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板是如何炼成的(4)
作者：王志纲
说起来，老牟也是开一代先风之人，要说教父，回顾中国商海江湖几十年，论衣钵传承影响之大者，至今恐难有人出其右者，如不信试举几例：当今中国地产界的风云人物、被称为地产思想家的冯仑先生，当初毅然投诸于牟的门下，并在他手下完成了市场经济的第一课；轰动中国一时、刚刚坠毁的中国“民间摩根”机构——“德隆号”飞船，直接是他的衣钵继承者；时下引领时尚，颇有影响的若干企业内刊——如《万科周刊》、《SOHO小报》等，无不受益于他《南德视界》这一中国企业第一内刊的启蒙……
这些年来，老牟一直将自己定位成国务院总理那样的人物：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让南太平洋的湿润空气改良西部的沙漠；将中国的国营企业整体包装，到美国上市，狂赚美帝国主义的钱；在东北亚，重新建设一个香港城；卫星上天，无限连锁，缓解就业压力，等等天才般的构思、狂想，哪一个是普通的商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老牟的失败，不是商业，而是政治情节太根深蒂固。其实在他最为火爆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媒体或机构对他一直是讳莫如深、敬而远之的。他的首富荣誉、各种社会头衔，没有一个是由官方背景的机构认可的。说来可悲，一个自认为雄才大略、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杰，弄了半天，在主流社会的眼中只是一个游走江湖的和尚、术士，始终被排斥在精英阶层的门外！
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跟老牟同出一辙。禹庄主的许多格言妙语当时流传盛广，“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典型的农民语言，但对两个文明辨证关系的阐述，胜过许多宣传资料。但仔细一想，这不是一个在商言商的老板所应该思考的，横看竖看，总有那么一股政治情结。其实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与他比较的对象——昔日的大寨党支部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可能在老禹的心中，他认为自己从才能、头脑以及实实在在的业绩上都大大超越陈永贵。可惜他忘了，陈永贵的一步登天，与他本人的天赋、才智关系不大，只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相联。要不然，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讲究“血统论”、“唯出身论”的年代，政治历史异常复杂的陈永贵怎么可能经得起挖地三尺、一轮又一轮的政审。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善哉斯言！历史不可能假设，也不可能简单地重复。禹作敏忘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也是一个政治情结很重的人。重庆邮电大学毕业之后，就“混进”了军队（因其父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政审马虎了一点）。在部队并非根红苗正的任正非拼命工作，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好在他当的是技术兵，而非扛枪打仗的野战兵）。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老任（按理应该叫小任）尽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尽管他的手下一个个立功授奖，但他却没有得到一纸奖状，更没有能够光荣入党。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在部队里呆了近10年。1976年，“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邓小平成功复出，任正非也开始扬眉吐气了。1978年作为“毛选学习标兵”的他，以非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由邓公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自是风光无限，老父亲激动之余将他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放大用镜框小心地装好，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憋了10来年的任正非，正当意气风发，准备乘长风破万里浪时，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大裁军整体转业，无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变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骗得很惨，你相信吗？不过这是事实。可见那时的他还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但任正非与牟其中和禹作敏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点理性的力量。当他发现已经没有可能走“又红又专”的仕途时，非常果断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激情、智慧与才华全部倾注于当下的事业，而且心无旁骛。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甚至九死一生的拼搏，终于开辟了一片天地。
凡是存在过的注定要留下痕迹。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他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烙印。翻开任正非的内部讲话和华为的宣传资料，字里行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战争术语，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战争环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热血奔流。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老任并不否认这一点。反而说，一个自信的企业最大的底气来自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说，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韬武略、权谋智慧、力量和勇气，硬是打造出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甲兵团，终于将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摩托罗拉这些跨国的狮子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产品占领了一流的市场。
任正非身上烙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深深印记。他们这一代人因为特殊、复杂的家庭背景，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感”，似乎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奋斗、拼搏，从而达到赎罪之目的。那么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赎罪意识表现于外就是坚韧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奋进、燃烧的激情、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以及渗入骨髓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这一代人是天生的苦行僧，笨拙的享乐者，他们往往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们对员工说得最多的是“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
说起来，老牟也是开一代先风之人，要说教父，回顾中国商海江湖几十年，论衣钵传承影响之大者，至今恐难有人出其右者，如不信试举几例：当今中国地产界的风云人物、被称为地产思想家的冯仑先生，当初毅然投诸于牟的门下，并在他手下完成了市场经济的第一课；轰动中国一时、刚刚坠毁的中国“民间摩根”机构——“德隆号”飞船，直接是他的衣钵继承者；时下引领时尚，颇有影响的若干企业内刊——如《万科周刊》、《SOHO小报》等，无不受益于他《南德视界》这一中国企业第一内刊的启蒙……
这些年来，老牟一直将自己定位成国务院总理那样的人物：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让南太平洋的湿润空气改良西部的沙漠；将中国的国营企业整体包装，到美国上市，狂赚美帝国主义的钱；在东北亚，重新建设一个香港城；卫星上天，无限连锁，缓解就业压力，等等天才般的构思、狂想，哪一个是普通的商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老牟的失败，不是商业，而是政治情节太根深蒂固。其实在他最为火爆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媒体或机构对他一直是讳莫如深、敬而远之的。他的首富荣誉、各种社会头衔，没有一个是由官方背景的机构认可的。说来可悲，一个自认为雄才大略、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杰，弄了半天，在主流社会的眼中只是一个游走江湖的和尚、术士，始终被排斥在精英阶层的门外！
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跟老牟同出一辙。禹庄主的许多格言妙语当时流传盛广，“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典型的农民语言，但对两个文明辨证关系的阐述，胜过许多宣传资料。但仔细一想，这不是一个在商言商的老板所应该思考的，横看竖看，总有那么一股政治情结。其实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与他比较的对象——昔日的大寨党支部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可能在老禹的心中，他认为自己从才能、头脑以及实实在在的业绩上都大大超越陈永贵。可惜他忘了，陈永贵的一步登天，与他本人的天赋、才智关系不大，只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相联。要不然，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讲究“血统论”、“唯出身论”的年代，政治历史异常复杂的陈永贵怎么可能经得起挖地三尺、一轮又一轮的政审。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善哉斯言！历史不可能假设，也不可能简单地重复。禹作敏忘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也是一个政治情结很重的人。重庆邮电大学毕业之后，就“混进”了军队（因其父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政审马虎了一点）。在部队并非根红苗正的任正非拼命工作，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好在他当的是技术兵，而非扛枪打仗的野战兵）。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老任（按理应该叫小任）尽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尽管他的手下一个个立功授奖，但他却没有得到一纸奖状，更没有能够光荣入党。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在部队里呆了近10年。1976年，“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邓小平成功复出，任正非也开始扬眉吐气了。1978年作为“毛选学习标兵”的他，以非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由邓公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自是风光无限，老父亲激动之余将他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放大用镜框小心地装好，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憋了10来年的任正非，正当意气风发，准备乘长风破万里浪时，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大裁军整体转业，无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变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骗得很惨，你相信吗？不过这是事实。可见那时的他还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但任正非与牟其中和禹作敏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点理性的力量。当他发现已经没有可能走“又红又专”的仕途时，非常果断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激情、智慧与才华全部倾注于当下的事业，而且心无旁骛。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甚至九死一生的拼搏，终于开辟了一片天地。
凡是存在过的注定要留下痕迹。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他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烙印。翻开任正非的内部讲话和华为的宣传资料，字里行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战争术语，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战争环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热血奔流。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老任并不否认这一点。反而说，一个自信的企业最大的底气来自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说，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韬武略、权谋智慧、力量和勇气，硬是打造出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甲兵团，终于将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摩托罗拉这些跨国的狮子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产品占领了一流的市场。
任正非身上烙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深深印记。他们这一代人因为特殊、复杂的家庭背景，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感”，似乎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奋斗、拼搏，从而达到赎罪之目的。那么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赎罪意识表现于外就是坚韧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奋进、燃烧的激情、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以及渗入骨髓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这一代人是天生的苦行僧，笨拙的享乐者，他们往往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们对员工说得最多的是“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