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板是如何炼成的(2)
作者：王志纲
人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出身，却不知他们的成材率远远没有科班出身者来得高。可能只有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但正是这一高赔率使他们更具传奇色彩和生命力。
就像战争年代的将军、元帅，他可能只是一个傻大黑粗的赳赳武夫，一个农民，甚至一个和尚，但是须知“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所需的一切知识，由于环境的特殊和残酷，这种学习能力惊人的快捷。洪秀全的太平军在短短的数年之内就横扫大清
的半壁江山，八旗兵被打得屁滚尿流，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几乎找不到北。如果不是出了个湖南的曾文正公，大清可能就此完结。而指挥太平军作战的亲王、元帅、大将们大多数在不久前只是深山老林中卑微的烧炭佬或贫贱的农民，除了本村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革命之前他们只有诸如“狗剩”、“发崽”、“旺财”等小名，连大号都没有。而被他们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叫娘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们则个个都是谈吐高雅的饱学之士！
可见人有没有所谓知识，尤其是书本的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至少在创业初期是这样，重要的是有没有生存的智慧和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不管是权力角逐，还是市场竞争，胜败的关键是智慧！中国有句古话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德国大学问家歌德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富豪榜上有这么多的草根老板，就非常正常了。
第二类老板出身不同，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二者之间走好钢丝，并且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是这些人不断磨练的生存秘技。
如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华西村的吴仁宝等，都可以归在这一类。他们创业时都有国营或集体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奋斗历程尽管充满艰难险阻，但往往没有前者惨烈和充满血腥。起步阶段因为他们的官方背景，政策、法律或世俗的力量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但不是阻力，反而是一种力量。这时，只要他们头脑灵活、行动快捷、兼具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一般来说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其实，对他们最严峻的考验和心灵的折磨是如何在迅速发展的企业与个人逐渐膨胀的野心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是对他们生存智慧的极限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穿梭在灰色领域或复杂迷宫中的先行者。
譬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横店集团的徐文荣都是真正意义上“与时俱进”的模范人物。二人创业之时都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根红苗正。当邓小平要全国人民向前看、奔小康时，他们自觉自愿地戴起了“红帽子”，乘着政策的春风加大了乡镇企业的步伐；当邓小平要大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要像小脚女人那样，不要受“姓资姓社”的束缚时，他们纷纷搞起了股份制改革；当政府要求加快产权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国企纷纷易帜、乡企纷纷变姓之时，他们顺理成章地摘掉“小红帽”或者指定接班人，悄悄地实现了“和平演变”。福布斯上的江浙亿万富翁相当一部分就是属于这一类。
以柳传志和李东生为代表的老板属于另一类，他们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新时期作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这一类人在“忍”字上做足了工夫，耐力之好、目光之远、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而健力宝李经纬的功亏一篑，青春宝冯根生产权改革的流产，皆因没有柳李那样的定力和耐性。
类似联想这样的企业，如果当初在市场中被消灭了，可能也就没人关心了。但不曾想，却做成了行业的一面旗帜，资产升至数百亿，全社会的目光便开始聚焦。尽管当初柳大帅仅仅向老东家借了20多万的开办费，并且这笔款项早就归还，但从根子上讲，联想集团仍属于集体资产。柳传志太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他深知自己屁股底下有一座阿里巴巴山洞，但那也是一座足可以让他灰飞烟灭的火山。所以他足足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游走于边缘，与各色人等打起太极拳，最后国家认可，上级满意，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们高兴，普天之下皆大欢喜。
李东生老谋深算的功夫也十分了得。老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外围实验，90年代末期搞了所谓的“授权经营”，这种过渡非常巧妙。当万事俱备，天时和地利都到位后，通过引进所谓的海外战略投资，自然就完成了复杂的产权改革，于是李东生也从一个“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变成了一个腰缠亿万的“资本家”。这种深谋远虑、绵长细腻的功夫不是修炼到相当境界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春兰的改制胎死腹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存量”上下工夫，难免给人留下利用职权之便侵吞国有资产的口实，而李东生的民营化之路却始终锁定企业的“增量”资产，这样他就守住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万科的王石玩的则是另外一种策略。试问，王石为什么仅仅只有区区数百万的家产？要知道他当的可是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为什么许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国股市兴风作浪的汪洋大盗们多把船弄翻了，唯独一个王石不仅把船开得平平稳稳，而且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进了新时代？
人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出身，却不知他们的成材率远远没有科班出身者来得高。可能只有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但正是这一高赔率使他们更具传奇色彩和生命力。
就像战争年代的将军、元帅，他可能只是一个傻大黑粗的赳赳武夫，一个农民，甚至一个和尚，但是须知“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所需的一切知识，由于环境的特殊和残酷，这种学习能力惊人的快捷。洪秀全的太平军在短短的数年之内就横扫大清
的半壁江山，八旗兵被打得屁滚尿流，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几乎找不到北。如果不是出了个湖南的曾文正公，大清可能就此完结。而指挥太平军作战的亲王、元帅、大将们大多数在不久前只是深山老林中卑微的烧炭佬或贫贱的农民，除了本村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革命之前他们只有诸如“狗剩”、“发崽”、“旺财”等小名，连大号都没有。而被他们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叫娘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们则个个都是谈吐高雅的饱学之士！
可见人有没有所谓知识，尤其是书本的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至少在创业初期是这样，重要的是有没有生存的智慧和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不管是权力角逐，还是市场竞争，胜败的关键是智慧！中国有句古话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德国大学问家歌德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富豪榜上有这么多的草根老板，就非常正常了。
第二类老板出身不同，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二者之间走好钢丝，并且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是这些人不断磨练的生存秘技。
如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华西村的吴仁宝等，都可以归在这一类。他们创业时都有国营或集体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奋斗历程尽管充满艰难险阻，但往往没有前者惨烈和充满血腥。起步阶段因为他们的官方背景，政策、法律或世俗的力量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但不是阻力，反而是一种力量。这时，只要他们头脑灵活、行动快捷、兼具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一般来说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其实，对他们最严峻的考验和心灵的折磨是如何在迅速发展的企业与个人逐渐膨胀的野心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是对他们生存智慧的极限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穿梭在灰色领域或复杂迷宫中的先行者。
譬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横店集团的徐文荣都是真正意义上“与时俱进”的模范人物。二人创业之时都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根红苗正。当邓小平要全国人民向前看、奔小康时，他们自觉自愿地戴起了“红帽子”，乘着政策的春风加大了乡镇企业的步伐；当邓小平要大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要像小脚女人那样，不要受“姓资姓社”的束缚时，他们纷纷搞起了股份制改革；当政府要求加快产权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国企纷纷易帜、乡企纷纷变姓之时，他们顺理成章地摘掉“小红帽”或者指定接班人，悄悄地实现了“和平演变”。福布斯上的江浙亿万富翁相当一部分就是属于这一类。
以柳传志和李东生为代表的老板属于另一类，他们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新时期作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这一类人在“忍”字上做足了工夫，耐力之好、目光之远、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而健力宝李经纬的功亏一篑，青春宝冯根生产权改革的流产，皆因没有柳李那样的定力和耐性。
类似联想这样的企业，如果当初在市场中被消灭了，可能也就没人关心了。但不曾想，却做成了行业的一面旗帜，资产升至数百亿，全社会的目光便开始聚焦。尽管当初柳大帅仅仅向老东家借了20多万的开办费，并且这笔款项早就归还，但从根子上讲，联想集团仍属于集体资产。柳传志太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他深知自己屁股底下有一座阿里巴巴山洞，但那也是一座足可以让他灰飞烟灭的火山。所以他足足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游走于边缘，与各色人等打起太极拳，最后国家认可，上级满意，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们高兴，普天之下皆大欢喜。
李东生老谋深算的功夫也十分了得。老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外围实验，90年代末期搞了所谓的“授权经营”，这种过渡非常巧妙。当万事俱备，天时和地利都到位后，通过引进所谓的海外战略投资，自然就完成了复杂的产权改革，于是李东生也从一个“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变成了一个腰缠亿万的“资本家”。这种深谋远虑、绵长细腻的功夫不是修炼到相当境界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春兰的改制胎死腹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存量”上下工夫，难免给人留下利用职权之便侵吞国有资产的口实，而李东生的民营化之路却始终锁定企业的“增量”资产，这样他就守住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万科的王石玩的则是另外一种策略。试问，王石为什么仅仅只有区区数百万的家产？要知道他当的可是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为什么许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国股市兴风作浪的汪洋大盗们多把船弄翻了，唯独一个王石不仅把船开得平平稳稳，而且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进了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