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板是如何炼成的(5)
作者：王志纲
大雨滂沱，汽车抛锚，脱掉皮鞋，卷起裤脚，冒雨推车；将废品做成“奖品”发给相关的研发人员；为了提醒生产及研发部门的领导深入实际，居然给每人送一双皮鞋。凡此种种，发生在任正非身上就一点也不奇怪。
这种怀着深深的原罪感而自觉不自觉地在苦水里泡三遍，在咸水里泡三遍，再在血水里泡三遍的精神历练，使任正非滋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长线意识及忧患意识。海尔大张旗鼓
地说，“海尔，明天的世界500强”，而任正非则郑重其事地讲，华为在三代之内不谈这个问题。在IT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老任却发出了不谐和的声音——华为的冬天要来了！比之狼来了还要恐怖。忧患、焦虑之心之情溢于言表。
据说《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是任正非亲自撰写的，发表前还叮嘱部下，不准擅自改动一个字。读完这篇流传一时的文章，感慨之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该文是新时期的《陈情表》。当年的李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让皇帝收回成命，得以在家中尽孝，而本人也因《陈情表》而青史留名。
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以缠绵、细腻的笔调传递出复杂多元的信息。只有他那个时代的人，也只有他那样复杂特殊的身世背景才会用如此委婉、曲折的手法将其心中的万千感慨，通过笔墨倾泻而出。
在文章中他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传递了一种深沉的诉求，“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上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
“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
正因如此，任正非才委婉地批评道，“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
老任在此使用的是“春秋笔法”，明里是为父母大人鸣不平，暗地里其实在说自己——我一手缔造的华为虽然不是“根红苗正”的国营企业，不像他们那样纯洁，但是我们仍然像父辈一样，“拥护革命，追随革命，爱国爱党”，我们奉公守法，照章纳税，从不乱说乱动，所以希望主流社会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不要用放大镜检视我们的纯洁度，而要用宽厚、包容的心态认同我们、接纳我们。如此就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
任正非告诉我们，其父亲母亲终其一生，仅仅就是希望主流社会能够接纳、认同及善待他们这些因不可抗力的原因而背景复杂的人。当然这种诉求是通过感人的细节描写来表达的，如老父亲将任正非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中央领导的合影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任母去世前，任正非已经早就是千万亿万富翁了，为什么任母他老人家还要苦苦攒下几万元，说是任正非不可能永远都好，留点钱好救他？华为创业之初，任正非的父母亲曾来深圳与其同住，两个老人节约得近乎吝啬，“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要便宜一些”。其实老任创办华为前，早就通过销售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赚了上千万，否则他怎么敢创办一家费力耗钱的高科技企业，那么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为什么这么“小气”？
原因只有一个，经历“文革”洗礼的他们，即便到今日内心仍然忐忑不安、忧愁满腹、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其实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畏四邻，一有风吹草动，就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于是华为总部那长长走廊上，一幅幅任正非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照片，仿佛就成了他的护身符。
任正非在文中最后说，“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除此之外还传递了多种令人玩味的信息，比如关于华为的背景。华为的巨大成功，让国内外的诸多人士对其崛起的动因产生了许多的猜测，有人说任正非是高干子弟或者有高干背景，又有人说华为有军方背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篇饱含深情的美文一经发表，这些臆测之词便不攻自破。当然，擅长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任正非也想通过这篇文章让华为的员工及社会上众多关注华为发展的人，认识另一个任正非——在铮铮铁骨、坚韧不拔背后的“侠骨柔肠”，“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我们担心的只是老任的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培养？他的继任者将怎样跨越这样的障碍？这样的战争文化能否在接班人的手中发扬光大？随着竞争的日益规范，这种穿梭于灰色领域的灵活手法是否还会有效？我们拭目以待，华为这头土狼怎样快速地进化成狮子！
华为走好。
大雨滂沱，汽车抛锚，脱掉皮鞋，卷起裤脚，冒雨推车；将废品做成“奖品”发给相关的研发人员；为了提醒生产及研发部门的领导深入实际，居然给每人送一双皮鞋。凡此种种，发生在任正非身上就一点也不奇怪。
这种怀着深深的原罪感而自觉不自觉地在苦水里泡三遍，在咸水里泡三遍，再在血水里泡三遍的精神历练，使任正非滋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长线意识及忧患意识。海尔大张旗鼓
地说，“海尔，明天的世界500强”，而任正非则郑重其事地讲，华为在三代之内不谈这个问题。在IT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老任却发出了不谐和的声音——华为的冬天要来了！比之狼来了还要恐怖。忧患、焦虑之心之情溢于言表。
据说《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是任正非亲自撰写的，发表前还叮嘱部下，不准擅自改动一个字。读完这篇流传一时的文章，感慨之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该文是新时期的《陈情表》。当年的李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让皇帝收回成命，得以在家中尽孝，而本人也因《陈情表》而青史留名。
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以缠绵、细腻的笔调传递出复杂多元的信息。只有他那个时代的人，也只有他那样复杂特殊的身世背景才会用如此委婉、曲折的手法将其心中的万千感慨，通过笔墨倾泻而出。
在文章中他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传递了一种深沉的诉求，“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上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
“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
正因如此，任正非才委婉地批评道，“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
老任在此使用的是“春秋笔法”，明里是为父母大人鸣不平，暗地里其实在说自己——我一手缔造的华为虽然不是“根红苗正”的国营企业，不像他们那样纯洁，但是我们仍然像父辈一样，“拥护革命，追随革命，爱国爱党”，我们奉公守法，照章纳税，从不乱说乱动，所以希望主流社会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不要用放大镜检视我们的纯洁度，而要用宽厚、包容的心态认同我们、接纳我们。如此就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
任正非告诉我们，其父亲母亲终其一生，仅仅就是希望主流社会能够接纳、认同及善待他们这些因不可抗力的原因而背景复杂的人。当然这种诉求是通过感人的细节描写来表达的，如老父亲将任正非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中央领导的合影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任母去世前，任正非已经早就是千万亿万富翁了，为什么任母他老人家还要苦苦攒下几万元，说是任正非不可能永远都好，留点钱好救他？华为创业之初，任正非的父母亲曾来深圳与其同住，两个老人节约得近乎吝啬，“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要便宜一些”。其实老任创办华为前，早就通过销售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赚了上千万，否则他怎么敢创办一家费力耗钱的高科技企业，那么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为什么这么“小气”？
原因只有一个，经历“文革”洗礼的他们，即便到今日内心仍然忐忑不安、忧愁满腹、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其实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畏四邻，一有风吹草动，就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于是华为总部那长长走廊上，一幅幅任正非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照片，仿佛就成了他的护身符。
任正非在文中最后说，“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除此之外还传递了多种令人玩味的信息，比如关于华为的背景。华为的巨大成功，让国内外的诸多人士对其崛起的动因产生了许多的猜测，有人说任正非是高干子弟或者有高干背景，又有人说华为有军方背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篇饱含深情的美文一经发表，这些臆测之词便不攻自破。当然，擅长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任正非也想通过这篇文章让华为的员工及社会上众多关注华为发展的人，认识另一个任正非——在铮铮铁骨、坚韧不拔背后的“侠骨柔肠”，“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我们担心的只是老任的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培养？他的继任者将怎样跨越这样的障碍？这样的战争文化能否在接班人的手中发扬光大？随着竞争的日益规范，这种穿梭于灰色领域的灵活手法是否还会有效？我们拭目以待，华为这头土狼怎样快速地进化成狮子！
华为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