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经理人十大事件
自1999年华帝的姚吉庆为中国职业经理人揭开序幕，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一直都是“刀尖上的舞者”。
姚吉庆事件
——幕起中国职业经理人时代
1999年10月28日，姚吉庆被推到国内燃气灶巨头——广东中山华帝燃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华帝集团总经理的职位上，公司创业的七位老板全部退位让贤，姚吉庆一举成名，成为“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2002年3月底姚吉庆离开华帝集团，4月初就任威莱数码（中山）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ceo。
姚吉庆，在中国企业界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他毫不犹豫地把“螃蟹”吃下去的时候，他就已经走进了一个鲜花与荆棘并生的世界。“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这不仅是一面在中国树起的流行旗帜，而且是一个影响着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时代符号。如今的他，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由职业经理人到老板的蝶变，然而在提到职业经理人的时候，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目光锁定在这位时代先行者的身上。
祝剑秋事件
——资本重压下的牺牲品
1992年，祝剑秋加盟北大方正集团。1993年担任上海方正新技术公司总经理，率上海方正公司进入了“上海百强企业”。1998年任上海方正延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总裁。在其入主之后，作为方正集团核心业务的方正电脑发展迅猛，市场占有率一直稳居全国第二、亚太十强。2000年10月，祝剑秋当选为“2000年度跨世纪人才十大新闻人物”，风头一时无出其右。2001年6月份祝剑秋辞去方正科技总裁职务，现任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朝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姚吉庆似乎是民营资本力量下的牺牲者，而祝剑秋则在国有经济的路上演绎了另一种悲哀，一路悲歌让祝剑秋心灰意冷，最终向世人展示了他“再也不去国营企业工作”的最后决裂。
方正，经理人落幕的舞台？
熟悉方正历史的人都知道，方正高层变动之频繁，是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所罕见的：1992年，总经理楼滨龙下台；1995年，创业者之一的晏懋洵出局，总工宋再生被撤，张玉峰则走上前台，做了集团总裁；1997年，张兆东替换贺文成为总裁，张玉峰由此历任董事长一职，直到被排除在董事会之外。此后，又发生了被传媒称为“9月风暴”的逼宫事件。紧接着，香港方正第二大股东代表渠万春提出要王选辞职。方正，似乎成为了经理人落幕的舞台，后面的事实也证明了，祝剑秋的进入并不能扭转这一厄运。
祝剑秋是在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方正结缘的，在祝剑秋的眼里，方正是充满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在反复衡量之后，他最终选择了离开报社。祝剑秋进入方正一干就是8年。从一个业务员起步，做到主持沈阳方正、上海方正的工作，后来就任方正集团副总裁。
一路走来，祝剑秋开始认识到方正有一个国有企业的通病——在机制和产权问题上，到底是谁代表资本并不明确。在一个企业里，本来应该说企业的话，但在方正里却到处流行着政治的语言。对此，他曾尖锐地批评道：“学校办企业，既不懂企业，也不懂市场。跟普通国企比，校办企业的管理更差。”
不过，说归说，在方正历次斗争中，祝剑秋总是躲得远远的，可是，谨慎的祝剑秋却没能躲过2001年6月的“方正风暴”。就在这次风暴中，祝剑秋被迫离开了方正。至此，心灰意冷的祝剑秋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再不去国有企业。
陆强华事件
——道德缺失的职业悲哀
2000年起，陆强华任东菱集团总裁兼销售总经理。在与高路华的老板黄仕灵不欢而散后，自己创办了上海人众电器集团公司。
在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为职业经理人的不幸遭遇而感到同情和悲哀，因为他们往往都是在缺乏完善的体制下遭受了无奈和不幸。但是，陆强华的“悲哀”绝对不属于这一类，他的事迹，被称为中国职业经理人“绝版反面教材”：从创维率众将出走，与创维老板黄宏生几次闹上法庭并在全国大打新闻口水战；高路华老板黄仕灵不顾人们对其的种种道德非议，为了重振高路华毅然决定起用这个最知名的“问题职业经理人”，可惜，陆强华再一次掀起了“黄陆之争”，还让黄仕灵到上海的司法机关吃了几天苦头。至此，陆强华已经成了一个让所有老板都“害怕”的职业经理人。
王惟尊事件
——职业经理人的中国本色
王惟尊，1993年以mba的身份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曾任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广西喷施宝的经历，使他成为轰动业界的“中国职业经理人第一案”主角。现任中欧国际管理学院市场及公共关系部主任。
在进入公司不久就发现公司的上亿元的假账并秉承一个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本性和中国共产党员的纪律忠贞揭发了老板的不法行为，然而结果却是自己身陷监狱大牢九个月，每天高念“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口号被要求改造。人们不难想像这个似乎有点滑稽的场景，又不免遐想猜测，这个以解决困难企业出名的职业经理人缘何遭受如此“待遇”呢？这里的经理人，就是当时引起社会极大轰动的“中国职业经理人第一案”的主角——王惟尊。
李汉生事件
——两种文化的较量
李汉生1999年5月加盟北大方正，任方正（香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总裁。2000年下半年，李汉生就任方正数码有限公司的总裁。2002年8月初，辞去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总裁一职。
作为第一个从外企跳槽到国企的高级职业经理人，李汉生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这个出身香港，在惠普（中国）公司用12年时间做到副总裁位子的it人，1999年5月离开惠普加盟北大方正时的爆炸性冲击波，在业内至少震荡了半年。方正上下都把他看成“救世主”，希望他能够把方正电子公司从深渊里拉到山顶上。然而人们对他的期望太高了，在这阵旋风过后，人们发现李汉生的外国功夫在中国观众面前并没有市场，李汉生的“喂养”只是让方正电子在吃到虚胖之后又反弹回本来身段罢了。
倪润峰事件
——英雄主义的夕阳悲歌
倪润峰，1988年6月起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在他的带领下，长虹彩电逐步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牌产品，中国电子第一品牌。2004年，以年龄为由，倪润峰不再担任四川长虹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领导职务。由41岁的赵勇接任为长虹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倪润峰的退休引起众多猜测。虽然国家规定，国企领导一到60岁就要退休，但四川省有关部门一位人士私下说，如果长虹业绩很好，倪润峰干到65岁也未必不可能。
作为一大股东，政府当然要求经营者的去留与业绩挂钩。而长虹在绵阳甚至在四川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虹贡献的利税一度占到绵阳市财政收入的一半。“长虹的改革发展、生产经营和业绩表现对绵阳和整个四川的经济影响很大。”四川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甘道明在解释长虹换帅的原因时这样说道。
按这种说法来看长虹过往的业绩，的确可以看出倪润峰的命运与长虹业绩紧密相连。
经过三次价格战，长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奠定了自己的江山，但在2000年，倪润峰因估计失误，企图以囤积彩管打压对手，导致库存增加，原有市场被侵蚀，集团利润下降，倪润峰“被逼”退位。2001年复出时，就有人认为这是政府有意寄望于倪润峰，希望凭借他的能力带领长虹走出低谷，重振雄风。倪润峰上任后，连烧“三把火”：大范围降价、推出精显王背投彩电、诊治长虹的“大企业病”。但效果并不明显。在2004年5月发布的“2004年（第18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只以158亿元名列12。2001年倪润峰复出，大刀阔斧改革，长虹业绩有了起色，但未能再续1997年的辉煌，在这个背景下，倪润峰一到国家规定年龄便退休，就不难理解了。
另一方面，早在1999年，倪润峰就制定了“民营化”计划，希望能够达到“未来国有股会逐步退出，长虹将成为民营企业”的愿望。但后因财政部叫停国有股减持未果。2002年5月，长虹明确提出以管理层收购的方式，实现长虹“民营化”。但2002年6月，绵阳市旋即出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期股激励试行办法》，规定了国企经营管理者获得股权的资金来源。这和长虹提出的民营化，即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想法相去甚远。改制未竟也成为了倪润峰心中极大的遗憾。
作为第一代在改革中崛起的企业家，倪润峰靠着自己的智慧与人格魅力、领袖精神，驰骋业界19年，振兴了一代国企。当倪润峰1985年接手长虹国营机器厂的时候，长虹资产只有三四千万元，但在其执掌20年后，现在长虹企业净资产已达130多亿元，增长了350多倍，长虹的品牌价值也迅速攀升至360多亿元。在这20年间，倪润峰带领长虹全体员工一路“披荆斩棘”，几起几落，当仁不让地成为长虹企业坚定不移的“舵手”和引以为豪的“英雄”。但如今，在技术与知识已经开始担当主角的新时代里，倪润峰显然已完成了第一代企业人的使命，舞台上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英雄谢幕，令人唏嘘不已，在其转身的背后，包含着太多的沉重和悲伤，他的去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国企英雄时代的终结。
吴士宏事件
——盛装下的落寞
外表温文、满脸带笑的吴士宏，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1985年7月进入ibm公司，历任大客户销售代表、销售经理。1998年2月，吴士宏受聘为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成为it界风云女性。1999年加盟tcl集团，任tcl集团常务董事副总裁，tcl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她被《商业周刊》（亚洲版）列为“亚洲风云人物”。2002年12月1日，离开tcl集团。
吴士宏是中国职业经理人群体中的一个争议极大的人物。从一名医护人员一步步到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她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浓厚的传奇色彩。近年的微软事件和tcl事件更一度让她处于争议的风暴中心。
1999年年底，吴士宏接受李东生的盛情邀请，加盟tcl集团，并提出“将中国的企业做到国际上去”的长远发展目标。经过任职前的高调日子后，吴士宏在投身新东家的最初半年时间里，一直保持低调。吴士宏利用这段时间对整个tcl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了解，她甚至亲自去看了电工的车间。经过同tcl各部分高层的接触之后，吴士宏逐步形成了tcl的战略拓展规划：以tcl现有的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为基础，对tcl旗下的全部产品进行整合，推动tcl从传统家电制造和销售厂商发展成为信息化的国际大企业。这个规划得到了tcl集团上下的认可和支持。
外界分析，李东生当初请吴士宏来tcl，看中的是她在it界里的影响力和丰富的经验。李东生曾有着较强的“it情结”，他曾经坚信，要做一个国际型的大企业，it将会是“龙门一跃”。请吴士宏来，就是为了让她帮助自己实现这个远大理想，将tcl在业界的形象实行飞跃。但现在，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李东生的决心也随之动摇，而吴士宏便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有知情者透露，吴士宏离开tcl，曾获得tcl巨额补偿。业内有人士据此分析，吴士宏在初步完成资本积累并离开tcl后，有可能借此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无论怎样，“打工女皇”吴士宏已盛装落幕。虽然在外人看来带着悲剧色彩，但对于吴士宏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新剧目的开始。她曾表示：“在事业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事业的飞扬或折翅，都使我看到后面还有那么多理想。我觉得自己现在还挺能折腾，归根到底，这是我喜欢做的事。”
屈云波事件
——终结空降兵时代
在没进入科龙之前，屈云波已经有一份彰现他学者风范的耀目履历：曾创办郑州市三联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现该公司已成为河南省最大的计算机软硬件经销商；曾任北京派力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现该公司已成为在中国营销管理咨询、营销人员培训和营销知识传播方面最具声誉的公司之一；曾任《派力营销思想库》和《派力管理思想库》主编。
1998年王国端接过科龙权力棒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场人事革命。两年后，原北京派力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屈云波加盟科龙就被看成是这种背景下的结果。2000年3月，屈云波“空降”科龙电器公司，就任主管营销的副总裁。
屈云波喜欢著书立说，喜欢传经布道，如果他搞教学搞咨询，但理论与实践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屈云波在科龙的两年恰恰是科龙业绩大幅下滑的两年。虽然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但从实战的角度来说，他无疑遭遇了失败。
科龙集团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层干部作了这样的分析：空降兵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空降兵没有适应和改造企业文化的充分时间，容易陷入孤军作战：屈云波在科龙遭到不少原班人马的激烈抨击，不少营销老将就是不买他的账。
另外，虽然屈云波深知完善机制的重要性，但他被日常性的事务工作缠住了，并没有时间进行机制改革，再加上他换人很随便，因而企业并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机制。
褚时健事件
——国企变革的牺牲者
褚时健，原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1997年2月8日因贪污公款被监视，同年7月10日被逮捕。
可以说，晚节不保不仅仅是褚时健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中国整个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群体的悲剧，更是中国这个经济转型期时代的制度悲剧，这件已经尘埃落定多时的事件仍然在引发着人们的深思。
在那场被称为“历史性的审判”中，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的形式贪污公款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但是，一直到褚时健服刑，这笔钱都没有到达他的个人账户。
褚时健说：“上级规定企业厂长可拿工人奖励的1~3倍，但实际上，我们厂的领导层一直只拿工人奖励的平均数。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前的工资是92元，奖金是当时全厂最高的6元，再加上其他的总共月收入才110元。十年后的今天，厂子搞好了，我现在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奖项，总共可达到1000元。”
据纽约酬薪顾问波尔·墨依对美国200家最大公司的调查，通常公司最高级管理者的报酬构成是：21%的工资，27%的短期（年度）奖励，16%的长期激励，36%的以股票为基础的酬劳。按照这样的报酬结构计算，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170万美元。
把褚时健的全部所得都算上，与国际同等企业最高管理者的收入有着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必然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理刺激，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不平衡。当企业发展一般或者苦苦支撑的时候，这种不平衡还不会显现或者不太明显；但一旦企业达到辉煌以后，这种心理刺激就会逐渐强烈。
实际上，随着国门的逐步开放，中国的所有企业家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的一切与国外同行们进行着比较。当他们比较企业运作手段的时候，就会产生现代的经营理念，促进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当他们比较自身得失的时候，难免就会产生心理失衡，进而产生腐败和贪污。
李金水事件
——给自己一条后路
李金水，1976年开始从事it行业。曾先后在利多富、icl、ncr、天腾等公司担任多种职务。1997年随着天腾公司被收购而加入康柏；2000年5月，担任中国区第一副总裁，负责中国区的销售管理工作；2001年1月正式出任康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负责康柏电脑公司在中国的所有业务。2002年3月15日，李金水辞去康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职务，离开康柏。现任安雅咨询顾问公司总裁。
从1976年开始出来工作，喜欢趟外企的深水，又在6年中经历了四次企业合并。戏称自己是多次改嫁的女人，终于不愿再做女人的李金水炒了老板的鱿鱼，轻松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
舆论的口诛笔伐还没来得及去解剖问题经理人的道德神经，更多的ceo已在“个人理由”无力遮盖的业绩嘲讽中应声倒下。从他们被鲜花、掌声和殷切目光送到权力之巅的那天起，聘者和被聘者相互认知的错位使败走麦城的隐喻似乎就早已注定。救火者出于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而过分神化了经理人的作用明显缺乏理性，资本对知本的放大效应也为职业经理人制造了太多“一步三回头”的心理负担，偏差累加的后果最终就演化成了竭尽全力的知本被清洗离场的唏嘘结局。或许，这已是喜欢越俎代庖同时又不太专业的董事会对他们最为仁至义尽的施舍了。
当然，名企ceo的浮沉故事大可以当作璀璨烟花撒下的满地流光，报刊杂志偶尔粉墨登场的相关“专题报道”也会被当成花边新闻一样读完就束之高阁。但是，“如果深藏的职业经理人在中国生存、成长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就极有可能毁掉这一代职业经理人成长的基础，中国企业在不远将来的国际竞争中，将面临整体竞争力与话语权的丧失”——龙新勇的这句警示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链接1：什么是职业经理人
从产权理论的角度看，所谓职业经理人，是指在一个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中承担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对法人财产拥有经营权和管理权，由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市场（包括社会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企业内部职业经理人市场）中聘任，而其自身以年薪、股票期权等为获得报酬主要方式的职业化企业经营管理专家。
简而言之，职业经理人就是一个职业人，一个通过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出售自己的管理能力，以换取企业所提供的货币、股份等作为报酬的人。（这是本书所提出的关于职业经理人的“定义”。）
链接2：西方职业经理人的发展历史
1841年10月15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铁路上发生了一起两列客车迎头相撞的事故。社会公众反响强烈，认为铁路企业的业主没有能力管理好这种现代企业。在州议会的推动下，对企业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选择有管理才能的人来担任企业的管理者，世界上第一个经理人就这样诞生了。
发达国家职业经理人阶层的生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41年世界上第一位职业经理诞生到1925年美国管理协会成立。这个阶段标志着西方企业基本完成了业主式（或世袭式）经营企业到以聘用经理人来经营企业的转换，也可以看做职业经理人的成长期，而西方的企业制度也基本形成了近代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第二阶段：从1925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随着美国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的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80%以上的西方企业都聘请了职业经理人，标志着西方的职业经理人阶层的成熟，它的企业制度完成了近代公司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过渡。
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并且出现了许多所谓的“后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制度创新，而职业经理人阶层也不断走向完善，并成为西方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一个阶层。职业经理人研究方面的理论也已经成熟并系统化，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和培训机制也非常健全。
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职业经理人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和完善的阶层，他们在发达国家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链接3：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发展历史
相对于发达国家职业经理人1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国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还很不成熟，我国职业经理人主要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土壤产生。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十余年中国有企业开始转变为真正的企业，明晰产权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阶段：1994年《公司法》正式实施，为经理人的职业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并对职业经理人的职权做了界定，随之而来的“中国职业经理人第一案——王惟尊案”更多的是在法律的范畴内对职业经理人市场规范作了全面探索，从此打开了走向规范的中国职业经理人时代之门。
第三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大量外资企业抢摊中国市场。并且为了应对“狼来了”的挑战，催生了职业经理人的巨大需求，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呼唤职业经理人的声音空前高涨。