生了一种强烈而普遍的倾向——求助于魔术、神化和万灵药；他们想以此逃避人性中随机和偶然的阴暗面。”这同样适用于解释为什么成功励志、3分钟管理速成以及其它看似更伟大的管理书籍在商业社会始终畅销不衰的原因。它们的内容看上去是如此高深与精明，虽然时常夹杂一些莫名的“后现代呓语”，它们总是能高屋建瓴，毫无破绽，甚至在想像中都不可能错。
但是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如果不可能错，那它也不可能对，因此是无用的。一个出名的咨询人在一次论坛上被问及有没有过失败的经历，他作出肯定回答：他们都是轰轰烈烈的成功，然后悄悄的失败。他知道自己指出瑕疵能赢得更大的信任，但是瑕疵不能太大，于是会在成功与失败的概率上作出“处理”，他知道如果成功率低于50％，他的客户会选择扔硬币。
很多人也许毕生都对管理知识深信不疑，从泰勒、法约尔到德鲁克、科特勒，这些管理宗师们无一例外地让人们陷入沉思，接着在狂热中迷失方向。安德泽杰·胡克金对“畅销”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式的研究，他惊奇地发现管理思想的流行与管理思想的真伪居然是两码事。或者正如他所说的，不是管理者学习那些管理思想然后运用，而是管理者因为要实施某些政策而利用现有的管理思想。正是那些易上手、总是能被“验证”、利于管理者管理或者宣扬管理如何简单易学的著作能畅销走红。也许在那些管理大师在成为管理大师的那一刻他们也深感意外，然后在接踵而至的非理性化追捧后，他们也觉得理所当然了。
在更大的程度上，成功让一个人变得谦卑、谨慎、宽容。中国80年代的暴发户和新经济时代年轻富翁们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在个人知识领域的修炼，以及对自我成功的认识及其态度上。前者往往试图为一不小心的发财致富寻找理论上的依据，而后者却敢在众多年轻的崇拜者面前承认自己成功的偶然性。也许果真是那样，“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你甚至不能知道3分钟之后将在你身上发生些什么”。
经济学家们往往把一个企业家的成功归结为运气加天赋。但在阿尔钦眼里这些都不重要，他似乎更实在，“那些决策者们倾向与将商业上的成功归因于智力上的远见和对有利条件的算计”，“这样的成功是通过什么推理过程或动机实现的并不重要，它所取得的成就这一事实就已经足够了。这就是经济体制选择生存者的尺度：那些取得实际利润的就是幸存者，那些遭受损失的就会灭绝。”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解释就是你所看到叶子向着太阳生长的事实并不是植物的天然向阳性，而是那些叶子在随机生长的时候那些没有向着太阳生长的叶子不能存活下来的结果。
结果就是，社会进步了。必须承认，幸存者也就那些或许是暂时成功的企业家们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那是他们追求利益的副产品。在富商慈善行为的问题上，也许诸如吝啬、作秀等情绪化的社会批判行为该是反思一下的时候。
对于那些在“阳光”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即使他的成功被打上了无可辩驳的偶然性烙印，也显然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企业家的羡慕与尊敬。他们总是在向人们展示着企业家首创精神无穷魅力，未来的不确定和个人知识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对个人责任有着强烈信念的社会规制体系，“它允许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和信念做事，并将产生的后果归因于他们。”哪怕是无意的损害或成功。这样一种制度无疑对促进个人主动试探与创新的精神有着“神奇的效果”。恐怕我们的企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受他人任意干涉的状态”，放开那些放开的领域，使制度更利于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的创新精神的发挥显然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管理能力出众的人可能真的有一种天赋，但做企业的天赋是什么？鬼才知道，也许他们善于创新、有与生具来的生意眼，良好的判断能力和用人技巧……归结起来可称为直觉，这或许又陷入某种神秘主义论，好吧，就当是上天的安排，如果真是上天的安排，他们也该感到无比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